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一个月前，河北党政领导是如何做检讨的

        “如何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强化问责。”

        1月29日，中央纪委网站在当日刊发的评论文章《“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中这样写道。

        该文举例道，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能详，却未必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细节：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文章接着写道，时过境迁，或许问责的方式已经不同，但是这种担当意识却历久弥新、值得记取。

        中央纪委刊发提及问责的细节，并不多见。显然，问责已经从一种意识逐渐变为需要实践的形式。

        面对“开国肃贪第一战”——刘青山、张子善案，河北党政领导具体如何检讨？

        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反腐风暴》一书，提及河北党政领导就此案检讨的细节。

        该书披露，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先是自请处分。

        河北省委在这份报告中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省委、省政府一面自请处分，另一面也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

        仅几天后，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

        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时任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

        文章先是检讨了党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

        马国瑞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

        马接着说明，远在1950年，刘青山、张子善即已开始借给机关生产的名义，进行非法经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此外，马国瑞也提及加强党委制的意义。

        “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 马写道，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

        他总结道，“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杨秀峰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54宪法颁布后该职务改称省长。）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

        文章接着写道：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联系当时的环境，文章随后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体会极差。”杨秀峰写道。

        杨反省道，“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

        杨秀峰接着提到，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基层去了解干部。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 杨秀峰写道，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数了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调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杨接着写道。

        杨称，“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想到这些，万分痛心！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杨秀峰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披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

        除杨秀峰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检讨外，这一阶段，《河北日报》还先后刊登了当时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等单位和个人的文章，检查本单位及个人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

        此外，《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弓彤轩的文章：《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