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丨“土猪拱白菜”论与“超级工厂”及教育公平问题

2021年高考（官方名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统考将在6月7日、8日两天举行。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比去年增加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迟至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录取率已超过八成。这意味着，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些考生中，差不多有八成都有机会接受包括本专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虽然能进一流名校的机会在各省份依旧差别巨大。

高录取率的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本世纪以来的跨越式发展。2020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而2010年，这个数字为26.5%，2000年为12.5%，1991年为3.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至22岁适龄人口之比。国际上通常认为，一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显而易见，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和长足进步，越来越多的国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我国已进入普及化阶段。

前不久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下同）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更直观地讲，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每100人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由不足9人增加到了15人。

势头喜人。但一位农家子弟袒露的志趣这几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轩然大波，令人不由得在高考到来之际，对已普及了的高等教育现况以及教育公平问题多几分反思。

“土猪拱白菜”

事情源自十七岁的河北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在安徽卫视一档名为《超级演说家正青春》的节目上发表的演讲。

这场时长为十分钟的演讲题为《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于5月30日播出。张同学的演讲开始前，节目对他的介绍是：“他来自中国超级中学的巅峰——有‘高考工厂’之称的衡水中学。今天，他将在这里，道出万千农村学子的心声。”

演讲中，张同学身穿衡水中学校服，讲述了自己从河北东部“一个小小乡村”走向城市，从自卑到努力奋斗的心路历程。

他称，小时候，他像大多数农村孩子那样，爬树打滚，日子简单却快乐。但当地教育资源极其匮乏，“两间屋子，三个年级”就是他当时上课的地方，“英文老师就是语文老师客串的”。到城里后，他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体育课上分不清自己一方和对方的球门；晚上放学后，同学有私家汽车接送，自己只能走回家。

但一段时间后，“恐惧、自卑和阴霾都已散去”，他的眼里只剩下“自信和坦荡”：

“如今，在衡中，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我和所有的同学一起，带着必胜的信念向前走。我们在努力活成曾被寄予厚望的样子。这群志同道合的人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谈着自己和他们的世界，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简言之，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要“改命”。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争议和反响的，是“土猪拱白菜”那句。张同学这句话本身的魔幻气质、其中展露的自我激励抑或不惜自贬以求“改命”的雄心、其农家子弟身份，加上他所就读的衡水中学素有“高考工厂”之称，多重因素混杂于一体，令整个事件在短短几日内迅速发酵，成为舆论焦点。

论者称，“有人从中看到了他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志气，也有人无法忍受其话语中的攻击性和破坏性”。

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类似张同学这样的农家子弟，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从而大学文凭含金量不断降低的当下，究竟能否利用衡水中学的“超级工厂”机制顺当“改命”。

作为“高考工厂”的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所在的河北衡水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至2019年末，下辖2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8个县。

当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末，衡水常住人口为448.6万人，户籍人口为457.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2%。可供对照的是，同期，河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62%（依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这一数据2020年为60.07%）。

2020年，衡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2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0元，分别相当于同期河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286元）的89.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67元）的91.7%。

衡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河北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河北全省相应水平。这些关键指标昭示出，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在河北省是偏低的。在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诞生了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超级中学”，并非偶然。

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是河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衡水市三所重点高中之一。其官网中的学校简介（发布于2009年）写道：

“近年来，学校遵循‘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越、和谐发展’的办学方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

2005年以来，有500余名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各级各类赛事中获奖，……；有675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名小天才考入中科大少年班，21700余名学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

衡水中学的飞跃式发展始于1999年，这一年，依托于衡水中学的“公办民助”高中滏阳中学（位于衡水市桃城区，滏阳为古县名）成立，衡水中学“名校办民校”的做大做强之路由此启动。

2013年2月，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与衡水中学共同组建民办衡水第一中学，后者的官网介绍称，其“管理、师资、招生、教育、教学均以衡水中学为依托”。自此，衡水中学形成了本部、南校区（衡水一中）、东校区（滏阳中学）的格局，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开始打着公办衡水中学旗号在全国各地开办分校。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显示，至2017年，衡水中学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在全国八个省份开办了十余所分校（也有报道说是18所）。

2017年4月，衡水第一中学在浙江平湖市（隶属于嘉兴市）开办分校。5月间，其违规办学问题遭举报，教育部要求河北省教育厅进行专项检查。6月1日，河北省教育厅发文，指衡水中学、衡水第一中学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规范甚至违规办学招生情况，并提出若干项整改要求。随后，石家庄、承德、廊坊等河北多地教育部门发文，限制衡水一中在当地的招生。

6月16日，衡水第一中学投资方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公司在其官网发布董事会声明称：“自2014年9月19日23时40分至今，衡水第一中学董事会从未授权个人和团体合作成立分校等事宜。所有以衡水第一中学名义对外签署的合同、协议等所有办学过程与经营性活动，与衡水第一中学董事会和投资方无任何关联，衡水第一中学财务账户和投资方未收到任何一家学校的赞助金和加盟费。”

对此，教育学者杨东平著文质疑称，“这些钱究竟被谁拿走了，恐怕不言而喻”。

“超级中学”的养成机制

“超级中学”并无统一定义，但依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黄晓婷等学者被广泛引用的总结，一般具有四各方面的特征，即：位于省会或地级市；学生规模大；垄断当地一流生源和教师；毕业生垄断北大清华两所一流高效在该省份的录取计划。其中后两者是“超级中学”的必要条件。

