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学生三年调研城管小贩：希望推动问题解决，哪怕一点

        无心插柳。

        张贵生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一学生，去年下半年，他领衔的六人课题小组把调研城管与小贩的三万字报告投书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获得了批示。而在前年4月，他们曾将首份调研报告寄平信给习近平，并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

        他对小贩和城管的关注起于2011年一则城管与小贩互相下跪的新闻，而就在十天前，杭州小贩为逃城管急忙驾车，不小心碾死儿子，这令他唏嘘不已。

        冲突不停，调研不止。“还是想把这个调研做下去，希望推动问题解决，哪怕一点。”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退回至2012年3月，当时大二的张贵生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中南大学“城管与小贩”研究小组，但他们头一回去湖南一座县城调研城管与小贩问题时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时他们把自以为尖锐的问题逐一抛给县城里的城管们：你认为当城管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吗？怎么看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城管管理的动力是不是来自罚款等利益考虑？

        张贵生向澎湃新闻回忆说，“对方本来接待我们还挺高兴，一下子脸色就不对了，他们说我们的提问过分幼稚，甚至有失公允，于是对一些问题未予置评。”

        他坦承自己预先有了价值判断，认为城管是暴力的执法单位，不科学，不合法规，他们有利益考量，所有的错都是城管的问题，对城管有种责备的心态。同情小贩，内心想维护小贩的利益。

        然而，在小贩那一边，这些学生也并未因此受待见。“他们觉得我们做这些没有意义，无助于他们改善生存环境，也争取不了利益，说不定还耽误生意。”张贵生说。

        自此，他和团队成员们意识到，无论对城管还是小贩，他们的理解都有偏差。

        张贵生和伙伴们认为，城管是制度性悲剧，除了遵照政策法规、考评细则，基本没有自主的空间，而小贩的核心问题则是身份需要合法化。

对话张贵生：

        澎湃新闻：你们的调研团队有多少人，由哪些人构成？

        张贵生：除了我和张超师兄外，还有四位本科的学生：唐玲、谷钧仁、马洁、方志磊，还获得了曹渝学长的帮助。我和师兄会在写报告时多出力，其他调研过程是统一行动的。

        澎湃新闻：起初怎么会关注城管和小贩的问题？

        张贵生：我2010年9月进了中南大学读大一，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当时城管暴力执法，小贩暴力抗法，全国各地隔三差五就有这样的新闻。

        澎湃新闻：为什么最早会选择县城的城管和小贩作为调研样本？

        张贵生：县城的斗争更恶劣，冲突也更激烈。

        其实最早只想调研县城，后来还是又做了长沙市的调研。我们也因此把两地的角色生态做了对比，一是小贩的构成不同，城市里的小贩多是外来移民、流动人口，反而比较守规矩，而县城里的小贩多是当地农民，在熟人社会里表现比较野蛮；二是城管的治理差别，城市里的城管相对顾及形象，治理方式科学，而县城里的则倾向以恶对恶；三是执法环境的差异，对县城的舆论监督比不上城市。

        调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市民、城管、小贩的问卷调查，另一部分是对一些问卷中所获典型案例的深度访谈。

        澎湃新闻：课题组成员碰到的小贩，他们可能抱着“你们做这些没用”或者“别耽误我做生意”的心态，你们后来怎么去说服他们接受调研呢？

        张贵生：会跟他们讲清调研的意义，告诉他们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我们是想尽可能把他们的一些生存境况反馈给社会和政府。

        当然我们也会使用一些策略。比如对卖水果的小贩，我们就去买点他的水果，那一来二去人家也就肯说了。也会死缠烂打，比如有个卖衣服的小贩一到空当期，我们就见缝插针去跟他聊天，他看我们怎么也劝不走就跟我们说上几句。

        澎湃新闻：那你认为现在小贩和城管相比，哪方的生存处境稍好些？

        张贵生：城管是一种制度性悲剧的产物，身不由己，没有多少自主发挥的空间，都是按照城市的政策、法规、考评机制来操作。小贩的空间也不大，如果把他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太死，他们一无所有后肯定就会反抗。但全国有组织的、自治的小贩非常少。他们都谈不上去博弈，只能“打游击战”。像印度每个邦都有小贩的行业组织，可以直接跟政府进行谈判。

        后来我们发现小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面太广了。他们从哪里来？如何对他们进行分类？他们的生存策略、大规模进入城市的原因、面对管理的苦衷都值得调研……

        澎湃新闻：你们调研中就有个自治案例，说中南大学铁道学院附近的一个经营点已经开始小贩自治，统一购置桌椅、遮阳棚，那在你看来，小贩为什么会实现类似的自觉自治？

        张贵生：并不是自觉自治的，而是城管、社区、小贩相互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动态平衡。这个案例中，原来的经营地点小贩非常多，反复取缔，屡禁不绝。周边的居民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小贩影响他们正常交通和生活，还破坏了环境和秩序。最后综合考量下，专门辟出了一个便民生活点后上报给长沙市城市管理局，通过立项后建设了下水道、路面绿化。小贩每个月也不用付租金和管理费，每个月需要付三五百的卫生费统一请环卫公司进行打扫，这其中不会与城管或社区产生利益瓜葛。

        澎湃新闻：媒体报道称长沙市城管局、市政府研究室举行了对接会，专门同你们交流探讨小贩管理问题，但说你们的建议跟他们制定现实政策有差距，一些想法“有点超前”。会上有哪些进展，是否提及哪些部分“超前”了？

        张贵生：因为长沙的夜市文化，我们建议对小贩要实行分类管理，可以按早市、中市、晚市、夜市等进行时间分类，空间上可以分严管地带、控制地带和规范地带等不同区域管理。他们对这种分类管理、建立规范经营体非常肯定。

        但他们要完全放开也有难度和困境，比如我们现在做的课题核心问题在于小贩身份的合法化，长沙市如果认定小贩的合法性，周边的省市的小贩就会大举移民到长沙，会造成管理混乱。他们说上海、广东曾做过此类试点，但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单个城市是做不了的，会打破全国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