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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的中国史：从宫廷工艺品到“文革”记忆

赵凯

2015-03-11 10:14

来源：澎湃新闻

搪瓷，曾经是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常生活记忆中挥不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几何时，家里的脸盆、牙缸、灯罩、饭碗都是搪瓷制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迈入21世纪之后，搪瓷制品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嗖”的一下全体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如今，要找搪瓷制品，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大城市争相新建的那些文化创意园或商业街，不过里面兜售的搪瓷制品已经不是日用品了，而是一种象征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作为文化符号的搪瓷商品

说起搪瓷工艺，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与那些常用的日用品联系起来，殊不知在1956年中国制定搪瓷制品标准之前，人们将搪瓷这种工艺称为“珐琅”。也就是说，所谓搪瓷，指的是金属外面的那层类似“釉”一样的东西，无论是金、银、铜、铁、钢、瓷质的各种胎体，只要外层用这种“无机玻璃质材料”包裹，都可以叫做搪瓷。更重要的是，搪瓷早年间的叫法就是工艺品中常提到的那个珐琅。名字一变，立刻高大上起来了。难怪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讲搪瓷还得先从珐琅开始。

阿拉伯人带来的铜胎掐丝珐琅

有的书里说，珐琅这种工艺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后来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不过，珐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后人所重视，应该是从元代开始的。元朝人有首诗《大食瓶》：“西南有大食，国自波斯传。……素瓶一二尺，金碧灿相鲜。晶莹龙宫献，错落鬼斧镌。粟纹起点缀，花穟蟠蜿蜒”，说的就是阿拉伯人制作的掐丝珐琅彩瓶。

所谓掐丝珐琅，就是用细而薄的金属丝或者金属片焊或者粘在胎体上，组成美丽的图案，再像小时候玩的填图游戏一样，用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把图案填满。之后再经过多次焙烧、磨光、镀金形成最后的成品。

在元代，蒙古人统治的地区横跨欧亚大陆，他们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每使用大屠杀的手段，而得以幸免的只有一些工匠艺人。“惟匠得免”的政策也被堂而皇之地写在元朝的典章制度中。在征服如今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的时候，元朝军队收罗了很多善于制作掐丝珐琅工艺的阿拉伯匠人，并把他们派到军队里服役。于是掐丝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就流传到了中国。

一种说法认为，跟随蒙古军队在云南征战的阿拉伯珐琅匠人在当地收了徒弟，而云南徒弟学会了以后，跑到京城去讨生活时才把这门手艺传到了中原地区。不过元代的珐琅工艺只是起始阶段，珐琅彩绘制技法并未普及，传世作品也少。

元末掐丝珐琅象耳炉

真正为世人熟知的掐丝珐琅彩艺术，当属明代的景泰蓝。明成祖的时候，“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将中外交流推向高潮，同时对我国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阿拉伯工匠直接来到中国，指导甚至参与了掐丝珐琅器的制造。

外国的师傅来了，技术当然比云南徒弟要好得多了。当时主流的做法是在铜制的胎体上制作珐琅彩器皿。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在艺术手法、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宫廷内的御用监还有专门的作坊。因为是景泰年间，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大多是以蓝为底色的，于是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皿就被叫做“景泰蓝”。

可是当时直接在瓷器上作画的釉上彩工艺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在铜器上采用掐丝珐琅上釉的复杂工艺呢？那是因为釉上彩在烧制过程中，色彩容易晕散，不像掐丝珐琅工艺可以保证颜色精确；同时铜器封釉具有金属贵重、坚固的特点，又有类似瓷器晶莹光滑适用于装饰的特点，非常符合官家端庄大气、雍容华贵的审美趋向。

但是，由于景泰蓝的釉料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价格昂贵，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原因，铜胎掐丝珐琅彩的烧制开始停歇，再加上传统瓷器的着色技法提高，出现了万历时期的五彩瓷，以金属为胎的珐琅彩工艺品一度式微了。

