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不谈论爱情时，我们也会谈论她

        几年前，我常对自己说我要嫁给一名牛仔……事实上，我意识到我依然有兴趣嫁给一名牛仔，虽然我现在已经搬到了东部，而且已经嫁给了一个不是牛仔的人。然而牛仔有什么理由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呢……我看上去是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但我梦想着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不会戴眼镜的女人的生活，那种我时不时会在酒吧里从远处观察的女人。        小说中一心想嫁给牛仔的教授作家莉迪亚·戴维斯，这几天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正悄悄地火起来。作为这两年新晋布克奖的获奖作品，戴维斯作品集的中译本刚出炉不满一个月，已经比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赢得了更多的呼声。作家韩东这样形容她的小说：“有高档货色的气质”，应该像卡佛一样流行。或许，戴维斯真会有卡佛那样的好运气，有一天，当我们不讨论爱情时，我们也会讨论她。

        这位67岁的美国女作家已经有了很多头衔，“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她用词之准，造句之美，在写作圈中无人可比。“让诗人脸红的小说家”——因为她的超短篇极简练达，抢尽诗人的风头。小说集里有些篇目就是诗，被布鲁克林的先锋实验音乐人一字不改地拿去，为圣乐颂歌填了词。不妨想象一下，女声四重奏缓缓清唱出的这首《脑袋，心脏》：

        心脏在哭。

        脑袋想帮助心脏。

        告诉心脏这是怎么回事，又一次：

        你会失去所爱的人。他们都会消失。大地也会消失，有朝一日。

        心脏顿时感觉好些了。

        可脑袋的话在心脏的耳朵里呆不久。

        心脏太嫩了。

        我要他们回来，心脏说。

        心脏只有脑袋了。

        帮帮忙，脑袋。帮帮心脏。（笔者译）

        这些短小的文本不是文字游戏那么简单，它们与其他“推特”与装置艺术时代的产物相去甚远。戴维斯的诚挚有些诡诈，清楚直接，无忧无虑，与滥情巧妙地擦肩而过。没有隐喻的负担，但在字与句的层面处处较真，这些是戴维斯四十年来翻译法语小说学来的本事。

        青年时代的戴维斯从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入手，翻译了《死亡判决》和《最后之人》等小长篇。这些影响了萨特、罗兰·巴特、罗伯-格里耶，被知识分子热捧的先锋小说，姿态时髦，是写法上的革命。之后的戴维斯翻译过托克维尔的自传，翻译过青春小说，绕了很大一圈，最终又回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中去。

        戴维斯翻译的新版《包法利夫人》在2010年出版。名著重译是多数译者都不愿做的工作，在此之前，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开端，《包法利夫人》在英语世界已有二十多个不同译者，上百种译本。新版开篇近一万字的“导读”中，戴维斯重提了福楼拜给情人路易斯·科莱信中的一句话：“要想简短，可不是件小事情。”

        福楼拜写得非常慢，有时候一个礼拜也写不了一页。一本《包法利夫人》不过两百多页，他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才完成。写作期间他像疯了一样不断地丢弃、删改、修剪，严苛到每一个字母。福楼拜认为小说也应该和诗一样简洁，铿锵有致。戴维斯的故事也是如此，常常短到人物连名字也没有。

        为了写出艾玛生活的无聊与重复，福楼拜用到“未完成时”（Imparfait）的文法，大量使用“会”（Voulait）来衔接动词。“他（包法利先生）回家会晚，他会要吃点东西，为了晚饭吃得自在，他会把大衣脱掉。”这些表示习惯性的行为动作是过去，也是现在，更可以预示未来。普鲁斯特认为福楼拜的“未完成时”让时间的流动，连续而统一。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也曾因没有一个英译者能忠实处理福楼拜的文体而恼火。每一个译者都在用自己更偏爱的语感重述，戴维斯却一丝不苟保留了福楼拜的文风，严谨地保留了时态。她甚至把这种奇特文法结构，跨时空跨语言早早地复制进了自己的小说。

        比如《一个老女人会穿什么》，几乎通篇使用“过去完成时”：

        她会戴一顶草帽去邮局，草帽高高地顶在头上。她结束她要办的事后从柜台走出去时会经过排队等候的人，其中会有一个平躺在婴儿车中的小婴儿。她会发现那个婴儿，脸上露出某种贪婪的、痛苦的微笑，微笑时露出几颗牙齿，而他们不会有反应，她会走过去看那个婴儿……那时她可以戴任何她想戴的帽子而不在意她是否看起来很傻，那时她甚至都没有一个会告诉她她看起来很傻的丈夫。

        这一篇收在1986年的《拆开来算》中，并不算戴维斯的上乘作品，但它是翻译与写作相辅相成的例子。一个自以为期待迎来“人生放缓”的阶段，实际才刚刚步入中年的女人，对未来有一系列“未完成时”的想象。你以为她陶醉在这样的想象中，她却已经发现那种属于“老女人”的，可以“随便戴一顶帽子的自由”，或者仅仅是“想想这种自由”，也和一百年前的艾玛·包法利一样，说的是庸常生活与时光流逝的残酷。

