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故事②|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中国老婆能带来便利

        “广州欢迎你们，广州欢迎你们。”9岁的格瑞正趴在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的过街天桥上，挥舞着手中的面包，向飞驰而过的列车兴奋地叫喊着。

        若非他转头咧出一口白牙，很难想到此般流利的中文竟由一张黑色面孔说出。而这个趴在天桥上，乳臭未干的马里男孩，只是广州熙攘街头数以万计黑人中的小小缩影。

40到50万非洲“候鸟”

        “长期呆在广州的黑人在1.6万至2万左右，占广州非洲人口总数的15%-20%。”中山大学黑人问题研究专家李志刚教授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到，“此外，还有40万至50万的非洲人‘候鸟式’地长期往返于中非两地。”

        半岛电视台称，这些黑人主要居住在广州市越秀区和白云区的中心地带，已经形成了全亚洲最大的黑人社区。

        他们翻山越岭，穿越陆地和海洋，黑压压的挤成一片，在中国最南边的城市里，和黄皮肤的中国商人们一起追逐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留着卷曲的毛寸，身着印有巨大logo的T恤，脚踩山寨新百伦运动鞋，年仅9岁的格瑞眼神中流露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狡黠与成熟，游走混迹在越秀区的宝汉直街。

        上世纪90年代，大量阿拉伯商人聚集在此，随后带来了大批北非淘金者。2000年初，中西非的传统贸易商们，又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陆续进驻被称为“广州黑人街”的宝汉直街。近年来，这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黑色面孔，他们无一例外怀揣着“金色”梦想，穿梭在宝汉直街玲琅满目的商铺中，同中国商家攀谈、订货，或打包着衣物、首饰，或将成捆的电子产品送上货车。

        这个“黑色”的街区也成了格瑞的活动基地，在记者采访的几天中，每天都能见到他在宝汉直街游荡，尽管格瑞表示就在附近一所学校念书，却从未叫上它的名字。

        “他太顽皮了，在这条街跟谁都混的熟。”坐在登丰村宝汉直街门口的一名保安谈到格瑞时不停地挥着手。然而那些开档口的中国商人们似乎并不喜欢格瑞的“熟络”。

        格瑞跑进一家杂货店，盯着挂在门口的玩具手枪，这时身着绿色大衣的女老板冲了出来，抡起藏在身后的扫帚挥向格瑞。

        “你敢打我？”格瑞问道。

        “我怎么不敢打你？”女老板反问。

        “你敢打我，我一巴掌下去…”格瑞反唇相讥，却跑下台阶溜进另一家杂货店。

        杂货店的女老板戴着眼镜，面露斯文。在得知格瑞想买梳子后，蹲下身，从货架最底层挑出一把梳子递给他，盯着格瑞手中皱巴的人民币说：“你拿着五毛买一块（的东西）买你个鬼啊？”

        “你个傻×。”格瑞骂道。

        “你才是傻×。”老板说。

        辱骂和调侃已成为格瑞在宝汉直街的常有遭遇，但这些不快都难以抵挡“中国梦”在他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

        “我有8个哥哥，1个妹妹，1个弟弟”，“马里东西很贵，要一万块……”，“一个面包两百块”，“鞋子，一个一万，两个两万，三个三万，四个四万”……格瑞扑闪着双眸，对澎湃新闻说：“在中国什么都能买到，也很便宜。”

        作为11个兄弟姊妹中唯一呆在中国的孩子，格瑞仰起头说：“你知道我的梦想吗？我要在广州住大房子，开豪车，开公司。”

        他一边说，一边用刚买的梳子奋力地梳着卷毛，不时望向天桥另一边的天秀大厦，偶尔有头屑伴着火车与铁轨的交错声飘落在黑色的肌肤上。

        天秀大厦，与宝汉直街仅隔一条铁路，被称为中国的“重庆大厦”，里面挤满了来中国开公司、做生意的黑色面庞。贸易公司、服务公司、中介机构、非洲“倒爷”和闲散人员都汇集此地。

        与宝汉直街不同，这里鲜有黄色面孔，也是小格瑞目前看到的未来。

几内亚倒爷：中国二手货卖到澳大利亚价格翻10倍

        来自几内亚的克瑞艾特（Create）每个午后都会例行公事般来到天秀大厦一楼，品一杯咖啡。

        早在2009年他便来到中国，2012年在广州注册了公司，专做电子产品的贸易，将淘自中国的电子商品运往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个体态魁梧，两手无名指都戴着戒指的商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你们知道吗？中国的二手商品分了三个档次，在旧货市场买的产品我只会运到非洲，卖到澳大利亚的我会亲自从工厂挑货。”克瑞艾特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一边夸耀着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一个在二手市场卖650-750元的电视机，在工厂要卖2000块，但我转手到澳大利亚价格就成了1000美元（约6150元）。”

        即便不懂中文，但丝毫没有妨碍艾瑞克特对广州的认识。

        “嘿，有的出租车司机会谎称非洲人的100块是假钱，随后趁机调包还你张假钱。”克瑞艾特嘟了嘟嘴，“不是所有人能像我一样辨识这种伎俩，我会提前在100块上做好标记。”

        “还有，那些街头商贩，谈好价钱拿货时，他们却从包里掏出另一种产品，与给你此前看的相比，质量大有不同。”面对一位兜售自拍神器的大姐，克瑞艾特摆上了手中的iPhone试用，随后转过头来精明地耸肩笑道。

