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施晔：中国士大夫为什么崇拜猿，听听高罗佩怎么说

【编者按】

        本文为施晔教授“高罗佩及其汉学研究”访谈的下篇。

        2011年9月1日，上海中西书局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正式签约，将陆续引进高罗佩的系列学术著作集，2013年《琴道》翻译完成率先出版，而第二种《长臂猿考》最近刚刚面世。

        《长臂猿考》最初出版于1967年，是高罗佩生前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当然也是最特殊的一部，因为它的考察对象并非任何古代文献，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动物——长臂猿。

        很久以前便得知高罗佩著此奇书，无奈彼时国内尚未引进，不能一睹为快。近日，欣闻《长臂猿考》中文版面世，施晔教授作为译者，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关于此书的采访。

        谈起高罗佩，施教授仿佛有说不完的故事，因为这是她真正的研究兴趣之所在。施教授说她曾对高罗佩的子女说过高罗佩就是自己的偶像（hero），令其家人感动得几欲落泪。相比于在现今科研评价体制中生存而不得不完成的各种急就章式项目，她显然更加欣羡高罗佩那种兴之所至的业余汉学家身份，在她眼中，高罗佩的“业余”是一个褒义词。

        

        澎湃新闻：在高罗佩的诸多汉学著作中，《长臂猿考》堪称奇书，他还曾亲自豢养长臂猿并进行观察，当初是何原因促使您翻译这本著作的？

        施晔：对，他养过好几只长臂猿，大概有四五只，《长臂猿考》这本书里还有它们的照片。促使我翻译这本书的外在原因是中西书局来找我，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高罗佩对中国猿的阐释及其范式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01期），引起中西书局的注意，就让一个编辑与我商量翻译事宜。开始我觉得我不是英文专业的，所以对翻译并无自信，因为怕有错误和硬伤，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但中西书局很执着，最后为他们的诚意感动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是外在的原因。

        内在的原因是我特别喜欢《长臂猿考》这本著作，很多人看到书名可能以为它是动物学的专著，但它其实不是动物学的，也不是历史学的，也不是文学的，而是一本很奇怪的书，是一本类似于动物文化史这样的专著。

        高罗佩在这本书前言中说此书是本爱之作，赠给他的四个孩子以及他养过的一只叫做“扑扑”的猿。这只猿在很小的时候犯肺炎死了，后来我听高罗佩的儿子说他从来没见父亲哭过，但是扑扑死的时候父亲却哭了。高罗佩在《长臂猿考》的结语中说，这本书是一本爱之作，就表现出他那种铁汉柔情，对此我很感动。

        

        其次，这是高罗佩生前最后一本学术专著，他1967年去世的，但直到1966年才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榻上完成的。而且他的女儿Pauline曾经和我说，她父亲写这本书写得非常快，因为他知道自己患了肺癌，来日无多，所以要赶紧写，就怕自己没时间来完成这本书，经常忍着病痛在写，所以这也是让我感动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觉得这本书从质量上来说，也是把文献和论述结合得最好的一本书。我曾经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去看过《长臂猿考》的原书稿，大部分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在书稿空白处，高罗佩手写了好多注释，还有他请教别人如李约瑟的问题、每个人的观点等等，他都写在书稿页边上，从中就可以知道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

        说起来波士顿大学的Muga Memorial Library图书馆很有意思，馆长很有前瞻性，他很早就遴选了一些他认为比较有潜力的西方汉学家，然后趁他们健在时向他们购买一些手稿或者其他东西，并珍藏在他的图书馆里。他当年就联系了高罗佩，于是高罗佩就把部分《狄公案》小说的打印稿和为小说画的73张插图，以及《长臂猿考》的书稿都给了这个图书馆，不知道是卖还是捐的。

        这些都是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并翻译它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认为高罗佩《长臂猿考》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施晔：刚才我讲高罗佩汉学研究的六个部分之间跨度很大，互相之间看似是没什么关联，但其实有个核心一以贯之，那就是他的中国士大夫情结。这点很多人都说过，包括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前主任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他也是荷兰人，也在莱顿大学待过，他对中国、对汉学的兴趣就是从读《狄公案》开始的，他说高罗佩如果有什么野心的话，他唯一的野心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士大夫，正因为这样，所以高罗佩对所有属于士这一阶层的雅文化都情有独钟。

