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赖账"怎么办？人类学家说：本来就该一笔勾销

        “在我看来，欧洲方面最终会采取最古老的形式取消债务，而目前所斗争的是采取哪种取消形式。但政治家不会把这些摊到台面上，他们害怕人民知道金钱货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所以政治家会在取消债务的同时，强化现有的不平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说。

        希腊左翼联盟Syriza赢得大选之后，整个欧元区都在担心，新政府是否会对债务问题采取强硬态度，比如采取极端手段——要求债务减记。

        本周二1月27日，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公布了新内阁名单，其中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上任之后，瓦鲁法克斯马上发表强硬讲话，他表示除非就减计债务进行谈判——谈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目前仅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就已经对希腊进行2400亿欧元的救助。但他对彭博新闻社说：“问题就在该救助项目并非真正的‘救助’，它是一种延伸和伪装，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债务紧缩性的陷阱”，会破坏希腊的社会经济。新财长对CNBC说，“这是你羞辱完一个国家、剥夺其所有希望后得到的必然结果。”

        而先前，欧元区财长们暗示愿意与齐普拉斯达成协议，只要这位希腊新总理放弃债务减记的要求。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希腊可能采取债务减记表示不满，外界也都在嘲笑希腊采取“赖账”这样一个可笑的措施。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赖账”或者说“债务减记”就不可以？尤其是对希腊这样一个根本还不起债的国家而言。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2011年底出版了英文版《债：第一个5000年》（以下简称《债》），这本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史的著作，着重探讨了货币、市场和债务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这是人类学家回应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著作。通过历史和人类学的思考，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债》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债务方案：取消国家中穷人的债务。在他看来，债务并非某种坚如磐石的东西。富人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债务常常会通过重新谈判解决，这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界史。

        格雷伯认为，市场不会自己运行，金融工具的创造者并非绝对可靠的天才，债务并不真的需要偿还。事实上，金钱自身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只要政府或中央银行需要，数万亿美元的钱可以在一夜之间迅速转移。

        “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人类学家，不断指出以这种方式看待货币历史是错误的。经济活动究竟怎样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群体和市场中？当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仔细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处于负债的状态，只是负债的形式各不相同，并且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使用货币，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会出现在标准的经济学史论述货币的相关章节中。”格雷伯说。

        大卫·格雷伯先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候曾表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王和帝国处理个人债务的形式有所不同。在古美索不达米亚，那时候人们使用实物货币，当人们因为债务问题而成为流民甚至反叛时，国王会不定期把债务一笔勾销。到了中世纪，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宗教权威都禁止利息借贷的存在。在中国，各个王朝的国王也会不定期地免去赋税休养生息。在金银成为主要货币的时期，要免去债务就很难了。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当穷人因为债务不得不变卖他们的土地，卖掉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时候，解决的方法就是发钱，以此把处于贫穷绝望中的人们拯救出来。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让人们因为债务和贫穷而处于事实上的受奴役状态，这都是不能忍受的。”

        大卫·格雷伯还认为，“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结束金本位起，我们迅速进入另一个虚拟货币时代。我们有了信用卡和其他非现金经济，我们可以把一切都金融化。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戏法并不新。在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好几个虚拟货币时代，每当它发生的时候，政府尤其是宗教机构通常会设置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管理它，以防止它失控，而且要保证使用虚拟货币的人不会超过1%，在他们中间有所谓的信用。”

        “他们会周期性地取消债务，禁止高利贷等等。那么到了这个‘虚拟货币’时代，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创建了机构庞大的各类机构来充当债权人角色，比如最臭名昭著的IMF。其结果是，自那以后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债务危机之中。先是南方经济（比如拉美和非洲）被摧毁，接着是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这些噩梦般的图景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而在历史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贫穷雇农的债务通常会被减少或取消。”

        大卫·格雷伯之前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欧元区或欧盟不会因为债务危机而崩溃，“我相信他们最终会免去债务。货币是一种社会协定，也是政治手段，存在着一种承诺。所谓承诺总包含着一种重新谈判的存在，只要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我看来，欧洲方面最终会采取最古老的形式取消债务，而目前所斗争的是采取哪种取消形式。但政治家不会把这些摊到台面上，他们害怕人民知道金钱货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所以政治家会在取消债务的同时，强化现有的不平等。”

        大卫·格雷伯本人也是激进运动的支持者，比如他支持2011年的占领运动，在他看来，从占领华尔街以来的一系列在西方发生的街头运动中，相当部分是“债务人的一次反抗运动，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通常都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他们通常会说：‘看，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循规蹈矩，学习用功，进入大学，毕业……现在我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有些人甚至快50岁了，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做着没有前途的工作，因为华尔街的这些人恰恰最不守规则，撒谎、欺骗，然后毁掉了经济，而他们还是可以拿很多钱，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他们成为富翁，我们却被当作失败者、游手好闲者，在我们的余生都欠着他们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