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六十年│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

        【编者按】

        1924年3月10日的海宁，查良镛出生。

        1955年2月8日的香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金庸“出生”。

        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澎湃新闻自2月2日起刊发了一系列纪念金庸武侠六十周年的文章，本文为收官篇。        

        学术圈        

        金庸和学者的往来，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他的武侠小说和围棋。

        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时候，记者提及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喜欢读金庸的小说，金庸回答道，学者是拿他的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数学家陈省身是大金庸迷，早早地入藏了金庸全集，其中《笑傲江湖》还是金庸在香港亲手送给他的。2001年，南开大学请金庸演讲，金庸在台上讲，九十岁的陈省身就坐在台下听。

        终身执教于加州伯克利、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的陈世骧也喜欢读金庸小说，1966年，他读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时，曾写信给金庸，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因为在日本讲学，难以买到《天龙八部》，他还在这封信里请金庸“赐寄一套”。陈省身嗜读金庸小说也是陈世骧爆的料，他还说，除了陈省身之外，与他经常来往的北美华人学者，如杨联升、夏济安等都爱读金庸。

        饶宗颐自小就爱读武侠小说，尤其喜欢还珠楼主，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还尝试写过。他曾将《东坡志林》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评论金庸：“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原文作：“耳如芭蕉”）。香港大学专门为饶宗颐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并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学术组织，金庸是成员之一，他曾经说过：“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浙江海宁博物馆编《海宁査氏》族谱，金庸曾为之过目修改，而为这套族谱题签的，即是饶宗颐。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学者结交，都是通过围棋。在他们当中，沈君山的棋力最强，下起棋来，能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棋力较他们为弱，但是棋瘾极大，但凡金庸请牟宗三周日去他家里下棋，他一定会去。牟宗三、余英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评价都很高，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则最爱《射雕英雄传》。

        诸多和金庸交往的学者当中，日本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可能是一个例外。金庸和他交往，最主要是因为汤因比。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前言中，金庸讲到自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到一本汤因比（金庸写作“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废寝忘食地才读了四分之一，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越读下去，心中的念头就越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此后，汤因比的著作，金庸是数十年间每见必买必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英文本也在其中，金庸说，“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他感到佩服不已。所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建议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他便欣然同意。对谈自1995年11月16日始，历时两年多，两人多次在香港和日本会面，并且常有书信往还，对话录在日本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另一个例外，是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指导教师、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麦大维比金庸小十五岁，他回忆说，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其实，金庸也是我的老师”，麦大维说自己与金庸的关系是亦师亦友。        

        围棋圈        

        金庸对围棋的痴迷，尽人皆知。他曾经拜围棋高手王立诚为师，也拜师聂卫平学过棋。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1983年他正在广州为了卫冕“新体育杯”而战，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金庸对聂卫平十分尊敬，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在金庸香港家中进行，聂卫平说，“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

        沈君山也是经由金庸介绍与聂卫平认识的。1987年，聂卫平与沈君山同时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主办方知道两人都喜欢打桥牌，特意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好玩的是，因为台湾方面知道聂卫平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打桥牌，以为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则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他们搭档打桥牌竟成了政治敏感事件。

        桥牌比赛当天，沈君山对记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聂卫平说，“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等到蒋经国去世之后，沈君山才当了台湾的“政务委员”。

        1993 年3 月19 日，金庸第三次访问大陆时，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间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对此，金庸的回应是：“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陈祖德和金庸结交，还在聂卫平之前。1981年，陈祖德患上胃癌时，素不相识的金庸亲笔写信邀请他到香港家中养病：“香港的冬天比较暖和，适于养病，你就到我这里来住吧。”陈祖德欣然前往，一住就是半年，之后，金庸把罗建文（现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也请到家中，“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陈祖德说金庸是“最好学的棋迷”，在金庸家中养病期间，他读完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

        除了王立诚、陈祖德、聂卫平之外，金庸说，他还请了“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1983年8月28日，金庸在台湾大学演讲，林海峰在场，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他称赞林海峰的风度，说“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金庸曾经告诉沈君山，他笔下的郭靖为人拙实却是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但他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

        金庸最仰慕的棋手是吴清源，他自己曾说，古今中外，古人最佩服的是范蠡、张良和岳飞，今人则是吴清源和邓小平。金庸也曾向吴清源拜师，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吴清源名誉博士时，金庸就在现场。四卷本《吴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学习的，日本棋手小松英树曾随老师王立诚到金庸家中做客，向金庸借来这套书，发现书里有不少红蓝圈点痕迹。王立诚问：“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金庸回答：“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        