        

        那么，猿文化其实是士大夫雅文化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大家从小背很多古诗，想想关于猿的诗句真的不少，尤其是诗仙李白的猿诗。也有很多的文赋、小说也描写猿，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深究为什么中国人有崇猿的传统。

        高罗佩选取猿这一极为贴合古代中国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动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的中国猿文化变迁史纳入视野，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撷取历代文本及图像中的猿意象，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被君子化、隐士化的历史进程和深层意蕴，极具开拓性、原创性及交叉性，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澎湃新闻：如果我们把《长臂猿考》视作一部现代学术研究著作，那么高罗佩在书中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施晔：高罗佩想在书中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揭示了中国人崇猿传统的文化渊源，他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猿品性非常高洁，它不像猴子那样每天从树上下来到地面觅食，猿一天到晚住在树上，很少下地，渴了就喝树叶上的水，饿了就吃水果和叶子后面的虫子，所以中国人就觉得猿比猴的品性要高洁得多；二是猿和人一样、甚至比人更重视家庭的亲情人伦，特别是猿和它的孩子之间那种母子情深非常感人，很多小说都有描写，特别是一些唐代的笔记小说；三是中国人觉得猿臂特别长，能够长寿，所以说猿善采气、寿八百，这也是中国古人崇拜猿的一个原因。

        高罗佩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纠正了中国文学或者艺术作品中猿主题的四大误区。哪四个呢？第一个误区是大家都会背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他说猿啸其实并不哀，猿啸和鸡鸣一样是它的生理需要，而且还是求偶的标志。

        第二个误区，我们有时在工艺品商店中还会看到猿猴们脚臂相连形成一个链的饰品，古人称之为“连肱涧饮”，就是一种想象的猿与猿相互连贯从树上垂下到深涧里喝水的情景。高罗佩说以他养猿的经历，也许偶尔会有一只猿抓住另一只猿的腿或臂荡到某个地方去，但它们从来不会有意识地这么做，它们的智力没那么高，所以“连肱涧饮”只是古人的想象，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

        

        第三个误区，中国文学传统从唐代开始就极尽“崇猿贬猴”之能事，比如柳宗元写过《憎王孙文》，王孙就是猴子，李德裕还写过《白猿赋》，他们都是把猴写得很恶俗，把猿捧得很高雅，使它们成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但“猿善猴恶”这样的主题其实也是误区，动物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猿、猴形象在文人审美及重构过程中的分流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即以猿自我标榜，以猴影射政敌。而其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猿与猴是人性中形而上的文化性及形而下的动物性的投射。人本身就是灵长类动物的一种，尽管处于进化链的最高端，但仍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而超越动物性又是精英阶层孜孜以求又难以完全实现的理想，所以，人们会在动物身上找到理想的兑现物和投射物，猿与猴的审美分流正体现了这一潜意识。尽管从动物学的角度，高罗佩对此观念持保留意见，但他亲自养猿、与宠物猿有极深的感情等行为也正反映了中国崇猿贬猴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

        第四个误区，《水浒传》里有条好汉叫“通臂猿”侯健，很多文献也记载猿有通臂的特异功能，“通臂猿”是什么意思呢？即当猿想要抓取东西而手又够不到的时候，它会把一条手臂从肩部挪移到另一条手臂上，后者瞬间加长一倍，这就叫“通臂”现象。现在我们知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是很多古人都相信猿能通臂，比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写的《檐曝杂记》里还言之凿凿地记载过一则故事，讲其县衙里门子戏弄某猿，该猿如何通臂撕裂那人的衣服云云。高罗佩认为这个错误印象一定源自一只猿伸出手臂接近目标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但中国古人认为此为通臂，显然这也是一个误区。

        

        这就是他纠正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猿主题的四大误区，我觉得这是很少有人注意过的。以前中国古人也有养猿的，特别是一些道士、隐士，但他们只是把猿当成显示他们作为隐者的高洁品性的象征。

