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名悲喜剧：民国曾有三位张作霖

        1949年10月28日，金门战斗逐渐平息，胡琏因率第12兵团驰援而声名鹊起，甚至被人认为拯救了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而一个多月后的12月9日，又是胡琏率第235师在四川起义。这不是小说家编造的桥段或让人脑洞大开的黑历史，而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这两个胡琏——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是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两个胡琏。一位是陕西华县人，抗战时血战罗店、石牌，内战时死守南麻，又在双堆集九死一生，是黄埔四期生中最著名的将军之一，日后官拜上将之尊。另一位是湖南澧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他作为副师长和师长潘清洲一起率部起义后，便在历史洪流中销声匿迹。

        

        这样的事情虽然稍显猎奇，但在国共两军中都不罕见。

        在1927年广州暴动的史料中，有一封《给朱斌的信——关于广州暴动的情形和脱险经过》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作者署名“陈赓”。信中谈到自己担任红军指挥部的副官，还曾督队击溃李福林部的进攻，在起义失败后侥幸脱险，“一俟稍事休息，仍请选派工作，以便努力党事，奋斗杀敌”，还多次提及“本校”、“非我同学”的字眼。乍一看，作者应该就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陈赓大将，联想到他参加南昌暴动后随军转战到潮汕，进入广州暴动指挥部工作似乎顺理成章。但他能参与1927年中共三大暴动中的其中两次，实属传奇，仔细琢磨，却全然不是一回事。

        写信的陈赓说他“前在二十四师任连长职，二次北伐负伤，伤痊后去广州，四军任赓为该部副官”，叶挺的第24师虽然参加南昌暴动，但这位连长显然在此前已经负伤离开。而据陈赓大将的自传和回忆，南昌暴动时他在贺龙第20军第3师当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几濒于死”，之后“潮汕战挫，历尽艰险潜入上海，伤愈，即参加上海秘密工作”，并未到过广州。

        显然，两次暴动各有一位陈赓。大将陈赓声名赫赫且有自传存世，对分清“两个陈赓”很有帮助。关于广州暴动的著作中，提及副官陈赓时，往往能注明“与陈赓大将同名”。但对其他相对冷门的同名历史人物，就难免闹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西安事变后死难的蒋斌将军便是其中一例。

        

        蒋斌是西安事变时“西北剿总”的交通处中将处长，之后在“二二事变”中被东北军少壮派杀害。近年来，随着对西安事变研究的深入，关于蒋斌的生平记叙也多了起来，这些著作往往如此描述他的一生：

        蒋斌，字乃时，福建长乐人，烟台海军学校驾驶班第二届毕业后在海军服务，官至“永绩”舰舰长，因“一直赞同、支持孙中山革命主张……不满受控于混战中的军阀统治”，而由海军转向陆军，考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学习，并在军校毕业后成为张学良的部下，为东北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这类记载为数众多又绘声绘色，初看并无不妥。但如果细究，特别是梳理学籍和任免记录后，却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蒋斌其实是两个人。一个在烟台海校求学，长期在海军服务；一个在保定军校学习，之后在各派陆军中沉浮。

        由于他俩同名，又同是福建闽侯人，当年就时常被混为一谈。海军的蒋斌曾向海军部提交申请，改名“蒋彬”，但在陆军的蒋斌遇害之后又改了回来。可惜，并没有多少蒋斌传记的作者注意到这位1946年退役后在上海安度晚年的老人。

        两位蒋斌因重名“海陆一体”，还有两位谢彬则因重名变成“文武全才”。其中文人谢彬是湖南衡阳人，曾任中华书局特约编辑、湖南大学教授，编写过《国民政党史》、《中国邮电航空史》、《新疆游记》等书；武夫谢彬是贵州铜仁人，曾任国军第85师师长，围剿红军时作战失利被俘，被日后的开国上将贺炳炎挥刀砍了头。不少纪实文学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文”谢彬的著作列于“武”谢彬名下，以佐证“谢彬是国民党儒将”并借题发挥唏嘘一番，用以填充字数。

        

重名也能泾渭分明

        有重名者被“合体”的实例，当然少不了反过来的情况。由红军“投敌叛变革命”的杨遇春，在一些工具书上便成为两个人：一位是“历任红军模范少先师师长、红35师师长”的红军指战员，另一位则是担任庐山游击指挥官和交通警察第3旅旅长的国民党将领。

