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烦恼：怎样学好英语

康有为的英语水平：自学能听说，读写有障碍

        康有为对外国事物向来怀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早年他就爱看欧美传教士办的报刊，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也数次上书建议派人游学和开馆译书，但不见康本人有学外语的举动。流亡海外的头三四年，他主要隐居于印度和新加坡，雇一“叻人”（新加坡人）作随身翻译。据报道，“叻人”在长相、口语流利程度上都与英国人无别。但不见有康氏学外语的任何记载。

        他自习英语应始于踏上欧洲大地的1904年，随身翻译先后有其女康同璧、准女婿罗昌以及亲信周国贤、林兆生等。想必是日常交际的需要刺激了康的求知欲，况且还能私下里向女儿求正。1904年7、8月份在英国游览之际，康有为似乎已初具口语应对能力，自述曾不带翻译外出，在伦敦街头“独游，亦以试吾英语之能否通行也”，对自己的外语能力不乏自信。年末在德国境内漫游时，康氏还感叹书店里英文书太少，并“购《德英会话》一册”，似乎打算兼通德语。

        当时陪他一同游欧的二夫人梁随觉，也受他影响而“好言之”，常喜欢操习几句英语。康有为曾责备她不懂得区分like和love之义：“华文之‘爱’字无施不可，而英文之like与love有分。彼言吾爱某某，多用‘罗父’（按即love）字，而不知此字不能妄施也，此字只施之夫妇狎昵者。”康有为娶的四太太何旃理比他女儿还年轻，令他郁闷的是，康同璧有时会拿此事开玩笑，把何说成是姐妹。她在向西人介绍父亲的“次姬”、“何姬”时，“一曰妈打（按即mother），一曰妈择诗士打(按即sister)；此为璧之妄，西人误听，遂日与何言，谓吾为父。若然，不几以女为妾乎！”这也间接表明康氏的英语听力还是不错的。

        具备听说能力是一回事，能否“读旁行书”则是另回事，用晚清时的说法，这是通事与文案之别。康有为撰写的欧洲列国游记中，有不少历史沿革和统计数据的内容，此非由目击耳食得来，需要阅读相关文献。康氏能否直接阅读和编译西文原著，也是估量其游记价值的一项依据。虽说他曾自诩译过英文《古兰经》若干篇，还计划翻译一批奥匈帝国的史料，但我们同样依据其本人表述，可以判断他尚未具备读英文著作的能力。

        1906年9月，他在德国柏林写信给大女婿麦仲华，抱怨远游无书可读，若能通西文，“何事在此读《通鉴》”；他赞扬达尔文、赫胥黎发明的新学新理，同时又自夸“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而所见与之“暗合”。他在海外期间所读的书刊，多由广智书局和梁启超从日本或香港邮寄。所以在康有为的信中常出现索书令，如“凡新译书必寄一册来我”（致何天柱），“吾顷在此杜门编欧洲游记，汝处有欧洲之各国书，望即寄来，日耳曼史、英德法各国史皆要”（致谭良），“望寄新出各日本书，各种学问之至精要者，可以一箱来”（致梁启超）。

        康有为的英语水平还没到半通的程度，却爱发顾名思义的议论，而有些见解还不无奇中之效。他在《荷兰游记》中以英语官名“加份拿”（按即Governor）中译为例，批评“今中国译者多不通内外官爵制度，凡外国微末者，辄以中国大官之号译之，久则人视为合宜，于是外国微员末秩亦若中国大僚，而中国大僚译为外国末秩，令彼族有见轻之心，令吾国大僚有失体之辱”。“加份拿”官位只相当于中国的知府或日本的县知事，译成“督抚”极不合宜。他认为恰当的对译是：总督对应“歪斯来”（按即Viceroy），巡抚对应“加份拿毡那路”（按即Governor general）。中国历史上官制译名向来是一棘手的问题，康氏所言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

        又如“编士”之号（按即Prince），今译作“亲王”已成惯例，原本是日语借词，康有为认为，“编士者，欧洲王亲之通称。今日本译编士之义为亲王，似是而不同也。”因为它过去是“有土之君之号”，如英国王太子世为威尔士亲王，相当于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君。“然今编士亦为虚爵”，远不如往昔地位尊贵，像日本那样凡皇族不论亲疏皆封亲王，是名实不相符的做法。所以他提议凡有外国编士来游中国，只应以“王亲”之名称呼，“则不至误以至尊之亲王之礼待之”。

        自远离欧美，不再置身异国语言环境之中，康有为自习英语的热情也很快褪去，似乎学习动力只来自客观环境的刺激，这与他念念不忘的“皇上”学英语情形相类似。给光绪上英语课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绝无胆量纠错，使得皇帝自信心高涨，主动要向欧美公使用英语演说新年贺辞，不料遭遇冷落，才知道自己英语太蹩脚，遂失去学习热情而代之以懈怠。     

康有为的“鸟语”理论：英音似呆鹅，法音最清脆

        就康有为而言，还应看到他对英语一向持有的轻视心理，不肯给予它与中文同等的地位。所以有华侨向他表示“当今英文盛行，他日必从英文为一家”的观点时，当即被他断然否定，他认为英国虽已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仍无法在本国内实现语言一统，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每百人中仍有二十五人不通英语。而中文最称简易，语言之异只在音转，文字相同，容易在短期内做到全国语言统一。

        “中国变法后，民智日新，则自能以中国文字而明新理，不必依傍欧人。兵力所至，文学力所至，即文字所至，断无学用英文之理。”而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自有“公共至通至易之新文字”，更无英语存在的余地。康有为对英语的贬词，也有欧人影响的成分在内，他曾引述西班牙国王对欧洲语言的描写：“班音似神，法音似人，德音似马，英音似鹅，意音似鬼。”他用这段话来证明欧人本身也瞧不起英语，法国人也曾形容英人说话像鹅叫，而鹅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呆鸟”。康氏进而煞有介事地纠正班王的描述，说是“班音不如法音之清脆为上”。法语之清脆惟有天上的鸟鸣可以作比喻，他构想未来大同世界中新制的通行语，也得像鸟叫那样轻清圆转，“夫兽近地故音浊，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浊近兽，近冰海之人音清转如鸟。故制音者当取法于四五十度也”。

        事实上，晚清以后流行称西洋语言为“鸟语”，诸如黄遵宪形容的“鸥鸟之音”，或翁同龢描绘的“啁啾不已”声，这些都无不带有贬低和丑化“夷语”的色调。康有为“鸟语”论的妙处在于反其意而用之，他在打压那只呆鹅的同时，又将法语送上天，比作大同世界“地球万音室”制音标准，不啻在为“蛮夷鸟语”正名，康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确实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