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浦江：研究做到知己知彼，方能做到真正的超越

        1月6日晚不到十点我就关机了，当时曾下意识地想，要是有紧急消息会不会耽误，以前关手机时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7日早七点半突然想到昨晚关机前的想法，赶快打开手机，果然一下映入眼帘的两条短信噩耗，都是关于浦江病逝的消息，一条来自邓小南老师：“浦江走了。23：57。”一条来自浦江的学生陈晓伟：“刘浦江老师于1月6日23时57分逝世。”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知浦江回垫江做最后的准备，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坚持，能有奇迹出现。我在6日早上刚买了28日回四川绵竹的火车票，是经过重庆去成都的车次，就是想在29日停靠重庆市时顺便逗留一天去探视浦江，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于是我当即决定飞去重庆垫江送他最后一程。

从相识到相知

        知道浦江的名字是我到河北大学以后。1987年9月我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师学宋史。1988年4-5月浦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邓广铭先生的助手，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特别是他不愿攻读学位而又立志做好学问的行事方式令人称奇，漆侠师就很称赞。

        我们初次见面很晚，记得是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后，漆侠师带领郭东旭、姜锡东和我参加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举行的悼念活动。那天北大中古中心的几位老师来接我们，一位长着清秀娃娃脸非常显年轻的人走到我身边，“你是李华瑞吧，有很多人在说你，你挺有名啊”，但我不知道他是刘浦江，站在旁边的张希清老师说“他是刘浦江，邓先生的助手”，我赶快伸出手说“你就是那个不拿学位的‘牛人’”？初次见面后，没有更多的寒暄，再去北大也只是跟他点头打招呼而已。1999年暑假过后，刚开学便收到浦江寄来的大著《辽金史论》，扉页题签“李华瑞先生教正，刘浦江谨呈”，从题签上看，我们的关系还比较生分。

        我们关系热络起来是在2002年9月10日至21日，我随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组织的“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课题组一行九人访问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顺便去台中、台东、宜兰、花莲、南投等地的高校参访。一路上不仅整天一道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会和浦江住一个房间。

        这时我才知道他是重庆垫江人，我对他说，几年前要不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咱们还是四川老乡，我祖籍是四川绵竹。他说那你说句四川话，我说从小没在四川长大，不会说，他便打趣说连四川话都不会讲，还算四川人吗，充其量是个冒牌老乡。我说你的大名浦江不也说明你不生在垫江，他说三四岁后他就回到了垫江，他是从垫江考入北大的。我们肠胃都不好，都带着必备的止泻药“盐酸小檗碱片”，感到很有意思。他有一些洁癖，我有时故意捉弄他，他也一笑了之。

        以前仅看面相，我以为他比我至少年轻十岁，实际上他比我只小三岁多。这次近距离的交往使我们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学人、学术史、学术八卦，无话不说，常常聊到半夜两点。他的坦率、机智、聪慧中略带几许狡黠和从不认错的个性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

        其后又多次参加北大中古史中心组织赴山西五台山、大同及赤峰的考察或会议，只要同行，浦江与我常常是形影不离。2004年我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与浦江见面的机会更多起来。2006年浦江出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上任不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刚接到系副主任的任命，对行政工作不太熟悉，“你在河北大学担任过多年人文学院院长，以后要向你多请教”。当时我在祝贺的同时还挺认真地讲了一通大道理。事后想，浦江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告知我他出任系副主任了。2006年以后我几乎参加了所有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宋辽金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论文评议，起初是邓小南老师跟我联系，近几年都是浦江直接跟我联系。

        我们每次见面都少不了长聊，或辩论、或争执、或打诨，有时我们还会在夜里十一二点打电话神侃互通有无。2012年3月12日，与浦江一道应邀参加电影频道《中国通史专题片》一百集座谈会，会后电影频道招待晚餐。主人问喝不喝酒，浦江滴酒不沾，却指着我说“他肯定要喝”，并大声说华瑞酒量大。那天他兴致很高，拼命给我添酒，我虽然能喝点酒，但是不适应喝急酒，大概喝了半斤就有些醉意了，然后我就告辞了。后来浦江再见到我的酒友就说李华瑞酒量大，名不副实，半斤酒就醉了。我听了一笑了之，不喝酒的人怎懂得我们的饮趣呢？

