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

        一、

        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差异颇大的主张，可以称之为自由市场派、主流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不同主张之间的辩论，使中国三农政策可能更加健康，及更能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

        自由市场派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成绩来自于市场导向的改革，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仍然是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当前三农领域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未能完全以市场来配置资源，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确权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市一体化。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城乡资源流动的一体化，包括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

        自由市场派认为，不仅应当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而且要让土地自由流动。农村土地确权，其目的就是要让土地流动起来，只有土地自由流动，农民才能用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取进城安居所需第一桶金。自由市场派称之为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也称之为拔根与落地并举的城市化。

        在自由市场派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很简单，即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就可以最优化，三农问题就自然可以解决。因为当前土地集体所有制影响土地流转，所以自由市场派主张土地私有化。因为资本具有极强的占有土地的愿望，自由市场派就认为，应当允许的资本下乡流转农民土地。

        而主流政策派是当前中国三农政策的主导派别，是现行三农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人。主流政策派与自由市场派在政策主张上有三大差异，第一是认为，三农政策必须考虑中国当下仍有接近9亿农民的现实，而不能只考虑农业问题和资源配置问题；第二是认为，全世界农业的主流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搞大规模的工商资本下乡的现代农业，中国目前不具备条件，将来也未必可以搞得成；第三是认为，中国这样的原住民为主的国家，农业是与村庄结合在一起的，而村庄是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的小规模农业与工商资本的大农业是不同的。

        因此，主流政策派的政策目标是建设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主流政策派认为，国家三农政策应当重点扶持以家庭农场为典型代表的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这样一家有百亩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从而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同时，主流政策派认识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非可以立即培育完成，其中原因是中国还有9亿人口依托于土地，有2.5亿户左右的农户，而全国20亿亩耕地最多可以容纳2000万个家庭农场。主流政策派认为，应该做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逐步让农民脱离农村和农业进城结合起来。

        小农经济派主张保留当前以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现行农地制度，尤其是要看到老人农业在种粮上的高效率。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杰出成就，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当前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欧美日的1/7，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很小，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面，中国农民进城却大部分无法在城市安居的情况还将持续多年，这种状况具有合理性，也是中国可以获得社会结构弹性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一个农民家庭，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获得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消费比较少，农民家庭就会有较多收入，而只有较低支出，这样农民家庭就可以顺利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正是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天下无敌。

        同时，在当前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面，如果生产环节的基本公共品可以由地方政府或村社集体提供，则以老人种粮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就具有极大活力，这个活力尤其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老人种粮，都是精耕细作，亩产都是很高的。正是老人种粮才可以保证粮食安全；二是，相对来讲，农业是一个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结合，春播只能秋收，其间的主要劳动是田间管理，真正农忙时间很少。中老年农民的退养可以与种粮有机结合起来，花费劳动不多，农业收入不少；三是借助农业生产搞庭院经济，有自给自足经济，从而不花钱而有较多物质收获；四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形成村庄熟人社会的关系，又在此基础上形成基层治理格局。

        对于农民来讲，“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很难致富，但是，在农民家庭年富力强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背景下面，留村务农的老年人种田，10亩，不计劳动投入，每年可以有1万元收入，富业可以有1万元收入，自给自足经济极大地减少了生活支出。也就是说，仅仅是务农可以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这样就使进城务工成员的工资收入作为现金储存下来以备急需和以做大事（建房、小孩考大学、结婚生子）。

        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为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强大的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因为经济周期而失业返乡的农民，只要他们还有土地，他们就可以回得来住得下过得好。农民工返乡务农，收入是减少了，问题是支出也减少了，相对于工厂生产线上每天12小时工作，务农是不错的休息休闲。

        小农经济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应对经济周期，而且降低了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压力，从而可以将中国制造所换取的“血汗钱”主要用于支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将当前的“中国制造”就主变为“中国创造”为主。这种转换一旦成功，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了。

        二、

        当前三农政策当然是以主流政策派的主张为优先，其中最典型的是强调两点。一是强调家庭经营，强调对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而反对资本下乡，更要为资本下乡圈地设限；二是强调现代农业，担忧“谁来种田”，认为老人农业无效率。

        同时，主流政策派往往同时受到来自市场自由派和小农经济派的批评。市场自由派认为，当前三农政策没有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求土地确权和推动土地流转，要求通过政策补贴资本圈占农民土地。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三农政策出了路线问题，核心是自上而下的支农财政资金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向现代农业倾斜，就使本来缺少解决共同生产事务能力和社会化服务能力的小农经济更加难以生存。目前三农政策中甚至出现了政府支持资本来打败小农的实践。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三农政策的首要方面应是为仍然有2.5亿之巨的小农提供他们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要为小农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不能象当前土地整理、农田改造都是为了推动农地流转到大户甚至资本的方向。

        当前中国城市已经形成庞大的过剩资本，这些过剩资本有着强烈的到农村购买住房、宅基地和耕地的需要，这种购买当然不是为了进行农业生产、更不是为了生产粮食，而是要以土地作为价值储存手段。以资本为后盾的自由市场派还会继续向主流政策派发起冲击，而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主流政策派能否不仅抵挡住自由市场派的冲击，而且真正站在中国有9亿农民和中国现代化全局考虑问题，就尤其需要小农经济派的话语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