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最具代表的集中营描写：晚上读歌德，早上去奥斯维辛上班

        在《苏菲的选择》中关于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描述，根本不是陈述，而是一个问答。问：告诉我，在奥斯维辛，上帝何在？答案是：人何在？乔治·斯坦纳说：“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

        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年后，除了对纳粹残忍罪行的谴责之外，对人性之复杂的思考更为重要。翻书党挑出了六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非人性一面的描写。

        我永远忘不了苏菲的刺纹。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细小的齿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红宫殿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看见了）使我错误地以为她是个犹太人的惟一细节。它往往被现在人们视认作幸存的犹太人的标志。在那些非人的日子里，犹太人的确与这个悲哀的标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苏菲在集中营那可怕的两周里遭受的折磨，就会明白这个刺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菲像犹太人一样被打上印记，虽然她并不是犹太人。她和她的非犹太难友们因此获得了一个证明，从近在眉睫的死亡厄运中被剥离出来。如果说这项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实解释起来相当容易，其中暴露出纳粹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被刺上印记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来的，苏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这种印记的非犹太人中的一员。希姆莱命令，凡犹太人格杀勿论。随着最后灭绝行动的推行，犹太人由于数量巨大和马上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而无须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标记，于是在集中营里取代他们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纹标明身份——相对犹太人被减缓死亡速度的苦役犯。这便是苏菲纹身的由来。(这些是原始计划的提要，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杀的欲望与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于是计划有所改变，这个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时候，当德国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时，一道新的命令颁布下来：凡尚有一息体力的犯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苏菲因此成为这群活死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混杂群体中的一员。

        苏菲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比大多数刚到集中营的人更“幸运”。刚开始时她被分配到一个营区，在那儿，照正常的发展趋向，她无疑将度过经过精心计算的，缩短了的生命时间。她的很多难友已遭此难。(在这一点上，苏菲把党卫军大队长弗里奇给犯人们的“欢迎辞”告诉了我，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重复他的原话。“我记得他说的每一句字。他说：‘你们来到了集中营，不是疗养院，这里只有一条出路——从烟囱上飞出去。’他说：‘任何一个不喜欢这里的人，可以到铁丝网上把自己吊死。如果是犹太人，你们将无权活过两周。’接着他又说，‘有修女吗？和教士、牧师一样，一个月。其余的，三个月。’”苏菲早已在到达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只不过弗里奇用党卫军的语言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

        我们太久没接触外面的世界了，于是杜塞尔先生向我们说起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可惜都是坏消息。无数朋友和熟人被带走，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命运。每天晚上，绿色和灰色的军车在街上来回巡视。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盘查家里有没有住着犹太人，如果有，全家人立刻被带走；如果没有，则继续搜查下一户。因此，要逃脱他们的魔爪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藏起来。通常他们手里都有名单，在确信有大收获时才会摁门铃。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悬赏，只要抓到一个犹太人，就有丰厚的赏金，就像以前抓奴隶一样。实在太惨了。晚上，我眼前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成排的无辜好人，还有那些哭泣的孩子，他们一直往前走。旁边一群人对他们又打又骂，他们被打得几乎丧命，无一幸免。病人、老人、孩子、婴儿、孕妇，统统难逃一死。

        我们躲在这儿，逃过灾难，是何其幸运。我们不必想起这些苦难，然而一想起那些亲爱的人们遭受如此折磨，我们却无能为力，心里就无比地焦虑和悲伤。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我心里万分歉疚，因为此时此刻，在外面，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正因体力不支而晕倒，或是被人打倒在地。

