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失误曾让冷战升级，回顾历史上因误译造成的“国际玩笑”

        最新版的谷歌翻译应用据说实现了实时翻译，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巴别塔的魔咒就将被解除，语言将不再是人类交流的壁垒，人们也不必担心因翻译上的失误发生困扰，甚至能改变历史进程。

        在这一切美好的愿望成为现实之前，BBC文化频道回顾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翻译失误，包括19世纪天文学家在火星上发现智慧生命，还有美国总统在公开演说中的“挑逗”言论。

火星上有生命？

        当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Giovanni Virginio Schiaparelli ）在1877年开始测绘火星时，他一定没有料想到自己在无意中触发了科幻小说的新篇章。

        这位在米兰布雷拉天文台供职了40余年的科学家将火星上的明暗区域分别命名为“海洋”和“大陆”。1877年的火星大冲中，夏帕雷利观察到一种特征Canali，在意大利语中意为“水道”，他指的是行星表面的天然面貌。不幸的是，在将其翻译至英语的过程中这个词被译为“运河”，即人工开挖的结构，自此开启了人们坚定火星上存在智慧生命体的信念。

        出于对“运河”存在的坚定信念，美国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 Percival Lowell）在1894至1895年间绘制了上百幅图片。在接下来的20年间，他又出版了三本关于火星的书籍，还配以丰富的插图证明这颗红色行星上的确存在一群高智商的“工程师”，并实施了用于沟通水运的建设工程。

        罗威尔的理论还启发了一系列科幻小说的诞生。

        在1897年开始连载的《地球争霸战》（The War of the Worlds）中，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描述了一群面临生存危机的火星人进攻地球的故事，并就此开创了科幻小说新的子类型。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于1917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火星公主》（ A Princess of Mars）同样将主题对准岌岌可危的火星文明，小说对火星的描述还沿用了夏帕雷利对于这颗星球的一些命名。

        火星上的人工运河渐渐被证实只是语言错译和狂热想象的产物，天文学家现在普遍认同火星表面并不存在任何运河。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报告，“火星表面呈十字形交错的线条只是人们惯于以图形赋予视觉一种形式，这种图形可能并不存在。比如当看见一堆模糊的暗点时，眼睛倾向于将他们连成直线。”        

        要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个中“高手”。1977年，在其任职美国总统期间，他访问波兰并发表演说，不过演说内容颇为耸动，堂堂美国总统竟公然表示对当时还是社会主义的波兰有浓厚的“性”趣，至少，他的翻译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卡特的原意是他热切希望了解波兰人民对于“未来的渴求”。

        不过在那次演说中，卡特不止一次被这位翻译官“坑”了，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他将总统一句简单的“今早我离开美国”翻译成了“我离开了美国，将永不再返！”甚至是一句稀疏平常的“我很高兴能来到波兰”在翻译官的口中也变成“他很高兴能抓住波兰的私处”。

        在随后的国宴祝酒时，不出所料，卡特另请了一位翻译，但他的倒霉劲儿显然还没过。在说完第一句话后，他有意识地停顿一下等待翻译，不过等来的却是一片寂静。他只好接着说下一句，还是寂静。原来新的翻译无法理解总统的英语，只好用缄默来应对。卡特的波兰之行尚未结束，这位背运的美国总统已经成为许多坊间笑话的主人公了。        

        一个翻译失误，曾让冷战升级。195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位于莫斯科的波兰驻俄领事馆接见西方来使时的一句话，被错译成了“我们将埋葬你们！”随即这句恶狠狠的言论出现在了各大杂志封面和报纸头条，让原本就不佳的苏联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跌入谷底。

        事实上,他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是“当你被埋葬时,我们会在场 （We will dig you in）”。这句话在苏联很常用，赫鲁晓夫的本意是“我们会比你们活得长久”。 他意指共产主义将从资本主义内部摧毁它，因而比资本主义更长久。

        他还援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这当然不是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发表过最平和无害的言论，但也绝非挑衅反共主义者的武力恫吓，也无意激起美国人发起核攻击的心思。但由于美国《时代》周刊的错译，美国人以为赫鲁晓夫要用核弹埋葬他们。整整3年，他没有澄清这句话。苏联咄咄逼人，发射卫星和洲际导弹，美国也大搞太空、导弹研究。

        1963年在南斯拉夫的一次演说中，赫鲁晓夫才亲自澄清了这一错误，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过去因为‘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话让我麻烦不断。当然我们不会举着铲子将你们真的埋起来，你们的工人阶级将会埋葬你们。”

外交辞令惹麻烦

        谈判桌上的误译总是会引起麻烦。1830年巴黎与华盛顿的一次会谈因为法语词汇“demander”（法语中意为请求）而激化。

        一条送往白宫的信息是这样开头的：“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mande”（法国政府请求），而秘书在翻译传达后变为了“法国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总统以为法国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于是立即表示反对。直到这个误会解除，谈判才得以继续。

        一些官方权威还被指责利用语言差异来为自己谋利。1840年英国王室与500位毛利部落族长签订了《怀唐伊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然而由于条约有英文和毛利文两个文本，而且毛利文的版本并非英文版的准确翻译，争论随之而来。在毛利人的一些抗议运动中经常会贴出“怀唐伊条约就是场骗局”的海报。

高瞻远瞩还是政治需要？

        有时误解可能比误译更严重，因为一些常用词语也许会因为需要而被选择性地曲解。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以“言之过早”来回应总统提出的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影响，记者们认定两位领袖在谈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法国大革命，并将周恩来的“智慧”言论视为中国式哲学具有长远思维能力的绝佳例证。但其实，他俩在谈论的是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学生暴动。

        美国资深外交家，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行的首席翻译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后来指出，这是“最容易澄清的误解，却从未得到纠正”。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对周恩来总理言论的误读，只能说这种误读能轻易地树立起中国领导人比之西方领导人更加高瞻远瞩的形象。”

        “这是人们愿意听到和相信的，所以它留存下来了。”

（本文编译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