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陈吉宁准备好了吗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接替周生贤出任环保部党组书记。如无意外，他还将接替周生贤的另一个职务，出任环保部部长。毫无疑问，陈吉宁要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之一。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环境不断恶化。大面积污染如空气、土壤和水污染愈演愈烈。一到冬天，雾霾动辄笼罩着大半个中国的天空；水污染不再限于部分河段或湖面，而是演变成流域性污染。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的耕地受到重金属和农药不同程度的污染。带状污染反映在产业带上特别是沿海石化产业带上，河口地区与近海石化污染令人触目惊心。点状污染多发，某种程度上是随机的，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造成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癌症村”。

        面对不断恶化的危机，行政机构的第一反应是提升环保部门的级别。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从理论上讲，环保部可以得到更多行政资源，去干预环境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组建环保部没有改变环境保护在中央和地方决策中的权重，在环境审批和行政执法方面，环保部表现乏善可陈，甚至丧失了环保总局原有的锐气。环保总局曾经否决过一些超大型水电站工程的环境评估报告，实施区域限批，勒令违法上马的大型工程停工。在环保部时代，这类事件变得极其罕见。

        环保部门的信用随后逐渐崩塌。环境评估报告造假已经变成家常便饭。对这种釜底抽薪的局面，环保部反应迟钝，迟迟没有出台处理措施。人们开始怀疑，环境保护评估机构正在成为利益输送的渠道。2011年，有关部门修改了长江上游唯一一个鱼类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以便让重庆小南海水电站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草案甚至还试图将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独家授予中华环保联合会，而这家机构靠接受企业资助维持运转。此事激起了普遍的愤怒，迫使草案修改。

        民间反应逐渐激烈。从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开始，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骤增加。公众要求保障环境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种要求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的生态。

        2013年以来，环境行政和立法方面的颓势有所扭转。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行政执法权，最高法院则通过一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的覆盖面。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改变，并不能立即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驱动传统增长方式的权力格局。挽回公众信任的道路既阻且长。

        在清华大学校长任内，陈吉宁口碑良好，但他即将面对的是积重难返的局面。这位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水治理专家，曾参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境评估（2005年）、太湖水污染治理（2006年）和松花江化工原料污染事件（2010年）的处理，是中国环境问题的内部人。既曾置身风口浪尖，陈吉宁不可能不知道问题之复杂，民众受害之深，以及由此带来的怀疑和焦虑。

        考验如此重大，陈吉宁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