        一切，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套“进入仪式”以及由它所导致的道德崩溃，多多少少是由集中营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权囚犯——所煽动的。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彻底转变是非常快的！）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德语称为“Zugang”，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抽象的管理名词，意味着“进入”、“进来”），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所有团体对待“新人”或“菜鸟”一样，或像原始人类加入部落所举行的仪式——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我意识到历史学家没有说错，野蛮和政治暴行是人类事务中的流行病，没有时代可以幸免。我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大屠杀，以及随之而来对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无所顾忌的摧毁（动物群灭绝或许是土著居民灭绝的逻辑结果和象征性结尾），都是极其邪恶的现实。然而，把野蛮与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关联性，将这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想像成万世不易、四海皆宜的准则，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有些虚伪。我的意识专注于野蛮在现代欧洲的突起，专注于犹太大屠杀，专注于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中欧人文主义”（我设法在一些文章中为其定义）精神的毁灭。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地位，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这危机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对它特别在意。

        这种黑暗与野蛮，不是来自亚洲的戈壁沙漠，不是来自亚马孙流域的热带雨林，而是来自欧洲内部，来自欧洲文明的心脏。受戮者的悲呜，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暴行，在与剧院和博物馆一墙之隔的街上肆虐。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结，意识形态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贝尔森（Belsen）集中营的幕景。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

        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我们粗鲁地从他们手中扯下箱子，不耐烦地剥掉了他们的外套。快，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们最终都走了，都消失了。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当中有人已经知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这时走过来一位妇女——她走得很快，但是极力表现得从容。身后追着一个小男孩，他的小脸粉嘟嘟的，因为追不上，向前伸出两只手，哭喊着：“妈妈！妈妈！”

        “那个女的，带上你的小孩！”

        “这不是我的孩子，长官，不是我的！”她歇斯底里地号着，双手捂着自己的脸，脚步却没停下来。她想藏起来，她想躲到那不用被送上卡车的人堆里去：这些人会步行到集中营，这些人还有存活的机会。她还年轻，身体健康，面容姣好，最重要的是她想要活下去。

        但小男孩还是跟在她后面，边跑边哭着：“妈妈，妈妈，别丢下我！”

        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水手安德烈拽住了她。由于喝多了伏特加，再加上天气燥热，他的眼神呆滞。他一拳就把这个女人打倒在地，她刚倒下，安德烈就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提了起来。他怒气冲冲，面目狰狞。

        “哈，你这个狠心的犹太婆娘，你是想丢了孩子自己跑啊!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这个臭婊子！”说着他用大手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提到半空又重重地摔在卡车上，好像摔一袋沉甸甸的粮食一般。

        “接着！把他也带着，你个婊子！”说完他把小男孩扔到她的脚边上。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就该这样对待这种堕落的母亲，”站在卡车下面的党卫军拍手称快，“俄罔佬，有种，真有种！”

        我曾在专供斑疹伤寒患者居住的茅舍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些病人体温都非常高，经常神志昏迷，而且大多都奄奄一息。每当有人死去，我总是冷眼旁观着随之而来且已经司空见惯的一幕：众俘虏一个个挨近犹温的尸体，有的抢到一盘吃剩的马铃薯泥，有的发现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来个调换。另一个抢到了死者的外衣，还有一个更因为也抓到了一点东西——一根真正的绳子——而高兴万分。

        我以事不关己的冷淡看完这一幕，才叫“看护”来移开尸体。他讪讪然来了，抓住死尸的脚使劲一拖，尸体就掉在两排木板（也就是五十名患者所睡的床）之间的窄道上。他再拖着尸体走过凹凸不平的泥地，来到门口那两级通往户外的台阶前。两级台阶各有六英寸高，对长期挨饿，体力不济的我们，向来是一大考验。在集中营待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已无力拾级而上，只得伸手抓住门框，使劲把自己拉上去。

        那人走近台阶，虚弱地把自己先拉上去，再拖着尸体：先是脚、再而躯体，最后，紧跟着一阵恐怖的碰撞声之后，尸体的头部总算也拖上了台阶。

        当时，我正在该茅舍的另一边，紧靠着唯一的小窗口（窗子离地面很近），以冰冷的双手捧着一碗热汤，贪婪地啜着。无意间，我往窗外一望，恰好看到才移到那儿的死尸，正以呆滞的眼神死盯着我。两个钟头前，我还跟死者说过话哩！然而此刻，我继续啜我的热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