        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浅显，但归属感依旧是个问题。

        克瑞艾特住在黑人聚居的下塘社区，月租3000块的房间难以照进阳光，深黄色的印花窗帘挂在了屋内每个门和窗前，凉拖、球鞋、皮鞋一起摊开堆在门口，厨房的水槽上堆着还未清洗的餐盘。

        “只有同黑人们住在一起，我才更有安全感，生病时也会有人帮忙。”克瑞艾特嚼着法式面包，搅拌着加了奶粉和白糖的咖啡，神色低落。

        “在广州的非洲人里，我只能算个中产阶级。”艾瑞克特的另一个身份是FIFA持证经纪人，谈及广州的经济状况，这个在多国开有公司的非洲人并不满意，“我的许多朋友早已步入上流社会，他们取了中国老婆，住别墅，开豪车。我也想找一个中国老婆，中国籍的另一半能为事业上增添许多便利。”

低调的非中夫妻们

        克瑞艾特的梦想，早已有先行者。

        “尽管目前并无官方数据，但根据《基督教论坛》的统计，目前在广州有400多对非中夫妻。”

        李志刚告诉澎湃新闻，“据德国科隆大学周阳博士对广州黑人夫妻的研究，这些中国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相对独立。夫妻双方在宗教信仰、家庭理念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存在一定偏差。”

        在三元里广元西路的两家服装城里，随处可见中非搭档开的夫妻店。

        唐旗外贸服装城的三楼，空气中充斥着劣质的古龙香水味，近百家的档口里坐着黑皮肤的非洲老板，其中几十家都为非中“联手”的“夫妻店”。

        面对记者的多次拜访，这些人异常谨慎，不愿谈及自己的另一半乃至在中国的生活。

        对此现象，李志刚称黑人不想在中国被关注。“这些黑人，从非洲到中国完成了一次流动，在非洲他们被锁定为贫困人群，来到中国后不想被再次锁定。”

        经过多次沟通，在与唐旗服装城一条铁路之隔的迦南服装城里，23岁的阿兰和来自几内亚的丈夫大卫（David）最终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们经营着不足十平方米的档口，里面挂满了logo鲜明的T恤、卫衣。大卫话并不多，将客人挑选的衣服用微信拍下来发给厂商。阿兰一边招呼着并不多的客人，一边照看着一岁半的儿子。

        小大卫扑闪着与父亲一样的大眼睛，穿着非洲风格的衣服在档口间奔跑。

        据迦南服装城物业管理人员介绍，这里的店铺并不租给非洲人。几个月前，大卫以阿兰的名义才租下了这个档口。

        谈到未来，阿兰满脸笑意：“希望宝宝能健康成长，国人能对外国人少些歧视。另外目前的生意状况不好，希望2015年的情况能有所好转。”

        曾几何时，迦南、唐旗、天秀、宝汉直街这些黑人聚居的地方还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广州20%非洲人月薪超3万

        20元一件衬衫、80元一套西服、两三百元的山寨手机遍布宝汉直街，非洲商人成百上千件地扫货，傍晚时分将货物塞进编织袋，堆成小山，运回非洲。而今，这样热闹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

        “我每天早上11点开店，晚上常常要干到半夜。”在宝汉直街做建材生意的杨姐告诉澎湃新闻，“以前接到二、三十万的订单很普遍，去年下半年后，情况每日愈下。特别是10月份后，基本都处于亏本状态。”

        2014年下半年，随着埃博拉疫情从西非扩散至全球，广州市政府对非洲人口入穗进行了管控，与此同时，原本管理并不规范的宝汉直街，在11月底开始了频繁的查证运动。在宝汉直街，随处可见搜查黑人护照和居住证明的民警，一旦发现有偷渡、护照过期或存在一定问题的，轻则罚款千元以上，重则遣送回国。

        “你看看现在街上哪有什么人啊？房租还要持续上涨，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另谋出路。”张红守着自家卖生活用品的档口眉头紧锁。

        “如果卖一个门赚100块，我要卖200多个才能抵消房租。现在12月都过去了，我才卖了不到50个。”杨女士无奈的摸着新添的白发。

        “但是你知道嘛，一个门，如果从我这里买500块，黑人卖回非洲要1500-1600元不等。”深谙非洲人生意经的一名杨女士告诉澎湃新闻，从非洲前来中国做生意的利润非常可观。

        据ECNS的报道，近乎20%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月薪超过了3万块人民币，从中国采购商品卖回非洲，利润高达50%。

        “两年前，我就想过要走出去，来到非洲，但由于资金匮乏，语言存在障碍，身为女性也担心安全问题，只能作罢。”杨女士再三表示，宝汉直街的许多商家都有走出去的意愿，希望能由政府牵头，组成小的集团一起前往非洲，将中国产品卖出去。

        《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的调查数据称，近30%的企业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支持服务非常不满意，68.4%的受访企业希望政府提供融资支持。

        世界银行预计，2014年至2016年，非洲的经济年增长率将超过5%。世行经济专家安德鲁·伯恩斯称，“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5%以上，就外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该地区的外资增长仍将快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区。”

        2003年至2013年间，中非贸易已从190亿美元增长至2100亿美元，增幅逾10倍。2014年5月初的非洲之行中，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便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将向1000亿美元迈进。

        2015年伊始，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11日在非洲访问时表示，“中非发展战略正面临历史性对接的重要机遇，将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非提出的‘真、实、亲、诚’的四字方针，在经济上帮助非洲加快发展、加快振兴。”

        这对夜幕下宝汉直街“非洲城”里生意日渐萧条的商人们来说，似乎正预示着一道曙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