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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的船运能力有多强?

王进锋
2015-02-11 09: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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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迁殷:两万多商人乘船渡过黄河

        商王南庚定都于奄,盘庚即位后,迁都于殷。奄,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县奄里。殷,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一带。此二地,奄在黄河之南,而殷在黄河之北。《尚书•盘庚中》记载“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也就是说,盘庚迁殷是渡河迁都,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商人的航行能力究竟如何?

       
商朝前段的商王世系表

        当时被迁徙的商人是居住于都城里的民众。他们的具体人数现在无法确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记载的商代诸侯国都城人口数量,以及一些殷商城市考古遗址所显现的人口规模来推测。

        

商朝核心区域图(采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商代末年,周国国君西伯姬昌曾经“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可见,此时周国都城的人口在万人以上。

        《礼记•王制》说“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凡是安置民众,必须根据土地的广狭来确定修建城邑的大小,根据土地的面积来决定安置民众的多少,要使土地大小、城邑规模和民众数量,三者相称。

        《管子•八观》道“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国家的城市大田地小,田地就不能供养百姓,城市大而百姓少,百姓就不能守卫城市。

        也就是说,上古时期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是相当的。那么,考察殷商时期的城市遗址的规模的大小,大概也能对当时城市人口数量有所了解。

        上古城市单位面积里所居住人口的数量,《战国策•赵策》有记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多,无过三千家者”。古代的一丈是十尺,一尺相当于现在的0.23米,那么300丈就是690米。边长为690米的城市的面积则为476100平方米。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居住3000家,那么每户大约占地159平方米。

        考古发掘了几座商代城市的遗址,它们的规模也被探明。

        四川广汉三星堆是商代早期偏晚的古城,可能是古蜀国都城所在。这座古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城区总面积大约在245万平方米。按照每159平米居住一户人家,当时这座城市大约居住了15400多户人家。以每户5口人计算,这个城市的总人口大约在77000人。考古人员在山西垣曲发掘了一座商代中期的城址,可能是商代一个方国都城所在。它的面积在12.5万平方米。以同样的方法计算,这个城市当时的人口在3930人以上。

        根据以上各个城市人口数量,宋镇豪先生对商代城市人口的平均数进行了估算,他认为商代每个城市人口平均在2.1万人左右(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盘庚迁殷时,横渡黄河的商人数量应当也在2.1万左右。如此多的人口都通过船运从黄河以南到了黄河以北。当时船只之大以及承载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武王伐纣:数万兵将,近千车马乘船渡河

        商代末年,纣王统治无道,杀害了忠诚谏诤的比干,囚禁了箕子,还逼使一些商朝官员逃奔到周国。周武王看到这种情形,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团结多方诸侯,率领军队从周的都城宗周出发向商朝的首都前进,攻打商朝。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当时军队由战车300辆、像虎贲兽一样勇猛的战士3000人、穿戴甲胄的战士45000人构成。

        考古人员在商代的考古遗迹中发现了不少马车,成为我们认识殷商战车形制的依据。1959年7月,位于殷墟西区的一座车马坑被发掘,内埋有1辆车、2匹马,车厢内随葬铜弓形器。1966年春天,考古人员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了一座车马坑,长3.4米,宽3.15米,深0.65米,埋了1辆车、2匹马、1个人,而且车厢内还随葬了铜戈、箭镞、弓形器、兽头刀等武器。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部边缘的安钢集团厂区发掘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20、宽3.6、深2.5米,内葬有5辆商代马车,每辆车前有2匹马,其中一些车厢内还发现了青铜短剑和箭镞(《安阳日报》2005年5月25日第A01版;图三)。

        
殷墟安钢厂区车马坑遗址

        根据随葬的武器判断,这些马车都是战车。它们主要是木质结构,两轮较大;车前方由独辕牵引;衡有直形和弯形两种,在衡两端缚轭,用来驾马;车厢为方形,车厢的门大都开在后面。根据相关的资料,学者对商代的战车进行了复原。

        
殷代战车复原图(采自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从以上三处考古遗迹和复原图可以看出,商代的战车通常由2匹马拉。而且,商代的战车上通常配备3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负责驾车,另外两名士兵在车厢内,居右者为执戈的武士,居左者为射手(芦金峰:《论殷商战车驾马及车兵配备》,《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还有,根据《司马法》,每辆战车还会配备72名步卒。

        参加灭商战争的周国联军的战车有300辆。这些车子应当普遍是2匹马拉的,那么就有600匹战马。再按照每辆车配备3名车上士兵和72名步卒计算,则共有22500人。这些人可能包括在45000甲士之中。加上3000虎贲猛士,则共有48000人。

        当48000将士、600匹战马和300辆战车行进到盟津时,被黄河阻挡。他们最终依靠船运渡过了黄河,并在甲子日打败了商朝的军队。

        可见商代末年时候船运能力已经能运输大批战车、战马,而且具备同时运输数万作战将士的能力。

        