        2013年11月15日至17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兄主持“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15日下午两点与刘浦江、王小甫同乘高铁，从北京至西安将近五个小时。原本我和小甫坐在一起，为了浦江和我说话方便，小甫主动跟浦江换位子，浦江与我一直在说话。车过邯郸时，浦江说这里有宋金对峙时期的地道，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建议请河北社科院孙继民先生召开一次宋辽夏金史的小型会议，顺便考察宋金地道。

        浦江对宋辽和宋金时期的地道都有深入研究。我与孙继民先生联系，孙继民先生告诉我宋金地道没有开放，现在仍封存着。浦江要去邯郸主要是想亲眼看一下地道，他很少给我提要求，难得主动提出，我很想满足他的要求，也很想跟他一块出来开会，于是跟孙继民先生多次协商，会议名称为“邯郸市大名县新发现元代夏汉文合璧墓志铭研讨会”，时间定在2014年3月29日、30日。我告诉浦江会议日程时顺便撒谎说考察宋金地道在议程上，他听了很高兴。没想到这次善意的撒谎竟促成了浦江生前出席最后一次学术研讨会。

生病前后

        2014年3月初，陈峰兄来京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班学习。3月中旬的一天，陈峰兄招呼浦江与我到他下榻的中协宾馆餐厅聚会，下午五点多浦江骑车从北大赶到中协宾馆，晚上八点多吃完饭他又骑车回中央党校的住家。3月29日下午三点多我和浦江坐高铁去邯郸开会，一上车浦江就说，最近半个月腿一直很痛，我当时调侃说“是不是那天骑车太多，平时不锻炼，一增加活动量身体就不行了”，然后劝他今后要多锻炼。浦江没有接我的话，便开始神侃。这时我才告诉他宋金地道没有开放，看不到，他哈哈一笑说“你还真会撒谎”。不过还是表示了一点遗憾。

        当天晚上邯郸学院高规格招待会议代表，浦江只吃了一点饭菜便告退了。我追到他的房间，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任何食欲，有点累，腿也有点痛。我说你可能劳累了，又顺口说平时缺乏锻炼，嘱咐他早点休息，这是我们见面在一块时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彻夜神侃。第二天上午开会，浦江专门向邯郸地方文物局和博物馆的同道介绍宋金地道遗址的形成、构造和考古意义，建议邯郸地方将宋金地道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邯郸地方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很受鼓舞，很感慨地说眼皮底下有这么好一个文物遗址却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下午我们参观峰峰矿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南庙）、磁窑博物馆、磁窑艺术馆。磁窑遗址上的博物馆、艺术馆主要是从事艺术品市场化，与学术研究相差较大，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地推介他们的产品。在博物馆看到的新产品有标价近三十万元的，大家都觉得很贵，浦江说艺术品销售的行规一般可以一两折。整个参观过程浦江都显得很疲惫，并说腿一直在痛。由于急着要赶回北京参加第二天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复试，当天晚上八点多我先乘高铁返京，临行前我一再叮嘱他回到北京后赶快去检查一下。我对他说，“这次你看上去不是缺乏锻炼的问题，当年我弟弟腿痛后发现是脊髓空洞，所以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月31日晚我给打电话问他是否去医院检查了，他说很快要参加北大例行体检。此后就没有消息。4月15日晚，突然收到远在美国哈佛讲学的邓小南老师的来信：“华瑞：浦江病了。你知道了？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他担心。数日前曾想给你打电话，后来又忍住了。”当天晚上十一点我立即跟浦江联系，他很镇定，很坦然，说他在北大体检后发现胃部有阴影，情况不太好，做了切片，但报告要一两周才能出来。体检完第二天就飞回重庆垫江在家乡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论可能是胃癌，但不能确定，还要等一等切片的报告。

        紧接着“刘浦江老师得胃癌”的消息在京城高校间不胫而走。4月17日上午我回复邓小南老师说：浦江生病的事对我来说太突然，起初“我以为他是属于亚健康状态，注意休息，就会没事的。所以当看到您的信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听着他镇定的讲话，我根本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最近一段时间老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现在浦江病了真是不敢再往下想，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为他祈福。多保重，已成为最真挚的问候语，真的要多保重”。