        其实，同名的军政人物，哪怕活跃在同一时期，如果分属阵营完全不同、活动地域距离较远，还是能分得清清楚楚的。

        龙云，贵州锦屏人，曾任红军的团长和师长。1934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一年后遇害。刘英，江西瑞金人，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和军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42年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牺牲。

        

        而在国民党阵营中的龙云，自不必多说，云南昭通人，滇军首领。刘英，江西赣县人，官至少将师长。这两位“龙云”和“刘英”都是能够分清楚的。只是不知道国军的龙云和刘英阅览报章，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位于被“枪决”之列，会作何感想。

        同样，当国军的少将整编旅长李达（浙江新昌人）在瓦子街被解放军宣布击毙后，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陕西眉县人，开国上将）看到己方战报后又会有什么想法呢？这件事情，研究哲学的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李达也许可以给他一点开悟吧。

        

        更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的“胡冠军”，他们一个是沈阳籍的国军少将师长，一个是上海籍的伪军上校团长，重名也就罢了，偏偏彼此防区十分接近，经常发生战斗。两军开打时，经常把部属给弄迷糊，这到底是谁在打谁呢？不仅如此，就连友军也糊涂，这“胡冠军”到底是哪边的？是真有伪军呢，还是胡冠军叛变了？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这两位在此情况下竟然还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直坚持使用原名到最后。

        在北洋政府时代，有三位军官都叫张作霖。其一是雄踞东北后来在皇姑屯被日军阴谋炸死的东北王，其二在鄂军做到少校副官，其三在保定军校做到上尉连长。总算后两位都不出名，要是成功上位的话，不知道日后的文史小清新们会给张学良编排出几个爸爸。

改个名字不稀奇

        两个重名的人碰到一起，在工作、生活上都会很不方便，总有一位需要改名。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的陈沂，原名佘万能，参加中共后一直以笔名“陈毅”行事，真名反而没有几个人知道。抗战中期他到山东担任鲁西日报社社长、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为了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区分开，便将名字改为陈沂，一直用到去世。但陈毅军长本人不以为然，曾对陈沂说：“同名有什么不好？俄国不是有大托尔斯泰、小托尔斯泰吗？咱们就不能有个大陈毅、小陈毅！”“沂”、“毅”虽然字形不同，但发音相近，党内还是有不少人对他俩以“大小陈毅”相称。

        

        这是因为与自己人重名而改名的，还有因为与敌人重名而改的。开国中将刘昌毅的原名是刘昌义，有一次战斗后审问俘虏时，他问对方指挥官是谁，回答是“刘昌义”，未来的刘中将大怒，“我是刘昌义，他怎么叫刘昌义”，又听说那位刘昌义竟然还当过汉奸，于是怒而改名为刘昌毅以示区别。

        

        早在北洋时期，军人重名的现象十分严重，名列官方任免记录的“张得胜”就有十多位，这些“张得胜”们如果没能查到明确的生卒、籍贯、学历，根本分不清彼此。再如广东军官黄金福被政府晋授陆军步兵少校后，直隶军官黄金福也得到同僚接连不断的祝贺，由于两人当时职务官阶都差不多，直隶黄金福自己都将信将疑起来，后来才发现全是误会。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开始建设军队时，就着力改变这一现象。1934年6月颁布《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后，规定现役军人不得重名。如果重名，则由资浅或职低者改名，以此方式来逐步杜绝乌龙现象。著名将领黄百韬、张雪中等人，都是重名之后奉命改名的实例。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名下军队数量庞大，派系庞杂，管理上各行其是，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比如中央军有新编第6军中将军长李涛，晋绥军则有中将高级参谋李涛。中央军第87师有一任师长叫黄炎，但还有一位姓黄名炎者担任独立第6旅旅长。

        

        张作霖时代的东北陆军第18师名不见经传，但当代人翻阅该师军官名单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里有第74军两任军长王耀武和张灵甫（后者还保留着张钟麟的原名），也有敢于“亮剑”的李云龙，甚至还有“天王”刘德华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笔者当年抄录文献至此，也不禁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