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文革”时曾倾全家之力连夜抄写《水经注》笔记

        【编者按】

        陈桥驿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父陈质夫是清末举人，孙伏园、陈建功都是他的学生。陈家藏书丰富，陈桥驿幼时即从祖父那里听《水经注》的故事，而后几十年专注郦学。“文革”时期，陈桥驿遭受批判，仍心心念念于他的《水经注》研究。

        陈桥驿在《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即讲述了这些故事。在此，编者节选部分文字，聊以纪念。本文原载《书林》1980年第三期，后收入《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缘起儿时，听祖父讲《水经注》的异闻故事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最饶有趣味的事，就是听祖父讲故事，讲了一个，再要一个，每晚都纠缠不休。我祖父是个老学究，酷爱孙子，真是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故事。有许多故事，是我长期不会忘记的。

        例如，他讲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越王勾践杀死了有功劳的大夫文种，把他葬在这座山上，过了一年，那个同样很有功劳而被吴王夫差杀死的伍子胥就来把他带走，一同当了潮神。又如他讲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海中，忽然飞到这里，还有好几百家压在山底下呢。

        祖父的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但是每当我纠缠他讲故事之时，我看他总是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翻阅一回，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至少已经懂得，他所讲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必然与这些小本子有关。因此，在他书房里的许多书本之中，对于这一叠小本子，我从小就怀着一种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读一点文言文了，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叠使我肃然起敬的小本子，原来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经注》。原来使我十分神秘的，这些书上竟然写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这时才知道，葬着文种的“重山”和从东武县飞来的“怪山”，都不过是其中一篇《渐江水注》中的记载。

        年齿稍长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从《水经注》抄出的诸如“重山”、“怪山”一类的异闻超过四百处，难怪我祖父只要翻动几页，就可以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对这类异闻已经不感兴趣，而开始十分喜爱此书中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文字。的确，自古以来，记载山川风景的文章车载斗量，但以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生动而论，实在没有超过《水经注》的。

“文革”浩劫：胆大包天，倾全家之力抄录《水经注》笔记

        1966年以前，陈桥驿先生关于《水经注》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几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文革”中，它们都未能幸免于难。（编者注）

        但在这场几乎断送我们党和国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经注》研究也同样不能幸免。我是这场灾难一开始的所谓“横扫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张作为灾难讯号的北京大学大字报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报就像毒箭一样地射满了我的全身，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对我研究《水经注》的攻击。我在1964年发表的《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曾经引用刘继庄称誉此书的“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话就成为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罪证。接着就是挂牌、示众、抄家……我的几千张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这样闹了两个月，接着来了“大串连”，以后，打击的矛头又转向“走资派”。我除了白天劳动或在牛棚里写“检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经注》和其他书籍，特别是那十几本多年心血的笔记，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经注》研究。而且我又发现，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其大小刚刚可以套入当时人人必带的那本“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两册，其厚薄也大致相当。我本来是个胆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居然“胆大包天”，天天随带这种伪装的“红宝书”，在牛棚里阅读起来。尽管当时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两个“牛鬼”，监视也不很严，但这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动，一旦被察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8年4月“清队”开始以后，形势又陡然紧张起来，我的妻子有鉴于几千张的损失，就设法把十几本笔记转移到萧山，但萧山也同样有林彪和“四人帮”爪牙，同样有那些对学术、文化嫉恶如仇的人。尽管为我们保藏笔记的萧山朋友行动迅速，——发现事情暴露，立刻把它们送回杭州。但萧山的“造反派”随即赶到，于1968年6月30日对我进行了联合“提审”，勒令我交出罪证——《水经注》笔记。由我妻子出面推说放到了乡下为由，总算展限五天。

        这五天之中，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冒险的奋斗。白天，我必须出去劳动改造。晚上，全家出动抄录，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灯光下，尽最大努力，通宵达旦地要把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一个底本。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当然能够胜任。我的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对于我写的行书，认起来实在相当困难，但是也坚持着边问边抄；我的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天文学的小儿子，当时还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但也自告奋勇地熬着夜在屋前屋后放哨，以防突然袭击。这样，在我于五天后拿着这十几本本子忍痛上交时，总算已经录出了一个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随即于1968年8月被关进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这本底本送到永康县友人处保藏，直到我于1969年底从牛棚出来以后，这个底本也从永康回到了杭州。虽然条件仍然艰苦，形势也仍然险恶，但我毕竟又可悄悄地读我爱读的《水经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