        2000年发表在《纽约客》篇幅较长一点的《甲状腺日记》，也大段地用“会”（Would）来串联（收入2001年出版结集的《塞缪尔·约翰逊很愤慨》）：

        总之钱上的这些往来一直让我糊涂，我会付钱给牙医，而他大概会为他妻子在学校的课出钱，她会付钱给学校，学校会为她的辅导课单独付钱给我丈夫，而我丈夫会给我钱去看牙医，我会付钱给牙医，牙医会给他妻子钱，如此周而复始。（笔者译）

        从福楼拜那里学来的这一时态，初读时略显别扭，却让戴维斯的小说在时空切换上有了难以置信的快速过渡，简明高效，叙事精炼，也笃定从容。

        为了句法的平等，也为了叙事速度的增加，减少转折词带来的节奏损耗，福楼拜的断句常使用分号加连词衔接。半个世纪以后，普鲁斯特仔细钻研了这一语法特征，将福楼拜排比成列的短句群整合发展成为超长句式。这一用来表现思维连贯与复杂的句法，也深刻影响到了戴维斯的写作。

        在开始《包法利夫人》的翻译之前，2003年戴维斯即完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翻译。普鲁斯特喋喋不休的记忆，他漫长而松懈的慵懒情绪，在戴维斯看来，有着语词和句法上的高度连贯性。戴维斯注意到普鲁斯特有时为了表现没有停顿，一气呵成的思考，甚至在标点的使用上也十分吝啬。

        戴维斯四部短篇总集的第一篇《故事》，仅前两页中逗号加“and”的粘连，就出现了15次之多。像大多数无法为福楼拜保留时态和粘连词的英文译者一样，为了符合大多数中文读者的阅读洁癖，中文版译者吴永熹轻巧地隐掉了戴维斯的这些粘连词：

        又写了一张新纸条，（并且）贴在了他的门上。回到家我很不安，（而）我唯一能做的……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了，（而）她还在他家……我终于坐下来，在我的笔记本里写道等他电话给我时要么他会过来找我，要么他不会来，（而）我会生气，（而）我会得到的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的愤怒，（而）这可能也没什么，因为和我丈夫在一起时我发现，愤怒总是一种巨大的安慰。（括号里为被省略掉的粘连词，吴永熹译）

        虽然连接与转折在中文叙述中显得笨拙陈腐，但英文中用朴素的“and”重复叠加，阅读起来居然有了莫名的新鲜感。黏糊糊的意识，剪也剪不断的情绪，也可以格局规整统一。长句不断扩充，一边看似随意地加入背景，一边并不减慢速度，思维轻顿后再集中收拢，用延绵的力道推出句子的核心，在内容表达上又依然轨道清晰。

        既能像福楼拜一样简短，又能像普鲁斯特一样冗长，这是莉迪亚·戴维斯小说独有的平衡，像歌唱一样合拍悦耳，不急不缓地直逼人心。她挑选了两部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经典巨著，逐字逐句重读，把写作的经验带入翻译，又把翻译得来的经验再带回小说的创作。

        翻译与写作的互惠，不仅体现在词语和句法层面做细小入微的取舍，戴维斯可以像福楼拜一样，在情感泛滥与冷酷狡猾间微妙转折。当人们为包法利夫人入殓时，不禁感叹她死后依然模样美丽，他们想为她戴上花冠，托起她的头，却有一股黑色液体从艾玛的嘴里流出。戴维斯认为这一股黑色的液体，是福楼拜对浪漫主义的抵死反抗。

        一面是触角敏锐的同情心，一面又是让人极度不安的残忍，这是福楼拜，也是戴维斯讽刺与同情的双刃剑。《妹夫》中，那个大家庭里像幽灵一样存在被所有人无视的男人，戴维斯用“干燥”来形容他的不留痕迹，“他的尿液离开他的阴茎时甚至好像先于离开他的身体就进入马桶，就像一发离开手枪的子弹。”这里面既有对弱者的情意绵绵，同时又有欺负人时的狡黠与快意。

        再也没有比那篇只有一小段话的《母亲》，更能体现这种让人过目不忘的两面性：

        女孩写了一个故事。

        “但如果你写的是长篇小说的话该有多好。”她母亲说。

        ……

        女孩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小洞。

        “但如果你挖的是一个大洞的话该有多好。”她母亲说。

        女孩挖了一个大洞并且走进去睡在了里面。

        “但如果你能永远睡在里面的话该有多好。”她母亲说。

        很多年前，普鲁斯特也曾把自己与母亲的角力，写进了斯万与蛇蝎女人奥黛塔的痛苦爱情中去。戴维斯知道，无论情投意合还是母爱无边，有了邪恶的任性，有了诡秘的嫉妒，让人脊背发凉，才会念念不忘。只有对泛滥奔腾的情感悬崖勒马，才晓得那股向前冲的力道到底有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