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饮冰室合集》，为何还需要《梁启超全集》？

        2015年2月3日上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开题报告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创新基地举行。

        《梁启超全集》编纂团队首席专家、年逾九旬的历史学家汤志钧在会上回顾了他30余年来从事编纂工作的经历，汤志钧之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仁泽系统介绍了课题的缘起和进展。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表示，《梁启超全集》编纂1980年代初就被提起，几经坎坷、人员变动后今天得以继续进行，是个“迟到的奇迹”。

著名历史学家汤志钧

著述宏富梁启超

        梁启超，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学术家。近代文史学家吴其昌曾说：“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在会上指出，20世纪真正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有四个人物：梁启超、胡适、孙中山、毛泽东。“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以文笔、报章言论著称，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影响很大的人物。梁启超创立报章文体，笔端常带感情，文白兼用，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晚期。在我看来，这种文体有时比白话文的影响力更大。梁启超还从日本引入许多新词汇，帮助中国人在中文没有对应词汇的时候理解西方文化。”杨国强说，“例如今天我们说的‘干部中央委员会’、‘经济’等，都是从日本引入的词汇。”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表示，蒋介石就是深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个例子。“蒋介石在日记中表露过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推崇，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对学风、政风、国家命运的思考，显然受到梁启超影响很大。”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则这样评价道：“梁启超的影响之大，使得《梁启超全集》不只是学术界的事，也会是大众所关注的事情。”

        梁启超留下了一千多万字文章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新闻、法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甚至是一些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影响巨大。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认为，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一个“活着的逝者”。他的学问涵盖古今中外，要编纂他的全集，难度可想而知。“梁启超主导或参与了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活动，始终是近代中国言论界的焦点人物。关于他的事情，事无巨细，都在各种报章中留下了踪迹。他自己也创办、主编过大量报刊，要网罗他生前的所有文字，更加困难。此外，梁启超有十几年时间在海外渡过，逃难足迹遍布澳洲、美洲、欧洲，还和海外重要思想界政界人物有交往。他又勤于笔耕，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成文字。这些都使得编纂《梁启超全集》必然是一个浩大工程。”而编纂工作历时三十余年，其间又有人事变动、资金短缺等困难，“汤志钧先生的孜孜不倦令人尊敬。”周武说。

来龙去脉：全集编纂由来已久，曾有不同意见

        据汤仁泽介绍，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新整理、编辑《梁启超全集》就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62年1月8日，时任中宣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单位的座谈中说：“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挑选出版。”一个月后，吴晗召集人员讨论《梁启超集》整理、编辑工作遇到的问题。当时的不同意见是，侯外庐、左恭认为不必出全集，因为已有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了，相当完备，而且书也易得，不如出版选集。但多数同志仍主张出全集，理由是现有的《饮冰室合集》分类编排极不科学，待改进，而出版《梁集》主要目的是供给研究工作者参考，出版选集实无必要。讨论结果，决定出全集，而且要将梁氏著述尽量收集齐全。

        同年8月1日，吴晗出面邀请梁思成等八人座谈，决定成立“《梁启超集》编辑小组”，计划从1962年-1964年开展整编工作。1963年初，编辑小组赴上海、南京、广州访查，听取专家意见，如顾廷龙曾提议：《梁集》以编年为好，因为有些文章难以分类，对研究者使用角度而言，也是编年体使用方便。

        1963年“四清运动”逐步升温，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期间，正常的研究工作全面停止了。

“迟到的奇迹”：30余年坎坷波折

        1981年国务院直属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次年8月，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整理编辑《梁启超全集》进行讨论，并任汤志钧为主编。汤志钧即组织人员、搜集资料、标点校勘，尽管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因人事变动等原因被迫终止，后来的其他合作也一波三折、一度搁浅，汤志钧仍坚持编录资料的工作，至今已30余年。

        汤志钧在报告会上回忆起这段经历：“我参加这项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编《梁启超全集》是在解放初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提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找了我和上海、广东、湖北、湖南的同志开会，讨论的结果就叫我负责这件事。（在那之前）我对梁启超并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接受了这项工作以后就想如何把它做好。”

        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梁启超全集》并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佚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然而还是搁浅了。我和父亲也都到天津去过，找过一些企业家，但最后无功而返，没有谈成。”汤仁泽说，“好事多磨，学界前辈同仁也都在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2012年我到北京，金冲及先生见面就问《梁启超全集》怎么样了。”

        几经波折之后，出版工作由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以汤志钧为首席专家的《梁启超全集》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4年11月14日公布），这项被史学界同仁称之为汤志钧“孤军奋斗”的工作终于有了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已有《饮冰室合集》，为什么还需要《梁启超全集》？

        据汤仁泽介绍，《梁启超全集》共1500万字左右，分作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扎集等大类，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索引和附录。

        全集中收录不少近年新发现、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汤志钧先生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检索搜罗的海外资料，如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等史料。

        最早结集出版的梁启超著作的是何擎一1902年编的《饮冰室文集》，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由梁启超“亲自料简”，刊载1902至1905年间政治及学术文章，约200多万字。梁启超逝世后，林志钧编辑、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的《饮冰室合集》（1936年），148卷，千万余言，是此前各本中最为丰富的版本，也是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饮冰室合集》仍有不少缺憾。据汤仁泽介绍，《合集》编辑较为仓促，搜辑仍不齐全，还有不少专著、诗文、大量函札、讲演录、译文等未曾辑入。《梁启超全集》收录最早的文章是1889年前的《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乐由中出故静七发》等，录自《经艺奇观》光绪23年广东省城刊本，《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全集》等都未载。

        另一个问题是梁启超文章的确切写作年代。《饮冰室全集》只有篇名、无年月，偶尔一两篇有甲子纪年，不便阅读；《饮冰室合集》的目录中在篇后注明“清光绪几年”，但仍有疏漏讹误。《梁启超全集》将在综合考订的基础上修正差错，并考订写作时间，按顺序排列内容，便于读者查阅。

        梁启超交游极广，留下大量书信。近年来陆续披露的梁启超书信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汤志钧遍访海外也征集到一批未曾公开的信函，子课题《梁启超书信的解读与标点》即是专门针对这一部分的资料整理而成立的，目前由汤仁泽负责搜寻、查阅、核实、标点及校对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整理、编撰出一部翔实、全面、权威的《梁启超全集》。”汤仁泽说。

        

        参考资料：

        汤仁泽，《在20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开题报告会上的发言》，201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