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选择：南美太平洋战争中的华人身影

1879年至1883年，秘鲁-玻利维亚联盟与智利为争夺南美太平洋沿岸的硝石产区而爆发战争，史称“南美太平洋战争”、“硝石战争”。从1880年9月开始，秘鲁沿海种植园的中国苦力陆续加入智利军队、反对秘鲁。值得关注的是，晚清的中国人缘何成为秘鲁种植园的苦力？他们又为什么要加入南美太平洋战争，给予智利以军事支持？这一南美华人移民群体的历史选择对智利和秘鲁两国都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晚清政府与秘鲁之间的苦力贸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全面危机。在政治方面，英国以“炮舰政策”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则为英国投机商人提供了贩运华工的可乘之机。在经济领域，清廷为缴纳战争赔款，迫使地方政府巧设名目，频增苛捐杂税，不仅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也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在原本已经人稠地稀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无业游民日渐增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天地会起义和土客械斗使广东成为彼时社会的“矛盾漩涡”，战争俘虏和流离失所的底层民众陷入地方人贩的捕获网络。可以说，晚清时期的国内危机构成了人口外迁的巨大推力。

即将被贩运至海外的中国人

就秘鲁而言，劳动力短缺始终是困扰其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殖民征服时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规模屠杀和传染病的散播使印第安原住民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根据诺布尔·库克（Noble Cook）的统计，从1520年至1630年，秘鲁的印第安人约从900万降至60万。为了维持种植园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通过贩运非洲黑奴来破解人口危机。独立后，秘鲁与西班牙之间殖民地-宗主国的关系被打破，崛起的英国取代西班牙，与秘鲁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其自由的意识形态——反对奴隶制度随之传入该国社会。如果说思想的传播只是吹响了反对奴隶制的“号角”，那么英国在19世纪先后通过的禁止人口贩运和废除奴隶制度的法案则对秘鲁造成了实际的压力。1854年，总统拉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正式废除了该国历史上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黑奴贸易。

19世纪中后期，出口繁荣和因废奴法令造成的工作岗位空缺促使官方阶层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在统治精英看来，理想的移民应来自欧洲，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勤勉的精神，使整个国家获得新鲜的血液。但实际上，秘鲁的政策开放性和薪资竞争力远不如阿根廷和巴西，这使其在吸引移民的问题上屡屡受挫。在这一背景下，执政者把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晚清中国。

从1849年秘鲁国会通过引进华工的法案，到1874年晚清政府废除与秘鲁之间的苦力贸易，共有92130名苦力被贩运至秘鲁。在此过程中，地方人贩与国外投机者相互勾结，通过诱骗、拐卖和强掳的方式猎取劳动力，并迫使其在并不了解协议真实内容的情况下签署八年的契约。抵达秘鲁后，苦力从事修筑铁路、采掘鸟粪、种植蔗糖和棉花的工作，其中，沿海种植园的苦力约占总数的90%。值得注意的是，52.1%的苦力是在1870年至1874年进入秘鲁的，因雇主多有强制延长契约年限的习惯，故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近一半的苦力还没有获得自由。

1849-1874年抵达秘鲁的中国人口统计（来源：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 Hijos del celeste imperio, p.32）

为追求商业利益，种植园主在黑人监工的“帮助”下，对苦力进行异常残酷的剥削。通常，苦力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凌晨4点闻钟而起，晚上5点停止劳作，除春节可以休息三天外，并无其他假期。夜晚，他们被锁在阴暗潮湿的棚屋，以地铺为床，既无饮水设备，亦无卫生设施。不仅如此，黑人监工多任意加大工作量，对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苦力进行凶狠的鞭笞。因不堪重负，苦力以自杀、逃跑和集体暴动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多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还难免遭到血腥的报复。毋庸置疑，以种植园主和监工为一方，以苦力为另一方的矛盾在种植园内部缓慢发酵。

苦力在钦查岛上的住所

南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国苦力的参与

1879年2月，为争夺太平洋沿岸的硝石产区，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史称“南美太平洋战争”、“硝石战争”。1880年5月，智利以军事优势逼退玻利维亚，向秘鲁北部沿岸进发，试图夺取首都利马。在这一危机时刻，秘鲁国内政局因抵抗派与求和派的斗争走向分裂，种植园主则为了躲避战火逃离沿海地区，种植园内部积压已久的矛盾一触即发。

