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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上海应兴建更多托儿所
根据欧洲和日本的经验,如此严重的老龄化必定导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和养老金缺口。这两个问题目前之所以没有爆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有超过1000万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每年为上海的养老金体系注入数百亿元资金。
如果这部分人口能成为上海市民,上海的生育危机将大为缓解。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上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等待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尽快出台针对户籍人口的鼓励生育政策。
要鼓励生育,就必须降低养育成本。上海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调查显示,上海家庭养育一名0到6岁幼儿年均费用超过3万元。尽管90%的家庭都有老人参与养育,80%的幼儿与祖辈同住,但生育更多的孩子,意味着父母必须投入更多金钱和时间。
在上海,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成为全职主妇的比例是独生子女母亲的两倍。和金钱投入相比,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难以承受。由于育龄妇女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是史无前例的,而生育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母亲的职业发展将受到影响,这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
鼓励生育政策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减税。如果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计征,将有效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间接降低养育后代的成本。这一做法利国利民并且世界通行,但在中国显得遥不可及。第二类做法可以从政府开支方面入手,包括直接发放生育补贴、更长的产假和哺乳假、妇女职业发展保护计划,以及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化育儿机构,特别是托儿所、幼儿园和晚托班。
目前,0到3岁之间的抚养压力几乎全部由家庭承担。2014年版《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公办幼儿园数为1446所,民办幼儿园有524所。幼儿园数量近两年仍然不断增加,但原来设在公办幼儿园内的小托班纷纷停招,只满足3岁以上儿童的入园需求。幼儿园和托儿所数量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态势,进一步加剧了0到3岁儿童的抚养压力。
上海应该兴建更多托儿所,以分担户籍家庭在此阶段的抚养负担。在鼓励企业和社区里兴建托育机构方面,日本东京和香港已经积累大量经验。上海人对此并不陌生,1949年之后,托儿所是一项普遍实施的职工福利;单位和街道里面的托儿所解决了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上海第一代独生子女几乎全部是在这些社会化的抚养机构中长大的。
2015年上海“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呼吁企事业单位重新恢复托儿所。回到过去看上去不可思议,但这是正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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