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六十年︱金庸“出世”

【编者按】

        1924年3月10日的海宁，查良镛出生。

        1955年2月8日的香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金庸“出生”。

        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金庸和金庸武侠问世一甲子之际，澎湃新闻将刊发一系列文章纪念。

        早春2月，我们还想说，金庸先生，60岁生日快乐！查良镛先生，91岁生日快乐！

        

        金庸武侠六十年专题文章的第一篇，从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里关于金庸问世的章节开始。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

        与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陈是广西蒙山人，生于1924年3月22日，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有深厚的旧学根基，诗词对联无不精通。他们在《大公报》就是同事。1949年夏天，陈文统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投考香港《大公报》翻译，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做主考。他觉得陈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陈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们最初同在编译组，翻译英文电讯稿。几个月后陈转到副刊版，查仍在国际版。（其间，他曾一度辞职北上。）1952年，他们两人先后调到《新晚报》编副刊，陈文统编的是“天方夜谭”版，在干诺道123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这段时间他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经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都认为，文笔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谈到书中的异派人物时，他们还会加上自己的不少想象，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人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他俩，通常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陈文统往往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作家聂绀弩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最大的兴趣却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他们两个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 聂绀弩干脆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只爱围棋。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他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作出决定，由《新晚报》作为试点先去办。当时《新晚报》的罗孚和《文汇报》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人渣》，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梁羽生一炮走红，《新晚报》销量看涨。        

        《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的头上不可。当时，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7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