2018年，衡水中学（含衡水一中）在校生多达 13000人，河北高考状元、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也大多出自该校。毫无疑问，该校是一所很典型的“超级中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王帅著文指出，催生“超级中学”的“名校办民校”做法并未超出教育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相关规定，但从上世纪末伊始，“名校办民校”就存在着公办与民办不分、“一校两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公办学校以民办的名义办“校中校”，是一种打着法律与政策幌子而成立的“假民办”，而法律法规与政策对这种办学行为是坚决禁止的。

河北省教育厅2017年6月1日发文，对衡水中学提出的三项整改要求包括：衡水中学法人代表不得代行衡水第一中学法人代表权力；衡水中学在编教师派往民办学校任教应由衡水市教育局批准，并不得影响河北衡水中学教学活动；去除河北衡水中学官网中涉及衡水第一中学相关信息，在涉及对外宣传内容上不得发生河北衡水中学与衡水第一中学同时出现的情形。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衡水中学违规办学的真相。

但这样的违规办学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在“名校办民校”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法规，而在纵容违规行为。教育学者杨东平的总结可以视作“超级中学”的养成机制：

“无论衡水中学还是各地新兴的‘超级中学’，投资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呈现出房地产业深度介入教育，与‘名校’捆绑发展的新特点。开发商的楼盘由此成为‘学区房’而价格大涨，开发商和‘名校’分享利益。房地产业与教育捆绑发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衡水中学‘做大做强’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包括优惠批地建设衡水一中等等。由于房地产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地方政府热衷于打造超级中学、拉动房地产和地方经济发展。这对政府而言，是教育 GDP（升学率、北大清华录取人数）和经济 GDP 的‘双赢’。”

可以说，传统的公办名校效应，加上房地产企业的加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放纵，催生了“超级中学”在一些地方的兴起，“超级中学”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世纪获得飞跃式发展的一个不可无视的脚注。

“超级中学”带来了什么

一些研究指出，超级中学在形成之初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例如，促进了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规模的扩大，提高了教育投资效益，拉动了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底层子女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等。

但近些年来，随着超级中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丛斌在其领衔的最新研究中有以下精当总结。

其一，超级中学严重破坏区域内高中教育生态。省内少数几所超级中学壮大后几乎垄断了本省大部分精英大学及一本录取名额；而日渐没落的县级中学与超级中学的差距日渐扩大，甚至出现全县无一名考生成绩达到本省一本录取分数线的极端现象。

其二，超级中学强化了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现象。升学率尤其是“北大清华录取率”是超级中学的“金字招牌”。超级中学为继续保持耀眼的高考成绩，往往实施军事化管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重视应试技巧的传授，而忽略了高中教育的育人功能。

其三，超级中学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学者通过对湖北省某市一所省级示范中学及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超级中学造成了城乡学生在高中教育的起点、过程及结果上的不公平。另有研究发现，在国内某精英大学，2005至2009年连续五年间，来自超级中学的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平均比例仅为2.1%，远低于一般中学（17.57%）。换言之，绝大部分农村户籍学生事实上难以通过超级中学获得精英大学录取机会。

利用某大学2007至2017级新生数据，郭丛斌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在其最新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内地有 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在西部省份长期为一所高中单头垄断，在大部分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为两所超级中学瓜分，拥有超过三所超级中学的，主要是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随着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将会显著下降。

简言之，超级中学的“光辉形象”，是以牺牲本省份县级中学的发展空间、县级中学的教育质量，进而拉低全省普通高中总体教育质量为代价的。

教育公平的阳光何时普照大地

衡水中学模式的支持者往往声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类似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毕竟取得了耀眼的高考成绩，这为农村学生、寒门子弟进入大学和改变命运提供了通道。

但上引严肃研究的结论显示，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超级中学”的发展壮大在教育公平和效率方面都大有商榷余地。尤其在教育公平方面，“超级中学”最能蛊惑人心的诉求之一是要为农家子弟的“改命”提供通路，但讽刺的是，最终通过“超级中学”成功进入一流大学的，仍多非农家子弟。

张同学能“改命”吗？希望他自比为“土猪”只是强化演讲效果的戏谑之词。不论如何，我们都祝愿他和其他万千农村学子，能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和其他大考中如愿以偿，迈向新的人生台阶。

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十多年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迈上新的台阶，减贫脱困成就彪炳史册，人民正在迈向更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在教育领域，我们更期待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大地，不留死角。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参考资料（仅列学报论文）：

郭丛斌、徐柱柱、张首登：《超级中学：提高抑或降低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

杨东平、王帅：《从“衡中模式”看基础教育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王帅：《从“衡中模式”看基础教育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年第6期

黄晓婷、关可心、熊光辉、陈虎、卢晓东：《“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 ——以K大学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6 年第 5 期

王丽霞：《超级中学的类型、存在问题及治理》，《教学与管理》，2016年第19期

冯帮、李紫玲：《从“超级中学”现象看城乡子女教育公平问题——以湖北省D市为例》，《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

谢春风：《我国中小学名校巨型化倾向的理性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Z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