        澎湃新闻：关于高罗佩的养猿经历应该也有一些值得分享的趣事吧。

        施晔：高罗佩对养猿非常擅长，比如说该怎么给几个月大的小猿喂食，他会用一个奶瓶，把水果汁和牛奶放在一起喂，还给它吃鱼肝油补钙，这些他都很在行。他对猿的这种尽心，我估计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差不多。

        他曾经收养过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一只9个月大的猿“彼特”，彼特幼时明显被虐待过，它的左脚踝受伤严重，尽管在研究中心得到精心照料，但仍不能完全适应集体生活，拒绝从笼中的一个角落出来，常举起双手护着自己的脑袋；只吃用手喂来的食物，大小便完全失禁。当一些年长的白掌长臂猿试图接近它而又无功而返时，它便完全被猿群忽略。不久其腹部出现离奇肿胀，脚也似乎麻痹了，大小便失禁。研究中心便委托高罗佩照料此猿。

        这只孤僻的猿开始只呆在笼子里，不愿意出来跟人交流。喂养了几周后，它开始跟人亲近了，永远抱着头的双手也慢慢地放下了一只，然后能用双腿围绕椅子、沙发爬行。就这样，经过高罗佩的精心照料，这只生命垂危的小猿慢慢找回了自然本性，不仅能控制大小便，还完全摆脱了以手护头的姿势，并且开始喜欢被人宠爱。

        

        澎湃新闻：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对高罗佩如此总结：“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高罗佩作为荷兰的职业外交官，一生始终以业余身份从事汉学研究，对此您有何评价？

        施晔：高罗佩处在一个节点上，他是荷兰外交官汉学向学院派汉学转型的代表人物。何四维（A. F. P. Hulsewe）是跟高罗佩同年出生的荷兰汉学家，结果何四维就从外交官汉学家转型为一个学院派汉学家，研究秦汉法典残简，非常精深。而高罗佩不一样，他的研究完全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范围非常广泛。

        学院派汉学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语言这四大块，有些汉学家将毕生精力都用于儒释道经典的译介以及汉语的音韵、训诂研究。但高罗佩始终远离这些领域，他总是漫步于一些冷僻、边缘的领域，所以西方很多人觉得他是个“业余汉学家”。

        但我想说，首先，业余并不等于是低水平，我想高罗佩的专业造诣并不比任何一位汉学家低。其次，以业余身份从事汉学研究是他自愿选择的。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存有李约瑟与高罗佩的通信，其中有一封信写于1966年6月30号，这封信的内容是李约瑟邀请高罗佩到剑桥当汉学教授，因为当时剑桥有一位汉学家刚离职，而李约瑟因为同情共产党而被排斥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所以他就邀请高罗佩去，但是被高罗佩拒绝了。他推脱说不太适应那里的气候，再就是他外交官使命还没有完成，等外交官生涯结束了才可以专心从事汉学研究。不过我想这都只是一种借口，其实高罗佩是不想做那种学院派研究，而想凭着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最后，他的研究方法深得学院派壸奥，就以《棠阴比事》为例，他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就对它的版本变迁做了极为细致、老到的梳理，为宋代刑案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文化史”思潮的角度来看，他研究的东西特别前沿，现在都成了热点，比如性文化及物质文化研究。而且他的很多研究是开创性的，比如琴学研究、性学研究、长臂猿研究，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牛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他就非常推崇高罗佩，他在萨塞克斯大学上中国艺术史课程的时候把高罗佩的《中国书画鉴赏汇编》列为必读书目。他说高罗佩是第一位涉猎物质文化的伟大西方汉学家，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不认为高罗佩是第一位研究中国物质文化的汉学家，只能说是先驱之一。

        此前，台湾评选过“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六十洋客”就包括高罗佩，还有内地《华声报》评的“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高罗佩也在其中。“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中也有他，其他六位分别是：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的高本汉（K.B.Karlgren），美国的佛里尔（C.L.Freer）、葛思德（G.M.Gest），英国的李约瑟（N.J.Needham），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高罗佩的名气是很大的，再加上他把汉学研究成果融入了小说创作当中，通过小说传播了他的汉学研究成果，所以他是把汉学研究从象牙塔里解放了出来。

        （本次访谈初稿由澎湃新闻实习生王子恺、张健协助整理，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