欧洲人带来了画珐琅

珐琅工艺在东方慢慢发展的同时，在西方也没有停下脚步。15世纪中叶，欧洲发明了不用掐丝，而是直接在铜胚胎上烧一层不透明的珐琅釉作底层，而后再用彩色釉料绘画，入窑烧制的工艺，这被称为画珐琅。

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日（Limoges）是欧洲画珐琅之都。16-17世纪，那里已经可以生产出世界最精美的彩色珐琅。当时的画珐琅，除了宗教题材之外，还有世俗的装饰画，特别是人物肖像画，这些大多是当时的欧洲皇室和豪门私人定制的器物。比如画珐琅大师利莫赞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532年临摹丢勒风格制作的《耶稣受难》组画，他还遵照亨利二世国王的指示，制作了很多描绘他的情妇迪亚纳各种姿势和表情肖像的画珐琅作品。

十八世纪欧洲14K金嵌钻石画珐琅怀表

清朝统治中国以后，尤其是康熙皇帝收复了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作为重要的工艺品，跟随使团、传教士进入中国，被时人称为“洋瓷”，这是珐琅工艺第二次传入中国。

由于康熙皇帝喜欢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对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艺术也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光影效果、体积感和质感、逼真写实的色彩关系，都让这位皇帝感到特别新鲜。欧洲传来的画珐琅，一下就受到了皇帝的宠爱。他马上下旨命令宫中的造办处承做，并招揽了多位欧洲画珐琅的工匠来中国指导。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的烧制技术，并且还将这个技术移植到瓷器胎体上，于是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画珐琅工艺——瓷胎画珐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珐琅瓷”。不过，当时为了追求欧洲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在康熙朝的珐琅彩外壁上大体是不封釉的，摸起来比较生涩。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

到了雍正年，皇帝对珐琅彩的烧造更加关心，派怡亲王（十三弟允祥）亲自主持，珐琅瓷的技术工艺和艺术水准达到了顶峰。一方面是开发了国产的色料，不仅摆脱了此前一直依赖外国进口的局面，甚至研发出了新的颜色。

国产色料发明之前，工匠们必须谨慎使用，烧坏了一件东西都得被上司K得满头包，自然也就也不敢大胆试验。有了国产的颜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艺技术的革新，越来越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开始绘制大量的花鸟、竹石、山水等图案，并在画面空白处题以诗句，配有闲章，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工艺技艺与中国传统审美的结合。

另一方面，当时景德镇御厂已经烧造出“内外皆有釉”的白瓷胎，摆脱了原来欧式“铜质感”的感官印象，珐琅瓷彻底变成了“中国瓷”。在雍正年，之所以珐琅瓷攀上巅峰，还必须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年希尧（年羹尧的胞兄），一个是唐英。年希尧向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学习，写了一本介绍透视法的书，叫做《视学》，对推动中国画运用西方科学的透视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英则是景德镇的督陶官，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景德镇烧出了更加精美的瓷胎。

雍正珐琅彩松竹梅橄榄瓶

乾隆朝基本延续了前朝珐琅瓷的烧造工艺，但却慢慢走向衰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珐琅作的生产大为减少。究其原因，广州粤海关承制的“广珐琅”充分发挥了作为当时唯一通商口岸的地域优势，积极吸收西方工艺的先进成果，“与欧洲同步流行”，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欧式风格明显，深受皇室贵族欢迎，反之宫廷珐琅作的工匠整日埋头揣测皇帝心思，集体创造力反而慢慢消亡了。

其次，珐琅瓷多半是皇室贵族收藏，没有“出口创汇”，是一项“只出不进”的亏本买卖。乾隆后期经济发展衰退，长期通货膨胀，铜料紧张，珐琅作预算紧缺，难以维系庞大的经费开支，所以到了乾隆末年，整个宫廷珐琅作干脆关门歇业。

乾隆珐琅彩玉壶春瓶

日本人刺激下中国搪瓷工业

虽然珐琅作为工艺品的阶段告一段落，可是作为日用品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当中国人把画珐琅升级成珐琅瓷，奉为藏品，西方人却逐渐将珐琅工艺转为民用，这个对比不能不令人有些许唏嘘。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展开，珐琅制品被普及到西方市民家中，成为寻常的日用品。而后，伴随着欧洲商品输出，珐琅制品第三次来到了中国。

