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不懂金融，不会炒股，也能当财政大臣？

        转眼间，英国传奇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他的才华和成就无疑是璀璨的。作为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十二万多），他曾经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无数演讲都成为经典，并改变着历史的走势和进程。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然而，这位伟人对于数学、金融、财政和国家的数目字管理（假如借用黄仁宇的说法），始终是有些发怵的。在他去世五十周年之际，不留情面地对此进行“揭短”，以期凸显那些令人感慨的价值与伟大。

“我曾看透了数学”

        温斯顿•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出生于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附近的布伦海姆宫中。第一代祖先是17世纪的约翰•丘吉尔，一位法律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铁杆保皇派。而温斯顿则是他的第二代祖先的名字。这位温斯顿•丘吉尔，曾为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过仗。

        18世纪初，丘吉尔家族通过立下战功，开始跻身世袭贵族阶层，受封为马尔巴罗公爵。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曾于1704年，被任命为英、德、荷等国联军总司令，大败法国及其盟国军队。19世纪末，马尔巴罗公爵已经传到第七代。公爵是丘吉尔的祖父约翰•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这位第七代公爵将爵位传给长子乔治，而他的第三个儿子伦道夫•亨利•斯潘塞—丘吉尔虽然没有继承爵位，却曾任英国内阁的重要职务——财政大臣，并且在25岁那年有了一个早产却健康的孩子——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温斯顿•丘吉尔。

        

        费些笔墨痛陈丘吉尔的“光荣家史”，是为了展示马尔巴罗家族的军功传统和军事天分。作为将门之后，丘吉尔的胆识谋略和历史视野出众，并不令人惊讶。一般来说，有大视野者往往对具体技术细节不那么感兴趣。传记作家杰弗里•贝斯特曾经这样描述丘吉尔对于父亲性格的继承：自大、无畏、急切地希望引起他人注意，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解决复杂难题的非凡能力、果断机敏、精力充沛、擅长演讲、滔滔不绝，有时也有缺乏理智判断和不计策略的致命弱点。

        事实上，丘吉尔政治生涯中遭遇的几次不顺利，都与数字、经济与金融方面的疏忽有关，比如恢复“金本位”制度受到的批评，以及二战结束时令人意外的竞选失利。实际上，丘吉尔自己从小对数学和财经就颇感吃力。虽然他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说：“我曾感觉把数学看透了，看透了它最深层的东西。就像在金星凌日甚至市长就职典礼中看到的一样，我看见一个量通过无穷大从正的变为负的。我明白了那是怎么发生的，明白了为什么总有背叛，明白了牵一发会如何动全身。它就像政治。”

        

丘吉尔炒股：又被套住了

        但是，丘吉尔或许远没有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数学。他在布赖顿中学和哈罗公学的数学成绩，基本从来没有及格过。在金融投资方面，他也从不擅长。1929年前后，他将大幅资产投入美国股市，却以惨痛的损失收场。

        当时刚刚从财政大臣卸任的丘吉尔，在老友美国证券巨头伯纳德•巴鲁克的陪同下，参观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那里紧张热烈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他。当时他已年过五旬，但狂傲之心丝毫未减。在他看来，炒股赚钱实在是小菜一碟。他让巴鲁克给他开了一个户头，想在华尔街股市小试牛刀。没想到，丘吉尔的头一笔交易很快就被套住了，这叫他很丢面子。他又瞄准了另一支很熟悉的、他认为很有希望的英国股票，心想这家伙的老底我都清楚，准能大胜。但股价偏偏不听他的指挥，一路下跌。他又被套住了。如此折腾了一天，丘吉尔做了一笔又一笔交易，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潭。下午收市钟响，丘吉尔惊呆了，他已经资不抵债要破产了。

        

        正在丘吉尔绝望之时，巴鲁克递给他一本账薄，上面记录着另一个温斯顿•丘吉尔的“辉煌战绩”。原来，巴鲁克早就料到，像丘吉尔这样聪明睿智，也会在股市之中翻船。因此，他提前为丘吉尔准备好了一笔“救命钱”。他暗中吩咐手下开了另一个账户，这个明着的丘吉尔买什么，另一个暗中的“丘吉尔”就卖什么；明着的丘吉尔卖什么，暗中的“丘吉尔”就买什么。这段糗事，高傲的丘吉尔当然是一直守口如瓶，再也没有提起过。不过巴鲁克却将其作为一件趣事，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出来。

        在巴鲁克的帮助下，丘吉尔进一步获得了巨额的收益。带着这种顺利的预期，他和家人开始了在美洲的旅行。但是，当他抵达纽约时，目睹的却是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

        

        丘吉尔曾经亲眼看到一名男子从15层楼跳下自杀。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自己的股票亏损了多少，而是对大崩盘做了充满哲理的乐观评述：“这些勇敢的人们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通过自己的投资实践，告诉全世界人民应该尝试什么，同时又该避免什么。崩盘只是这些勇敢者生命中转瞬即逝的一个小插曲。”