1880年9月10日，智利指挥官帕特里西奥·林茨（Patricio Lynch）率领军队从皮斯科前往利马，途经帕洛塞科种植园（Hacienda de Palo Seco）。在这里，林茨释放了种植园主逃走前囚禁的近400名苦力，而获得自由的苦力出于对种植园主和监工长期剥削的痛恨以及对林茨的感激加入智利军队。事实上，这并不是林茨与中国人的首次接触。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茨就受雇于英国皇家海军并参与战斗，他因表现突出而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勋章”。占领广州期间，林茨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还学习了当地的方言——广东话。因此，不难理解，当苦力遇到用家乡话与他们打招呼且给予他们自由的林茨时，其内心的好感油然而生。

智利将领帕特里西奥·林茨（Patricio Lynch）

1881年初，林茨的军队抵达利马城外15英里远的卢林（Lurín）谷地，此时他所释放的苦力已达1500余人。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一提。金廷·金塔纳（Quintín Quintana）是已经完成契约，获得自由身份的华工。他采用原种植园主的姓氏而取自己的名字。在智利军队到达之前，金廷已经具有两个农场和两个杂货铺，具有相对乐观的经济状况。可即便如此，他时常心系在种植园中依旧受到奴役的同胞。因此，当智利军队途经自己的住所时，他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号召苦力加入智利军队。

1881年1月11日，这些苦力在领袖金廷·金塔纳（Quintín Quintana）的带领下，面向战神关公与智利军队举行了盟誓仪式，宣布正式加入智利、反对秘鲁。根据档案资料，这场仪式是在属于圣佩德罗种植园（Hacienda de San Pedro）的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寺庙内举行的。金廷·金塔纳向集结的苦力发表演说，号召他们加入智利军队、解放仍处于压迫中的“同胞兄弟”。此外，金廷还与智利军官歃血为盟，承诺在攻打利马的过程中给予彼此全力的支持和援助，直到打败共同的敌人。

戴着脚链的苦力

盟誓仪式后，苦力在智利将领曼努埃尔·巴克达诺（Manuel Baquedano）的整编下组成“华工团”（Legión Asiática），正式参加攻打利马的乔里约斯战役（Batalla de Chorrillo）和米拉弗洛雷斯战役（Batalla de Miraflores）。塞尔希奥·洛佩兹·R.（Sergio López R.）曾对“华工团”的部署情况做过详细的记录，“200名苦力驻守主战场，500名架桥兵和工兵，300名担架兵和500名勤务兵”，他们从事开凿水井、搭建桥梁、搬运补给、引爆炸弹和埋葬尸体的工作，为智利军队夺取胜利并顺利进驻利马铺平了道路。1881年1月13日，智利《信使报》（El Mercurio）对乔里约斯战役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报道称，秘鲁的死伤和被俘士兵共有6000-7000人，虽然智利军队的伤亡情况还尚未统计出来，但苦力在救助伤员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中国苦力参战的影响

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中国苦力的参战主要是基于对种植园主和监工长期压迫的反抗。他们试图通过加入智利的军事行动，打败秘鲁，进而废除契约华工制度，获得自由身份。然而，苦力的参战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对交战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作为该历史事件的“副产品”，秘鲁的华人移民群体也因其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探索独特的文化融合道路。

智利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是以争夺盛产硝石的阿塔卡马沙漠为目的的，中国苦力的参战虽然不在智利政府的预料范围之内，却使其获得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优势。在《智利1833年宪法》中，制宪者已经提出公民享有自由，废除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因此，当远征利马的智利军官遇到受到囚禁的苦力时，他们第一时间将该情况报告给国内。不久，智利社会就出现了批判秘鲁执政者的腐朽统治的讨论热潮，并影响了国际舆论走向。在这一过程中，智利逐渐树立起“文明国家”的光辉形象，而“解救”苦力则为这场以争夺矿藏资源为核心的战争披上了一层“自由与人道”的外衣。

智利还借助中国苦力的参战，向秘鲁社会施加压力，进而加速了军事胜利进程。由于苦力是沿海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参战使执政者一方面担心种植园经济受到破坏，另一方面恐惧国内政局陷入动荡，底层民众挑战统治阶层的传统权威。此外，林茨率领的部队途经沿海地区的卡涅特、皮斯科和卢林等地时，苦力均扮演了地方向导的角色，还在侦察敌情和保障后勤补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81年1月11日，苦力在领袖金廷·金塔纳的带领下与智利军队结盟，双方由此建立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在惨烈的乔里约斯战役和米拉弗洛雷斯战役中，苦力在修筑防御工事、引爆炸弹、救助伤员和埋葬尸体方面都具有极为突出的表现，为智利军队成功夺取利马提供了保障。

