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 | 别消费杀马特了，教你如何正确谈论新生代农民工

【编者按】

        2015年春运自2月4日开始。就如每一个寒冷的冬春之交，亿万漂泊在外的中国打工者开始在拥挤、疲惫、焦虑和期待中踏上归途。许多工厂的流水线停了，工人们返回家乡。春天到来之后，他们将再度如水流般汇集于城市和工业区。

        今天，我们做了一期关于中国新工人的专题，尤其聚焦那些传统上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此时已不必重提他们是中国伟大财富创造的幕后力量一类的陈词滥调，也不必过多地为他们的苦难抒情，我们的这一组文章，更多意在还原其生存状态，展示他们作为个体的生活体验、劳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当代美国文化中，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政治）是中产阶层广泛遵守的一项自我修养。其要义在于，当你提到弱势群体时，请严格注意自己的措辞与用语，比如土著要换成原住民，黑鬼的说法将会让你立刻没朋友，弱智这个词是不允许出现的，请务必改用智力障碍。对于残障人士、性少数群体、未婚妈妈等人群，如果你不能采取亲密无间的拥抱态度，也至少需要控制一下指手画脚的个人情绪。

        2014年，似乎全球的老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据说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现在以讨论马克思为时尚，《21世纪资本论》一度在亚马逊脱销；苹果CEO蒂姆·库克宣布出柜，表示要为争取同性恋权益贡献更多力量，一时间“粉红经济”被视为下一个催生亿万富翁的金矿。于是问题来了，今天我们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正确而有逼格地谈论弱势群体？既显示我们人道主义的关怀，又充满社会发展的忧思，遵守政治正确的要求。

谁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给出了官方说法，他们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字，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2.4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8.4%，达1.2亿以上，在一些省份（如广东），这个比例甚至达到75%。相较于他们的父辈，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来到城市务工的老一辈，“新生代农民工”之“新”，意味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他们的父辈多是在城市打工数年后，揣着攒够的钱，回到农村盖房养孩子，但是对于80和90后的青年农民工来说，他们或者不愿回去，或者根本无法回去，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无法安置数量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村庄，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背后，崭新的社会困境。同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大多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对于城市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熟谙（多在城市长大），新生代农民工显示了不同于父辈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期待，他们会用QQ等社交媒体进行维权，他们不满于现实处境，他们要求分享社会的发展进步成果。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我们该如何政治正确地谈论他们/她们？和天涯上那些月入10万我的同学或亲戚们一样，在大部分时候，这个群体都显得面目模糊，众说纷纭。

        他们/她们有时候是一群脆弱的年轻人。2013年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以一个年轻工人绝望地从宿舍楼上跳下，作为落幕，这距离富士康2010年震惊全球的“12连跳”，已经过去了3年。在富士康提供的说辞中，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年轻工人们，迷茫而脆弱，犹疑而徘徊；他们/她们因为无法解决个人的情绪的问题，选择了从楼上跳下来。以在跳楼事件中幸存的17岁女孩田玉为例，因为富士康公司弄丢了她的个人信息，使得工作一个月后，田玉无法领到自己的工资，在富士康四处反映无效后，花光了从老家带来的钱，又联系不到在深圳的亲人，这个只有17岁，第一次离开家人、普通话还不太标准的少女最后绝望地从楼上跳下来。

        富士康认为这一悲剧自己拖欠工资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富士康认为自己堪称中国好老板。在富士康积极打造的、用于参观检查的样板间深圳龙华厂里，有书店、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田径场、游泳池、网络影院、商店、超市、食堂、餐馆、招待所，甚至还有一家婚纱店……除此之外，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每月12号工资准时打进每个工人的银行卡里，来这里工作没有讨薪之忧。但是富士康从来不曾提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还有：每天12小时的流水线劳动，早班晚班轮换，严苛的管理制度，使得工人们根本无法享受这些专供媒体拍照的文体设施。另外富士康不包食宿费用，工人要自己花钱住在富士康提供的宿舍楼里，在富士康厂区里的食堂里用饭。2013年富士康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每月2000-2500元，这已经包括了加班费，而作为参照的物价水平是，在靠近富士康龙华厂西门的瓦窑排村，一套两居室房间的月租价格在750到950元之间。

        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们再也无法重复他们/她们父辈的人生轨迹，背井离乡，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城市里从事着最辛苦与最底层的工作，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压缩在最低水平，兢兢业业数年后，带着一笔数年积攒的血汗钱回到农村老家盖房养老。高昂的物价与房价，连同仅够维持基本温饱的工资，宣判了他们的储蓄额基本为零，即使每月有所结余，对比城镇地区的房价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未来，看不到希望与出路，是这一个群体的青年真实的处境与写照。

