苏联为什么那么多人叫列宁？

        解放、建国、援朝、跃进、红兵……这些既是政治词汇，也是曾经在中国大陆流行过的人名。在革命时代，为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既是父母个人的选择，也会受到大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改变人名，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其实为孩子起“革命新名”的现象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便已出现，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构思复杂、花样繁多，今天看来倒也不失为一段趣史。

当革命英雄取代宗教圣人

        1920年11月27日，苏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今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市，工人约瑟夫•伊万诺维奇•马科夫斯基的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时约瑟夫•伊万诺维奇正以第八次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开会，于是他的老婆代表他参加了家乡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为约瑟夫•伊万诺维奇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字。

        之后，经党组织开会决定：为了继承古罗马伟大英雄、奴隶起义领袖的荣光，特将约瑟夫•伊万诺维奇之子命名为“斯巴达克”（Spartak）。开会归来的约瑟夫•伊万诺维奇也举双手赞成这个决定。后来，这个名叫斯巴达克•约瑟福维奇•马科夫斯基的孩子在战争中成了一名王牌飞行员，1944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如果小斯巴达克早五年出生，那么起名的方式就不同了。首先他会被父母带到教堂（而不是党支部），由神父从东正教的历书中为他选一个名字（也许是伊万，但绝不可能是斯巴达克），然后接受洗礼。

        十月革命前，为新生儿取名是教会的一项传统职责。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同拜占庭帝国结盟，随后他把基辅城的居民统统赶进了第聂伯河接受拜占庭神父的洗礼，从此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成为国教。基督教化对俄罗斯人名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在拜占庭神父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古俄罗斯人秉承着自由取名的传统，例如，生得面白就叫Bel（别尔），长麻子就叫Ryaboy（皮亚博伊），排行第三就叫Tret’yak（特列季亚克）。当然名叫Durak（杜拉克）的不一定是“傻蛋”，古俄罗斯人也相信“坏名字”反而能保佑孩子避开魔鬼的伤害，这和我国的“狗剩”是一个道理。基督教化之后，自由取名便被“圣历取名”取代了。

        

        东正教的圣人历又叫月份人名表（Месячные минеи），里面收录了2500多位圣徒，他们的名字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日子。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圣历中包括900多个男名和250个左右的女名。神父在新生儿洗礼前，先翻阅历书查看当天的历书名，是什么就给孩子取什么名。当然，圣历中的名字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比如“伊万”（源自“约翰”）就出现了170次，几乎隔几天就会出现一次，因此俄国叫伊万的人格外多。总之，那时父母在给孩子取名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自主权，就算当天圣历上的名字足够多，要选哪一个也要经过神父的同意。

        但一切在十月革命后都起了变化。1918年1月，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930年之后，另一个弗拉基米尔签署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命令》，将革命后的苏俄变成了一个世俗国家。根据列宁签署的法令，婚姻和生育的登记改由民政机关管理。这就意味着为新生儿取名的权力又从教会回到了父母的手中。而在一些先进分子看来，历书名是陈腐的旧时代的遗物，革命则应以一代新人取代旧人，因此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的名字应该符合未来新社会的特点。

法国大革命的改名前奏

        这一切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早在1789年，孔多塞便说：“（革命）一刹那间就可把今天的人和明天的人拉开一个世纪”，而法国大革命“改良”文化的构建，也是从非基督教化开始的，度量、历法、称呼、服饰都要与“陋俗时代”划清界限，当然人名也在其中。

        比如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就把名字改成“菲利普•平等”（Philippe Égalité），而他的妹妹巴蒂尔德则改叫“女公民•真理”（Citoyenne Vérité）。政治活动家巴贝夫，原名叫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ël），1794年他把名字改成Gracchus，源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姓氏。

        

        根据彼得•麦克菲《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一书的统计，在共和二年（1793-94年），普瓦捷市（Poitiers）593个新生儿之中只有62个起的是传统的基督教名，而在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抽调的430名新生儿中，55%取了与“自然”或“共和历”相关的名字，如Rose（玫瑰）、Laurier（月桂叶）、Floréal（花月）；24%起的是反映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名字，如Liberté（自由）、Victoire（胜利）、La Montagne（山岳）；12%取的是古代英雄的名字，如Brutus（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Mucius Scaevola（古罗马英雄）；9%取了革命英雄的名字，如Lepelletier（雷佩尔提）、Marat（马拉），最奇特的是上阿尔卑斯省的一对父母给女儿起名叫Phytogyneantrope，意思是“生的儿子都是英勇战士的女人”。

        十月革命后，苏俄（联）的“革命新名热”几乎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翻版。除斯巴达克之外，如起义领袖拉辛（Razin），如法国革命领袖马拉（Marat）、丹东（Danton）都是流行的新名，加里波第（Garibal'di）自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红军将领伏龙芝则给他1923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Timur，取“铁”与“帖木儿”的双重含义。

        

领袖名字大变形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相比，十月革命后创造的“新名”更加复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领袖名字的改造变形。

