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父母都是作家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

        男作家保罗·奥斯特与女作家莉迪亚·戴维斯婚姻破裂时，儿子丹尼尔2岁不到。奥斯特随后娶了在诗歌朗诵会里一见钟情的金发美女席莉·胡思薇，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丹尼尔和父亲的关系依然不错，17岁时，他在奥斯特编剧的电影《烟》里客串了一个偷书贼的小角色。

        《纽约时报》在1995年记录了奥斯特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丹尼尔正在缅因州参加三个礼拜的户外拓展，奥斯特很想念他，“真可怕，户外训练也要三个礼拜这么久”。采访中提到了许多陈年旧事，连奥斯特性格火爆的祖母在争吵时开枪打死丈夫的新闻也被翻了出来。被问及家族里有谋杀犯可不可怕，奥斯特答得很轻巧：“既然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认识的人？”

        半年之后，这句轻巧的话变了味道，人们不得不换一种眼神，重新打量奥斯特一家光彩照人的公众形象。1996年，整个纽约城疯传着亚文化团体“夜店小子”的创始人，同性恋杀手迈克尔·阿力哥的故事。当时还不满30岁的阿力哥是纽约惊世骇俗的青少年偶像，他夜夜笙歌、大把嗑药的颓废王国吸引了各式各样拒绝成长的追随者，其中也包括了大作家奥斯特的儿子，丹尼尔·奥斯特。

        那一年的春天，阿力哥与同伴失手杀死了另一位“夜店小子”的成员梅伦德斯，失控后的阿力哥在梅伦德斯口中灌入洁厕用的氢氧化钠，并残忍地肢解了尸体。南美裔的梅伦德斯生前常常背着一副鸵鸟毛做的天使翅膀，死后他身首异处，两条腿被扔进了小巷的垃圾箱，躯干装在一只电视机纸盒沉入了哈德逊河的河底。

        谋杀发生时，丹尼尔恰好在那间行凶的公寓里。儿子卷入如此可怕的刑事案件，身为父母的奥斯特与戴维斯选择了缄默不语。可是，丹尼尔的继母胡思薇突然打破沉默，把这一切都写进了自己的第三本小说。

        《我爱过的》（What I Loved，2003）出版后，一片喧哗，好事者们跃跃欲试，不仅想看胡思薇写夹在两任作家妻子中的可怜男人奥斯特，写愠怒而沉默寡言的前妻戴维斯，更迫不及待想知道，胡思薇的继子丹尼尔，在阿力哥的谋杀案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小说的男主人公Bill，是纽约苏豪的极简主义画家，他长得就像奥斯特，白人里少见的深皮肤，“巨大的，绿色的，却像亚洲人一样的吊梢眼”，“看人的时候很直接”。和奥斯特一样，Bill也在新泽西长大，有着富裕却对读书毫无兴趣的犹太父母，热爱棒球，在欧洲的英语杂志社做过文职工作。小说中对于Bill画作的评价，可以一字不动地挪用来形容奥斯特的写作：“他总是既有热情的拥簇者，也有暴戾的诋毁者……但无论如何，评论者和记者对他的影响，要远远小于他对他们产生的作用。”

        Bill的前妻，女诗人Lucille，复制着戴维斯的样貌和履历，浅褐色的头发，几乎没有睫毛的蓝色大眼睛。她是男主人公的本科同学，大学教授的女儿，一边写诗一边作审稿编辑。Lucille像古油画里的女人，美得死气沉沉。她只会做素菜，连菜谱也读不懂，开解自己槽糕的厨艺时说：“我写作时才挑剔，我总是为动词牵肠挂肚。”

        胡思薇嘲笑着动词用得很好的Lucille，把她写成了一个在生活中不懂得敷衍，冷漠迟钝的女诗人。同时，照着自己的样子，塑造了和Lucille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活力四射的女模特Violet。她和生活中的胡思薇一样，一个有着斯堪维尼亚血统，学历史的研究生，在1981年走进男主人公的生活。

        Violet姓“Blom”，加一个字母便是“绽放”（Bloom）。Violet让家中常有鲜花盛开，她挽救了婚姻失败一蹶不振的Bill，更重要的是，她让才华无处彰显的画家终于能够安心作画。读者们不会忘掉，和戴维斯在一起的奥斯特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娶了胡思薇后，他才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之后的三十多年一直像井喷一样创作。胡思薇毫不谦虚地提醒着读者，与奥斯特的成功背后，自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对前任妻子Lucille精彩纷呈的抱怨，是《我爱过的》小说中最诱人的部分，它们让人一次又一次联想到戴维斯。胡思薇一边取笑Lucille的穿衣打扮，一边煞有介事地形容“她完全没有正常女人虚荣心的”，“这大约是她的超凡脱俗”。同样身为作家的胡思薇，也许在生活中受够了奥斯特对戴维斯才华的吹捧，小说中的Violet终于忍不住地吐槽：“读Lucille的诗，感觉像在吃灰。”

        胡思薇对Lucille的最大指摘，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Lucille生完儿子Mark后，总是情绪低落。好父亲Bill从不抱怨，不照看儿子的日子里，辛苦担负起儿子成长的所有费用。Lucille对亲生儿子，却比后妈还要冷血，她常常抱怨食物价格飞涨，Mark又吃得太多，甚至在冰箱里吝啬标注出Mark不可以碰的食物。