        2014年10月，一位自称张全蛋的“富土康”手机质检员，登上吐槽脱口秀《暴走大事件》，以一口乡村英语和犀利的吐槽风格，迅速成为网络热门人物。

        “我是富土康3号流水线的张全蛋，英文名叫MICHEAL Jack，法文名Hélodie Jaqueline，像我们富土康这样的transnational enterprise，经常会和不同国家的客户技术上的meeting，在我们厂里不会说英语都会被经理fire掉的，简直so no face。我的英语算是挺好的，国外的厂商都是我负责接待的，欧美的客户比较多，只有我能和他们communicate……那些外国甲方的脾气很差，还好我英语过硬....”

        这是富土康质检小王子张全蛋在接受暴走大事件采访时的一段自白。看吧，连一位流水线质检工人都能用英语communicate，手机里是学英语的APP，30天走遍美国，少林晨读五百句，你雅思考不到7分！竟然好意思？张全蛋以其励志的乡村英语，满满的正能量，迅速博得点击率。他当然跟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任何关系，据称张全蛋是由暴走大事件栏目的一位编剧扮演的。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消费农民工们，尤其是他们的喜感形象已经算不上多么十恶不赦了，但我们还是有必要澄清一点，这您可千万不能当真。

        根据社会学者潘毅和她领导的团队的调研，富士康的年轻工人，尤其是部分生产线上的女工，因为长期接触化学试剂，却无法识读各种英文毒物学的专有名词和缩写，而陷入焦虑与不安中。我们曾采访一位22岁的女工范春燕，她是iPad的清洁员，所谓的清洁，是用溶剂把半成品的iPad元件上多余的胶水去掉，但是她并不知道长期、高剂量地接触这些不知名化学物品，将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的生活构成何种危害。因为大部分iPad的清洁工人，都是像春燕一样的育龄妇女，而富士康从未告知她们，这些清洁剂的成分及其对妇女和生殖健康的潜在危害。春燕告诉我们，化学容器上即使有标签说明的话，也都是用毒物学术语拼写的专业英文单词，化学物都是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的缩写，或者是简写的化学公式。“我们的生产经理可能知道这些化学品的安全数据，但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清楚地教给我们，可是没有”，春燕很无奈。所以如果富士康的工人们，在每天至少12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外，还有时间利用手机APP学英语的话，他们使用的一定是毒物学速成，或者高等化学。撇开消费农民工的道德伦理不谈，至少这个视频的编纂者在爱岗敬业的专业问题上，是非常不及格的。

        我们还经常能够在媒体上，邂逅另外一个面目的青年农民工们，他们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画着夸张的浓妆，用低像素的手机自拍照进行包装宣传，对！这就是杀马特。相较其英文smart的来源，杀马特挟裹着后发现代性国家丑穷挫们的低收入群体，追赶时尚而又力（财力）所难及的浓浓野心。2014年一组《流水线上的90后》照片，据说让大众看到了底层90后——他们一律穿着统一工服，有的戴着耳钉，或以剪刀式刘海，或以五颜六色的头发凸显各自的存在。很遗憾的是，至少我和我从事青年农民工研究的老师和同事们，从未在富士康见过类似的杀马特工人。以负有合同责任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主要是苹果）为理由，富士康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监控系统。工人们必须通过层层电子门和安全特区的检查，才能到达各自的生产车间。一个女工人告诉我们，不仅不允许携带手机、数码录音设备或任何金属物品进入车间，就连衣服上的金属纽扣，都必须被拿掉，“否则保安会直接把这个纽扣扯掉的”。当我们慨叹，青年农民工能够自由选择的人生，只剩自己头发的颜色了，事实是，至少对于在富士康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连自己头发的颜色，也完全没有发言权。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要说改变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似乎少了一点发言权，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代青年人命运的关心，至少可以从正确地、尊重地谈论他们开始，了解他们个人困境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因，尊重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发展要求。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向例如苹果这样的超级巨无霸企业提出抗议，请他们人道地对待在自己的代工厂里，日夜加班加点的这群仅仅20岁出头的中国青年。美国人的所谓“政治正确”确实充满了虚伪与友善的冒犯，但是至少要等到中国媒体能够正确而有逼格地谈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跟蒂姆·库克坐下来谈一谈，当他声称“我很荣幸能够领导这家公司(苹果)一直倡导人权和平等”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也同样尊重一下在他那伟大的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富士康里，那些只有16、17岁的中国童工的基本人权和平等，他们连充分休息的权利都无法享受，遑论自由地选择伴侣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