        当天，邓小南老师又回复说：“华瑞：浦江生病，我真的非常非常意外！他还那么年轻，生机勃勃的。我听说消息算是早的，当时系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顿时无法平静，泪如雨下。我想给浦江打电话，又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曾经拨了你的手机，一看晚上11：45了，赶紧挂断了。我跟宗成说：浦江就是我弟弟。几天里多次发邮件与浦江联系过，他也每次都回复，看上去也还淡定。内心希望是一场虚惊，只怕天不如人愿。”

        4月24日，我在首都机场跟浦江联系，这次他的声音明显轻松了许多，仿佛又回到正常的从前，说切片报告否定了恶性胃癌晚期的结论，而是胃部淋巴癌，医生说治愈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五十，听了这个消息我也顿感轻松了许多，觉得浦江有救了。7月上旬得到浦江的许可，我去肿瘤医院探视浦江，正巧碰上陈侃理和他的同学也来探视。浦江除了没有了头发外，其他一切如常，还是那样的健谈。天南海北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就赶我们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生前的浦江。其后虽有电话联系，但一直不容许再去医院探视。

        11月下旬，知道浦江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初期感觉还不错，我又提出探视，他回复短信说，刚出无菌舱，体质较弱，需要休息，过段时间再来吧。可是12月29日晚我与学生新年聚会结束时，突然得悉浦江病情恶化的消息，并且准备返回垫江做最后的了断。我很想在他返回垫江之前跟他见面，但是他除了学生和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几个老师外不再见任何人。他给我的短信是：“最近病重，估计时间不多了，不宜探视，不宜电话。”我只能默默祝福他，直到今年1月7日早晨得悉他遽归道山的消息。

敬畏学术

        浦江的学生对我说，从我的处世风格和脾性来看，与浦江有诸多不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实属难得。想想我和浦江之间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同学，除了学术交往外，在其他方面也很少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我们的友情是纯学术性的。邓小南老师在《痛别浦江》中说，她与浦江的交往，没有过登门造访，没有过礼物往来，清淡如水，却又深切似海。其实我与浦江也是如此。我对浦江的敬重是从2000年他参加首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奖活动开始的，浦江以《辽金史论》参评。这部书在此之前浦江曾赠我，但我还未来得及拜读，他要参加评奖，我是评奖委员会的秘书长，所以赶紧拜读。说实话此前我也读过《金史》和《辽史》，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但绝没有下深功夫研究，所以我并不能评价，只是了解而已，而他为《辽金史论》所写的自序挺让我钦佩。

        一是他的自信，那种做好辽金史舍我其谁的霸气；二是他对待学术的那种严谨、严肃、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至深印象。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奖活动迄今已评了八届，只评出三名一等奖。但就学术水平来说，浦江的大作完全可以置身其列。由于那次评奖是首届，评委都很谨慎，加之浦江的著作是论文集，故按论文类而不是专著类评，也有评委说他的自序锋芒太露，不能助长他的自傲，要先挫挫锐气，以利于他将来的成长。因而虽然评委的评价很高，但是最终还是评为二等奖。后来我见到浦江，问他对得二等奖是否有意见，他说他参加评奖主要是因为这个奖是以邓先生的名义，所以得不得奖不要紧，而是参与这项活动很重要。

        2000年年底读到浦江发表在《历史研究》第6期上《〈金朝军制〉平议——简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令我刮目相看。这篇书评不仅仅在于他敢于正面批评权威令人钦佩，而且更在于透过他对辽金史问题症结的准确把握、对当时辽金史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所展现出执未来辽金史研究牛耳的态势更令人望而生畏。后来又读到他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7期上的《李锡厚〈临潢集〉评介》，这种印象更为加深了。