        尽管丘吉尔说得这样漫不经心，但是现实中，他的股票大幅缩水，损失至少超过一万英磅，导致他们一家的生活陷入一种尴尬的拮据之中。当时只有7岁的女儿玛丽回忆说：“那个冬天查特韦尔庄园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到处都盖满了灰尘，只有书房开着供父亲工作。”玛丽和家庭女老师挤在一间温暖的小屋里，丘吉尔夫妇则住在短期租来的房间或宾馆里。直至冬天过完，几笔收入到账，境遇才好转起来。

“金本位”之殇：一项失败的实验

        丘吉尔于1925年至1929年任财政大臣一职。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晋身台阶。丘吉尔也非常兴奋，这使他有机会穿上父亲任财政大臣时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

        但是，这又是丘吉尔从政以来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说：“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窍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来负，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演说稿，用他的副手的话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财政难题：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英国战前和平时期，长期使用金本位制度。这一制度能在战后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

        一战结束以来，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一直在推动恢复金本位制。他说服历任财政大臣采取紧缩通货政策，使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不断攀升，从1920年2月的1英镑兑换3.40美元涨到1922年末兑换4.635美元。诺尔曼计划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终调整到4.86美元，使国家币值的金本位达到战前水平。

        在丘吉尔上任前，工党政府于1924年曾以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为主席，成立了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后，仍一致赞同应尽早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国内紧缩通货导致失业人数上增等“诸多不便”，以及与美元的汇率差价较大等因素，报告又建议暂缓一年实行。

        但是，丘吉尔并不赞同这一报告。他被许多猛烈攻击恢复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触动（其中包括比弗布鲁克在《每日邮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同时，在丹迪市参加竞选时看到极度贫困景象，他记忆犹新。他甚至亲自准备了一份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文件。

        遗憾的是，丘吉尔最终被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支持态度所说服。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做了他的第一份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一项针对奢侈品的进口税，1915年由议员雷金纳德•麦肯纳提议设立）。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

        金本位制为英国财政带来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十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长远看，这一做法却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形成了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恢复金本位制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给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这12％的提价，英国厂商不得不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

        

        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从宏观上看，短暂恢复“金本位制”给英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煤炭工业中，由于煤炭出口严重下降，许多矿区遭受到严重的财政损失，并激发了规模巨大的罢工。当丘吉尔于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个财政预算时，他不得不宣布，这个财政年度的赤字达3650万英镑，其中因罢工造成的赤字已高达3200万英镑。

战争英雄遭遇“忘恩负义”

        英国人曾评价：如果不是因为丘吉尔带领我们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纪念他。这话虽然显得有些戏谑，却一定程度体现了英国人对于丘吉尔在战争之外的能力、特别是金融治理方面的评价。

        一则轶闻也验证了这一点。当英格兰银行2013年打算发行印有丘吉尔头像的5英镑钞票时，银行高管曾提出过不满意见。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丘吉尔和英格兰银行共同推动金本位制的恢复，这些糟糕的举措最终导致英国失业率骤升，造成许多麻烦。那位高管认为，让丘吉尔出现在钞票上等于给自己揭短。

        

        更为集中的负面评价，或许体现为“二战”结束时，丘吉尔在国内大选中的失利。这场“忘恩负义”的选举，发生在1945年7月5日。此前，英国民众已经开始对战后如何重建进行思考。

        在战争期间，国家治理的逻辑是统筹安排、全体动员，实行一种战时管制政策。而丘吉尔则信奉自由主义、不喜欢太多政府干预（同时也觉得政府插手经济会把事情搞砸），他想要做出改变，让经济从过度管理和军事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作为竞争对手的工党则有完全不同的主张，他们希望推进经济改革举措，加强政府干预，并引入更多的社会福利安排。

        但是，丘吉尔和保守党则对于工党旨在推进社会福利安排的改革心存疑虑。特别是丘吉尔自己，还曾在战时拒绝了贝弗里奇关于改革社会保险的报告。因此，更多的英国选民把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工党借机在选举中攻城拔寨，占据了有利局面。加上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职财政大臣时，曾经有过令人失望、沮丧的摇摆不定，并且最终选择恢复“金本位制”又匆匆宣告破产，形成了“不良纪录”。在这个局面下，选举失利恐怕已经难以避免。

        

        事实上，这位二战英雄并不是不得人心。“忘恩负义”恐怕正是英国选民的一种政治理念。他们认为，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存在的。首相之位并不是一个奖励或者嘉奖，而是肩负人民期望的责任。当战争结束，适合承担战时使命的丘吉尔，或许就应当让位于适合日常治理的专家。毕竟，选举不是着眼过去，而是瞩目未来。对此，丘吉尔并没有太多怨言。反而用一句普鲁塔克的名言作为评论：“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参考文献：

        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传》，马昕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杰弗里•贝斯特：《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贾文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从战争到战争》，吴泽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陆寒寅：《再议金本位制和30年代大危机：起因、扩散和复苏》，载《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