周武王伐商行军的大致路线图(采自网络)

        

 利簋及其铭文

       

        有人会说,这些人众和辎重可能是在冬日黄河结冰时,从冰面上直接走过去的。还有人会说,他们应该像周文王迎接新婚妻子一样,通过“造舟为梁”(《诗经•大雅•大明》),架设浮桥的方式渡过黄河的。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两种可能皆不是。

        因为就在两年前,周武王曾经到东方阅兵,率领了800多诸侯的联军,也在盟津渡过了黄河。在这次行动中,周国的重臣姜尚特地命令将士们聚集船只,那么当时的黄河并没有结冰。依照司马迁的描述,在渡河过程中,还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行驶中的周武王的船中,可见也不是架设浮桥渡河的。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周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班师回到了周国。那么,周武王率领的大军和大批的辎重来回两渡黄河。从史料上看不出周武王为船运之事担忧的信息,其背后应该是当时运输能力非常卓越,不构成困难。而且,这种船运能力还非常便利迅捷,从而能让数万人轻易地渡过黄河,还能再回来。       

货贝、青铜器:殷墟的宝贝顺水而来

        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白公子张,曾引用商王武丁的故事来劝谏暴虐的楚灵王。根据白公子张的说法,武丁敬德慎行,和神明相通,他还“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国语•楚语上》),三年不言,思考治国和为君之道。

        这里的第一个“河”指河内;第二个“河”指黄河;“亳”是当时的商都,位于河南偃师西十四里。武丁到河内是为了向名士甘盘学习,此时他的父亲商王小乙还在世;后来小乙去世,武丁通过黄河的水运从河内赶到亳都,是为了继承王位。武丁从河内到亳都,是通过水路行进的。可见当时的商人有长途行船的能力。

        殷墟妇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的墓葬,保存完好。这座墓葬中出土了6880多枚货贝。这些贝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经检测,它们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以及阿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这些贝能进入河南安阳的途径,应当经过长途的水路运输。

        商代的青铜制造业非常发达,在晚商时期的都城殷墟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考古工作者还在殷墟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可见当时此地能铸造青铜器。然而,商代的安阳并没有铜矿,铸造青铜器的铜原料必须来自外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是当时重要的铜原料来源。那么,这个地方的铜原料怎么运输到商都殷墟呢?其中重要的运输方法就是水路运输。

        江西的古矿冶遗址处于大江边上,其水运路线大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长江进入东海,再进入淮河,之后通过泗水、济水到达中原;一种是溯长江而上,进入汉水,再经过涢水、澴水或滠水北上,转陆路,抵达商都(张兴照:《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这两种选择都要经过长途的水路运输。

        
 殷墟遗址分布图(其中▲为铸铜作坊)

既然能够长途船运,那么商人航海是否可能?

        殷商时期长途的船运能力为商人更远的航行提供了可能。

        上文指出商代船能够运输大批人众和物资,那么船只一定不小。大型船只可以携带大量人员、食物和物资,从而可以使船上人员在江海之上生活多日。这也为远洋航行奠定了经验基础。甲骨文的“凡”字作:

        

(《甲骨文合集》223)

        

(《甲骨文合集》709 正)

        像船的风帆,应是“帆”的之本字或初文(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象形字往往是对实物的模拟,商代的甲骨文“帆”字的出现,说明在商代甚至更早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船上配帆的情况。商代的一些船只上配备帆,为船只的深海远航解决了行驶动力的问题。甲骨文中有一字作:

        
(《甲骨文合集》11477)

        它的字形像水中行驶两只船,说明在商代有两只甚至更多船只一起出行的现实场景。多只船只一起出行,可以起到相互照应,协同处理一些突发问题,从而能保证船上人员安全返航或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些都为商代的远海航行准备了条件。

        至于商人远海航行的实际行动,一些事例也可说明。

        《尚书大传•西伯戡黎》记载,周文王被商纣囚禁于羑里时,周国大臣散宜生设法营救,他到各地寻找奇珍异宝,其中在“江淮之浦”搜求到如车渠的大贝。他将这些物品献给商纣,纣甚喜,就把周文王释放了。

        车渠又名砗磲,是一种软体动物,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洋,中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以及其他南海岛屿均有分布。大砗磲的贝壳能达1米,重量250千克,肉可食用;壳大而美丽,略呈三角形,可制作器皿及装饰品。江淮之地的砗磲应当是当地人出海捕获来的。可见,晚商时期的人们已经具备远海捕捞海产品的能力。

        
 砗磲图(采自网络)

        另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动物骨骼中,有一大块鲸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一公尺多,而且还有一些来自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这些可能也是商人进入远海捕捞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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