        生活中的戴维斯会是这样一位狠心的母亲么？熟悉戴维斯小说中那股残忍力量的人，或许会信以为真。在短篇《旧字典》（收入1997年《几乎没有记忆》）中，戴维斯写过作为母亲的困惑：“我意识到我对旧字典的珍爱，要远远超过我对小儿子的爱。为什么我不能至少像对待旧字典那样对待儿子？或许因为字典的脆弱都写在脸上。”

        胡思薇一边读着丈夫前妻的小说集，一边塑造着自己笔下的Lucille。戴维斯在短篇中吐露的女人心，“我常对自己说我要嫁给一名牛仔”（《教授》，收入2001年《塞缪尔·约翰逊很愤慨》），被胡思薇毫不客气地拿来就用。Lucille也成了一个喜欢牛仔的女人，离婚后，她突然决定去得克萨斯州教写作，没准“会遇见一两个牛仔”。

        Bill和Violet蜜月后回到家中，发现Lucille已经把Mark带走，去追寻有牛仔的生活。一起被卷走的有Bill的车，银行存款，家具，和他为儿子画的几幅画。之后的故事并不陌生，像戴维斯在自己短篇里叙述过的那样，Lucille和自己写作班的学生，一个实在不怎样，不是牛仔，只是有点像牛仔的男人交往了。

        在小说开头，Lucille还只是高冷的女诗人，到后来，她的遭遇比戴维斯小说中袒露的还要不堪。她成了一个离了婚的倒霉女人，生活中只有丢脸的约会，丢脸的性事。她悄悄跟踪自己的男友，在男友的车库外守一夜，在晚宴上喝得醉醺醺，又被男伴扔下不管。她甚至转头去找Bill，恳求他回到自己身边，迫于生计，还卖掉Bill为Mark画的肖像画。

        有了Lucille这样的母亲，Mark的荒唐人生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无法生育的Violet，一心将Mark视同己出。可“他推我，打我，冲我叫。他不肯睡觉。每个晚上，他都要大闹特闹。我对他友善，可要喜欢一个这样对你的人很难——哪怕只是一个六岁大的小孩。”

        撒谎成性缺乏管教的Mark，卷了学费私奔，书包里放着伏特加和安定，偷刷大人信用卡被戳穿后没有一点惊惶失措。Bill和Violet束手无策，让问题少年签字的保证书显得那么可笑，“我以后不撒谎。我以后不偷东西。我以后不擅自离家。”生活中的奥斯特依然健在，小说中Bill为儿子心力交悴地死了，死前痛苦地感叹：“你以为如果很爱你的小孩，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直接导致丹尼尔误入歧途的阿力哥，在小说中化名成双性恋艺术家Teddy。Teddy有着阿力哥一样的招牌扮相，一个易装癖、小丑与“恐怖婴孩”的混合体。他的行为艺术，同样展现了阴森廉价快感直接的想像，复制着美国暴力色情文化中最糟糕的渣滓。

        小说中的死者换了一个和梅伦德斯相近的南美裔姓氏，“赫尔南德斯”，当鸵鸟毛做的天使翅膀也出现时，读者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Mark在目睹了谋杀之后没有正常人会有的恐惧和胆怯，他到底是不是谋杀的共犯，胡思薇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Mark的眼睛让人失去了判断力，“清澈蓝色的虹膜和闪烁黑色的瞳仁让我突然想到了玻璃，好像这双眼睛后面什么也没有，好像Mark是盲的。”

        现实中的阿力哥，最终因“过失杀人”被曼哈顿高等法庭判处20年的监禁。法庭愿意相信，丹尼尔没有参与杀人和灭尸，但他将死者身上的3000美金据为己有，被判处为期5年的观护。《我爱过的》出版时，差不多是丹尼尔5年软禁的尾声。重写自己的生活，是作家的特权，可胡思薇字字血泪的控诉，似乎是要讲述生活中不能讲的真相。

        丈夫死后，一直苦苦反思的Violet，认定Lucille是所有悲剧的罪魁祸首。儿子吸毒过量，她一次也没去医院看望，儿子弃保潜逃，她也没有表现出母性本能应有的痛苦和绝望。Violet承担了生母没有承担起的职责，赎罪的十字架这么重，因为Lucille一直笑容鬼魅地趴在上面。

        四百页长的小说中，胡思薇自哀自怜，一边感性虚构，一边知性阐释。在Bill的那幅成名画中，一个女人躺在空房间的地板上看书，在画阴暗的边缘，另一个女人穿着懒人拖的脚留在了画框里面。这个眼看快要走出却永远被暂停在画面里的另一个女人，如影随性地主导着整幅画。

        借Violet之口，胡思薇道出了生活幸福表面之下作为一个继母的噩梦。“我只能说，每次我和他在一起，她都在那儿。我和他玩的每一场游戏，她也都置身其中。我和他说的每一次话，她都在我身后耳语。我们画画时，她在那儿。我们搭积木时，她在那儿。我骂他时，她在那儿。我抬眼看时，她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