        影视圈        

        邵逸夫是金庸在香港影视圈中最为重量级的朋友。金庸称邵逸夫为“半个世纪的老朋友”，邵逸夫则说金庸是“我的小朋友小查”。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写影人小传和新片影评的时候，金庸就曾前去邵逸夫住处拜访过他，拜访成果，是“影人小传”专栏的一篇文章：《邵氏兄弟与白金龙》，署名“姚馥兰”，即“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邵氏公司推出了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到七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市场呈萧条之势，邵逸夫邀请金庸喝茶，请金庸授权改编其武侠小说拍电视剧，从而打入内地电视市场。金庸一口答允。自此之后，邵氏金庸武侠剧席卷大陆，封笔之后的金庸，作品在大陆的销量也借以节节攀升。

        而为邵氏公司拍摄金庸武侠电影的，则是大导演张彻。他也是迄今为止拍摄金庸武侠电影最多的香港导演。早在1966年，改编自《神雕侠侣》、倪匡编剧、张彻导演的《独臂刀》，就收获了百万票房，张彻也被称为“百万导演”。张彻在台湾成立的“长弓影片公司”，“长弓”二字由金庸题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了多部金庸电影之后，张彻与邵氏合约期满，想要组建自己的影片公司，打入内地市场，曾经得到国民党高层官员张道藩赏识、与蒋经国有交情的张彻担心因为政治原因受阻，也是金庸出面为他疏通，强调他的“国民党文化官员”这一身份。

        金庸爱慕长城电影公司“大公主”、有“香港演艺圈西施”之称的夏梦，是众所周知的八卦。金庸在《新晚报》以笔名“林欢”写影评时，夏梦是他着笔最多的演员。金庸为长城影片公司做兼职编剧时，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和《三恋》都由金庸编剧。此后金庸做了长城的专职编剧，又为夏梦写下了《眼儿媚》这个剧本，还连接创作了《兰花花》《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等剧本。后来他又学做导演，先与程步高合作导演了《有女怀春》，后与胡小峰合作导演《王老虎抢亲》等。后一部影片中，金庸执意要求夏梦女扮男装，反串出演主角周文宾，结果大获成功。金庸创办《明报》以后，夏梦去国外作长期旅行，金庸为她安排了专栏“夏梦游记”，又让记者报道她的行迹游踪。

        大陆影视圈，改编金庸剧最多的制片人是张纪中。他是在金庸刚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结识金庸的，在此之前，金庸已经同意以一块钱的价格将《笑傲江湖》小说版权转让给央视，由张纪中执导。张纪中说：“我觉得金庸是个谦谦君子，很讲义气。他喜欢热闹，每次我们到香港，他都会陪我们，有时候一陪就七八个小时。”不过，谦谦君子也有金刚怒目之时，金庸曾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他对张纪中的有些改编不满意：“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得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画家圈        

        黄永玉与金庸的交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两人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黄永玉担任美术编辑，金庸担任国际电讯翻译。金庸常去黄永玉的住所参加朋友聚会，乔冠华、胡风、臧克家都是常客。黄永玉常约金庸、梁羽生等朋友去一家叫做“美利坚”的馆子吃饭，有一次吃到一半，大家发现谁都没带钱，这时，黄永玉对着饭馆里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画，用手指蘸着酱油为画着色。画完之后，金庸打电话给在《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让他前来取走黄永玉的画，预付的稿费充作饭钱，大家尽欢而散。黄永玉的家乡特写《火里凤凰》是在金庸建议下，在《大公报》连载的，黄永玉离开《大公报》之后，也是金庸央求朋友帮忙，把黄永玉介绍到了长城电影公司。后来，黄永玉离开香港北上，自此与金庸南北暌违，三十多年没见，直到1988年他重返香港，两人才再次见面，金庸常去黄永玉在太平山半山腰的“山之半居”喝咖啡。1999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流光五十年”画展，其中，《春江花月夜》被金庸以一百万港币订购。

        董培新、王司马、姜云行号称金庸的三大御用插画家。上世纪五十年代，董培新还在为《明报》的竞争对手《快报》绘制小说插画，和金庸的交往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他有空时会和倪匡到金庸家里打纸牌，一星期一次。董培新曾经给金庸的小说画过彩色的国画，并举办过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画展。2008年4月上市的大陆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即出于董培新之手。王司马原名黄永兴，1961年迁居香港后，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晚报》上发表漫画。1966年，黄永兴应聘进了香港《明报》，成了《明报》专职漫画家，自此正式启用笔名“王司马”。他为《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越女剑》绘制了插图。而《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龙记》《鹿鼎记》《连城诀》的插图则出自姜云行（笔名“云君”）笔下，金庸老朋友梁羽生的多部作品插图，也同样由姜来完成。可惜的是，这些插图仅仅是在小说于报纸连载时发表，后来梁羽生小说结集时，这些插图中的大多数却被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