        2006年浦江晋升教授，北大历史系请我做通讯评议。对于浦江的科研我选择了所有的第一项，我用了“刘浦江为当今辽金史研究之翘楚”这样的评语极力推荐他教授升等。在教学一栏上，因为那时我知道浦江的本科课有很好的口碑，但是对他的研究生教学情况知之甚少，所以没有给以最高的评价。从那时起到他去世，过去快九年了，随着相知日深，对浦江的教学我也有了深切的了解。据我的了解，像浦江那样，不惮烦劳，真能最大限度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培养学生的工作，在同辈学者中比率不会高，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浦江逝世后，微信、网上他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同事发自肺腑的一片痛悼，足以说明他的教学之成功，不用我再多言。我只是想说三点：一是招生绝不滥竽充数。我有一个硕士很爱读书，基础也可以，前两年想考他的博士，让我给浦江打个招呼，浦江未置可否，后来我追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他说你的学生对辽史感兴趣是从学习宋史的立场对辽史感兴趣，而不是对辽史本身感兴趣，因而对辽史文献接触甚少，以后培养起来很困难。听了浦江的解释我很释然，也对他多了一份敬重。同年我的另外一个硕士生要考邓小南老师的博士，当时邓老师带的硕博连读生已有两位，招生只有一个指标，我的学生考试只考了第二名。面试时，浦江发现我的学生宋代文献基础较好，他积极协调北大中古史中心的招生指标，使得我的学生如愿以偿。后来邓小南老师告诉我，浦江为给我学生争取指标，还给她说“华瑞跟伟民（包伟民的学生考第一）都对中心工作相当支持，不能厚此薄彼”，浦江就是这样一位既坚持原则又不失古道热肠的人。

        二是高标准严要求。参加北大中古史中心博士论文答辩，进入最后阶段，有几次我按照全国大多数高校历史专业博士论文分等的做法，希望给出优秀、良好、合格，浦江总是坚持不能轻易给优秀。他说北大的优秀博士论文一定也要是全国同类论文的优秀才可以，否则不论是中心哪位老师的学生也不能给优秀。而且他的坚持很固执，直到最后得到大家的认可为止。所以北大的宋辽金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议为优秀的无疑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三是浦江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与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史研究水平的距离，正如他自己所言：“辽金史学要真正赢得史学界的尊重，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其二，一个人再努力也是孤掌难鸣，只有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队伍才能支撑起辽金史学科的整体发展，从而从根本上缩小与其他断代史的距离。近十年来他的研究生培养就是围绕着这个大目标在进行。我们平素聊天时，他经常会主动说起他学生的专业特点，对于学生的每一个进步他都会表现出特别的愉悦，对学生的优势和短板如数家珍。学生的专业发展，浦江也有自己的估计，认为大多数学生若只在辽史和金史方面兜圈子将来就很难超过他，但是打通辽金元三史可能会更上层楼，因而寄希望于学生在这些方面努力从而做出比自己更大的学术建树。

        我和浦江专业相近，除了评议博士论文外，常有其他方面的互动。浦江在专业交流上非常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风，辽金史方面的论文他很少让我提意见，他写的宋史方面的论文则经常会询问我，如他的《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一文发表后，曾多次问我读过没有，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尽管批评。2009年撰写的《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发表前，他嘱咐我一定要帮助认真看一下。我说“你都是大教授了，还需要看吗”，他说“你对宋史研究的学术史很熟悉，帮我看看我的引文是否有遗漏”。2012年我到首师大学报任职，辽金史方面的稿件我都请他审查和评议，浦江每次都极认真地寄回审查意见。

        有一件小事，让我很感动。2013年9月北大中古史中心召开“宋代政治史的新视野国际研讨会”，浦江主持辽金政治史分会场，会上有日本学者在论文中将人名中的“覃”字读作“tan（谈）”，我以为“覃”作为姓多读“qin（秦）”，但浦江支持日本学者的读音。对此我没有跟他在会上争论，会下我问他为什么那么肯定，事前查过字典吗？他的回答令我很吃惊：“我也没有查过字典，但是日本学者做事很认真，大凡有异议的问题一定会在公开发言或发表之前搞清楚，所以我相信日本学者的读音。”后来回家后我查字典，果然可以读作“tan（谈）”。这虽是一件小事，却折射出浦江对日本学者了解之深入。浦江在十多年前认为国内的辽金史研究水平不如日本，尽管有学者激烈反对，但是浦江既然立志要赶超国内外辽金史的最高水平，当然要对他认为高水平的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方能做到真正的超越。

        我爱读浦江撰写介绍和纪念邓广铭先生的系列文章，他前后一共写了十三篇。如《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独断之学 考索之功——关于邓广铭先生》《“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邓广铭教授的宋史研究》《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范与学术品格》等。我是邓先生的再传弟子，当然希望对老师的老师有详尽的了解，这是我喜欢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在读的过程中，除了感知浦江知恩必报的情怀外，浦江通过描述邓先生的学术经历、治学方法乃至心路历程展现出的那种敬畏学术的精神，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浦江走了，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弟，更失去了一位能够相互砥砺的畏友。痛哉、惜哉！

        浦江，安息吧！■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