根据中国搪瓷协会网站所记载的大事记，光绪四年（1878年），奥地利第一次将搪瓷制品输入我国，不过当时还不叫搪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战之际，将大量的低质搪瓷制品倾销我国，同时带来了“搪瓷”这个从日语转换过来的词汇，从此，“珐琅”和“搪瓷”虽然同属一种工艺，却被约定俗成地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上，工艺品叫珐琅，工业日用品叫做搪瓷。

当时日本专门设立了6家工厂，生产专供中国地区的搪瓷制品，我国市场几乎为日货独占。到了1915年，我国搪瓷制品的输入以日本为主体（至1929年），每年输入额占输入总额的58%-84%之间。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厂，这是洋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搪瓷厂，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后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

1917年，留奥学习美术珐琅的中国留学生刘达三与嘉兴商人姚慕莲（他是辛亥后上海民营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还于1915年办过民营的自来水厂）合资在上海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中华制造珐琅器皿公司），生产面盆和杂件等搪瓷制品。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但一年后，因经营亏损而改组。其后日本侵华，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对保护民族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是中国搪瓷工业的发源地和集中地。

到了1924年，我国搪瓷工厂遍地开花，洋商及华洋合资的搪瓷厂已全部停产，民族搪瓷工业终于形成。之后，中国搪瓷业兴旺起来，不仅独占中国市场，而且还多次参加各类世界展会，包括后来被叫做“世博会”的万国博览会。但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民营工业或被炮火炸毁，或被强行征收，或因为货源断绝而停产，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短暂恢复。

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搪瓷制品兼顾轻便耐用而且价格低廉的特点，国家大力发展搪瓷日用品工业，上海搪瓷工厂响应号召，到内地设厂，帮助全国搪瓷工业发展，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因为搪瓷制品深入千家万户，是广大群众每天都能用到的东西，所以自然一些政治宣传和口号也就不断地在上面出现，让这些搪瓷制品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1925年6月，“五卅”事件后，上海益丰搪瓷厂为了不忘国耻，自发特制了“五卅”纪念脸盆，在盆底喷印上“勿忘五卅”字样，在盆边喷有“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爱国词句。这应是政治宣传最早在搪瓷制品上出现的例子了。

和国民政府比起来，新中国对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传更加重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种不同的口号印在上面，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打倒一切帝反修”，别的不说，就连我们最熟知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当时也被叫做“胜利式”。

一直以来，搪瓷制品可以说是供销两旺的，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都有大量的订单。可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些东西会突然间集体消失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价格低廉的瓷器、金属等制品涌入，对搪瓷制品独霸日用品市场的局面带来了冲击，而老牌搪瓷工厂也深陷困境，相互厮杀。更重要的是，搪瓷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酸洗工艺，会使大量的重金属废水排入江河，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

珐琅或者说搪瓷，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外国的影响和刺激。事到如今，我国的搪瓷业者除了制作一些不着调的面盆牙杯，放在旅游景区和文化创意园内供人“瞻仰”外，恐怕还得将眼光瞄向海外。因为外国搪瓷业已经将搪瓷工业用于有毒管道涂装、建筑外墙等高新技术领域，看来我们还得需要一趟“西天取经”吧。

参考文献：

姜浩峰：《搪瓷旧事》，《新民周刊》，2014年5月

祝重寿：《关于中国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起源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9月

周思中：《欧洲画珐琅与清官瓷胎画珐琅》，《紫禁城》，2008年7月

王升虎：《中西合璧——珐琅彩艺术的源与流》，《东方收藏》，2012年12月

刘芳：《盛极而衰——清乾隆朝瓷胎画珐琅欣赏》，《荣宝斋》，2013年3月

中国搪瓷工业协会：《中国搪瓷工业50年》，《中国搪瓷》，2000年2月

秦祥年：《路在何方？——剖析上海搪瓷业》，《上海统计》，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