        比如，有人就以早期革命领袖的名字为孩子取名。一个女孩取名为Inessa，是因为革命家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取名叫Klara，是因为那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名字；取名叫Roza，不是因为玫瑰，而是因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Zhenin（热妮），源自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Karl（卡尔），既是马克思（Karl Marx）又是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当然，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也是一系列“革命新名”的来源。根据B.I.科洛尼茨基在《革命人名：20世纪20-30年代的俄国人名与政治意识》一文中的统计，二月革命以后，叫“尼古拉”的孩子的数量大大减少，而在沙皇时代这几乎是个烂大街的名字。与此相反，托列宁的福，“弗拉基米尔”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例如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地，在1908-1916年只有1.4%的孩子取名为“弗拉基米尔”，而到1922-1928年，这一比例暴增至12.4%，到1941-1949年，更是占到了12.6%。

        但人们并不满足于“弗拉基米尔”一个名字，于是还有人给孩子起名叫“伊里奇”，或者干脆就叫“列宁”、“列宁娜”。

        同时，也有人在起名时玩文字游戏般地变换列宁的名字。有用首字母组合成新名的，比如Vil（维尔）=Vladimir Il'ich Lenin（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有取音节组成新名的，比如俄罗斯前总理谢尔盖•弗拉季连诺维奇•基里延科的父亲就名叫Vladilen（弗拉季连），这个名字是Vladimir的前五个音节再加上Lenin的一个半音节。

        此外，还有人使用倒序法，以Ninel'（尼涅利）为代表，这个名字就是把Lenin倒过来写。有的名字极为复杂，比如Lorieks（洛里埃克斯）是由Lenin（列宁）、Oktyabr'skaya revolyutsiya（十月革命）、Industrializatsiya（工业化）、Elektrifikatsiya（电气化）、Kollektivizatsiya（集体化）和Sotsializm（社会主义）六个词的首字母缩写组成的；

        姚青山、李世骏在《俄罗斯人的姓名》一文中列举了20个含义可考的与列宁有关的名字，但根据笔者的统计，这些名字的数量起码有139个。最极端的例子出现于1924年，一名42岁的工人将自己的名、父称和姓氏全部改成与列宁相关，他的新名字就叫伊利亚•乌里扬诺维奇•列宁努莫夫（Il'ia Ul'ianovic Leninumov）。

        还有人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的名字为孩子取名，比如Dzerzh便源自捷尔任斯基。不过取名叫Zinovii（源自季诺维也夫）、Ledav（托洛茨基名和父称的缩写）或Bukhalina（源自布哈林）的孩子比较不幸，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改名，甚至不少姓“托洛茨基”（Trotsky）的家庭也被迫改姓“特洛伊茨基”（Troisky），讽刺的是这个词本是“三位一体”的意思。

        

        也有人将革命导师们的名字缩略成一个词，比如马克思（Mar）加列宁（Len）是Marlen。在所有苏联领导人中，只有斯大林可以和马恩列并列，于是马克思（M）、恩格斯（E）、列宁（L）加斯大林（S），就成了Mels，后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人借题发挥，又加上了乔巴山，于是出现了Melschoi这个名字。

五花八门的革命新名

        与中国人不同，俄罗斯人对名字的选择十分有限，选来选去也不过是圣历上的那几百个名字。当教会限制解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年轻父母们的创想，于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革命新名。

        有人以科学名词为孩子取名，比如1925年出生的艺术家格里•科尔热夫名字的意思是“氦”（Гелий），无独有偶，同年出生的作家拉迪•波格金的名字意为“镭”（Радий）。还有人以矿物为孩子取名，比如曾隐居在伊尔库茨克针叶林地区的地质学家维克托•格拉尼托维奇•安季平的父亲就叫“花岗岩”（Гранит）；还有人干脆就给孩子起名叫Трактор（拖拉机）、Антенна（天线）或者Комбайн（收割机）。

        著名作家布尔加科夫在1925年写过一篇《狗心》，里面有个人物叫波利格拉夫•波利格拉福维奇•沙里科夫（Poligraf Poligrafovich Sharikov），名字取“测谎仪”之意，与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Akakii Akakievich，意为“大衣”）如出一辙，间接地讽刺了这股制造新名的风潮。

        其次，缩写词也在“革命新名”中大行其道，比较流行的如Ikki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缩写，Kim是“青共国际”的缩写，Rem是“革命、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缩写，Mirra是“世界革命”的缩写。

        有些干脆就是革命口号的缩写，Vektor是“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的缩写，Dazvsemir是“世界革命万岁”的缩写，Pyatvchet是“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缩写，而Dolonegrama这个名字则更有趣：Doloy negramotnost'!（打倒文盲！）

        

        这股造名热潮在1930年代后逐渐沉寂下来，而众多新创的名字也只有极少数存留了下来，如同中国的“解放”、“建国”、“援朝”一样，“革命新名”成为一代人的标签。

        到苏联末期，最受欢迎的名字依旧是亚历山大、谢尔盖、叶莲娜、娜塔莉亚这样的传统名字，历书名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曾经轰轰烈烈的造名运动，也随着时光的流逝、“革命一代”的凋零，最终成为历史角落中被尘封的记忆。

        阅读链接：

        1.刘星华《俄语姓名用法详解》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7年

        2.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1.

        4. Stephen Wilson. The Means of Naming: A Social History. Routledge, 2003.

        5. Kolonitskii B.I. 'Revolutionary Names': Russian Personal Name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 Revolutionary Russia, 1993, Vol.6 (No.2):2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