关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档案

苦力的英勇战斗虽然受到智利军队的赞扬，却被秘鲁社会视为一种“反叛”，继而引发排华浪潮。1881年1月16日夜，在战场上遭遇苦力和智利军队联合打击的秘鲁士兵进入利马，他们将内心的挫败感发泄到华人移民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华人移民主要是完成契约并获得自由身份的华工，后来从事商业活动。战争期间，他们甚至还筹措资金以支持秘鲁政府。然而，恰恰是这一群体成为首都被攻陷后最无辜的受害者。另有一些研究表明，不仅是战败的士兵，甚至酗酒的流浪汉和黑人也加入了洗劫中国城的行列，致使近300名华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爆发后，卡亚俄港口和卡涅特地区也相继出现排华风波。

面对不利的社会环境，秘鲁的华人移民有意识地避免涉足政治，开始探索以文化为切入点的融合之路。在完成契约后，苦力通常选择与当地的女性组建家庭，尽可能地使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以渐进的方式消除与秘鲁社会的隔阂。他们还信奉天主教，采用原雇主的姓氏，以中国传统节日和饮食文化为桥梁，拉近与秘鲁民众的距离。1921年，为庆祝秘鲁独立一百周年，华人移民斥巨资在首都利马博览公园兴建雕刻精美的喷泉，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1924年，中华通惠总局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策划出版影集以纪念为秘鲁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华人。

华人移民为庆祝秘鲁建国百年捐赠的喷泉

就参与战斗的苦力而言，他们在战后成功迁移到智利，改变了被种植园主和监工奴役的命运。智利军队占领利马后，将绝大部分苦力派往秘鲁的塔拉帕卡地区（Tarapacá），从事矿石开采工作。1883年10月，两国签署终战协议——《安孔条约》，秘鲁同意将塔拉帕卡划归给智利，至此，苦力完全摆脱种植园主和监工的控制，成为智利境内的自由劳工。按照胡里奥·瓦列霍（Julio Vallejo）对彼时智利工资情况的统计，在北部沿岸采掘硝石和鸟粪的日收入为2索尔，高于南部城市地区不到1索尔的薪资水平。另外，这些华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多转行经营杂货铺、餐馆以及其他小型店铺，职业面向多元化发展，经济状况也不断改善。

不应忽视的是，苦力的参战对秘鲁废除契约华工制度和建立相对自由、平等的劳动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利马战役后，被任命为最高军事与政治指挥官的林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1881年6月18日，林茨宣布严禁诱拐华工，打击以华人为目标的非法招工网络。次年3月6日的行政法规定与苦力有关的合同均需得到官方部门的合法性认证，反对雇主强制延长契约年限和虐待华工。与此同时，秘鲁商业精英也认识到了对苦力的长期剥削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与其就工作环境和劳动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种植园内部的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Andrés Araneda Fernández, Participación de los culíes chinos al interior del ejército chileno durante la guerra del Pacífico, 1880-188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dad de Valparaíso, 2007.

2.Benjamín Vicuña Mackenna, Historia de la Campaña de Lima, 1880-1881, Santiago: Rafael Jover Editor, 1881, p. 570.

3.Diego L. CHOU, “Los Chinos en la Guerra del Pacífic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129(julio-diciembre 2001), pp. 197-224.

4.Heidi Tinsman, “Rebel Coolies, Citizen Warriors, and Sworn Brothers: The Chinese Loyalty Oath and Alliance with Chile in the War of the Pacific”,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3(August 2018), pp. 439-469.

5.Michael J. Gonzales, “Chinese Plantation Worker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Peru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1, no. 3(Oct., 1989), pp. 385-424.

6.Pascual Ahumada Moreno, Guerra del Pacífico: Recopilación completa de todos los documentos oficiales, correspondencias i demás publicaciones referentes a la guerra que ha dado a luz la prensa de Chile, Perú, i Bolivia, Tomo IV, Valparaíso: Imprenta del Progreso, 1887, pp. 407-409.

7.R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 Hijos del Celeste Imperio en el Perú (1850-1900): Migración, agricultura, mentalidad y explotación, Lima: Sur Casa de Estudios del Socialismo, 2001, p.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