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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男”是变相的“直男癌”吗
主讲人: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吕频(女声网主编和独立媒体人)
吴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
张天潘(安平公益基金总干事,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主题:“直男癌”是种什么“病”?
时间:2015年1月23日
主办: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鸿芷工作室、优酷公益
协办:坏姐姐小分队
【编者按】
近日,学者周国平在微博上写道,“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随后,之前流行于网络的“直男癌”一词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网友们用此调侃周国平的大男子主义,称其为“直男癌”的代言人。
为什么“直男癌”会引起热议?为什么韩寒、九把刀会在这场风波中“躺枪”?普通男性怎么看待这个词?在一场题为“‘直男癌’是种什么‘病’?的”沙龙上,吕频、张天潘、张慧瑜、吴强四位嘉宾分享了他们对“直男癌”的解读。
1月23日,吕频、张天潘、张慧瑜、吴强等四位嘉宾作客鸿芷咖啡馆,讨论"直男癌"是一种什么“病”。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沙龙内容的摘录:
“直男癌”是种什么病?
张慧瑜:“直男癌”不仅是个人的偏见,也是社会的疾病
今天的话题是“直男癌”是种什么“病”,首先申明我不是治癌专家,我是异性恋。因为周国平前段时间的言论,他被指认为“直男癌”。首先我认为周国平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因为他从1980年代开始就这样说,但现在在网络时代,他被很多有性别意识的网友碰到。在1980、1990年代我们不会围攻他,当时他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和文化英雄。但对现在的社会来说,周国平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不是活跃的知识分子。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性别平等的意识,马上就指认出周国平的言论是典型大男子主义的,这是时代的进步。某种程度上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普及的结果。
第二,性别身份是人很重要的身份。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化装舞会,性别身份是重要的面具之一。不同的性别身份、男女形象,都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这一两年我们发明了很多和性别有关的说法,比如“直男癌”、“暖男”、“大叔”;比如 “女汉子”、“剩女”、“绿茶婊”、“腹黑女”等。在网络和社会流行的这些对女性和男性的看法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有两点启示,现在的社会是跨性别的社会,对男人和女人的想象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比如“暖男”是偏女性化的,“女汉子”是偏男性化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性别越界。它一方面是去性别的,不是传统的男人和女人,另一方面是跨性别的,把女人想象成男人,把男人想象成女人。典型的是“腹黑女”,1990年代想象宫斗、权力斗争都是男人的战场,比如《雍正王朝》;但是现在想到的是女性,发生在后宫中。“腹黑女”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假面,以女性的身份来表现。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跨性别和去性别,这是一种趋势。
但现在的性别意识又趋于某种保守化,从“直男癌”的言论表现得最清楚,比如周国平说的女人要做贤妻良母等,它特别强调家庭观念。为什么“直男癌”式的家庭变得这么重要?如果留意电视、广告,会发现“直男癌”式的家庭是对中产家庭的想象,男人开车,女人洗衣服,在广告中看到很多。恰恰周国平的言论无意说出了当下社会的秘密所在,整个社会在塑造的理想家庭是“直男癌”式的的家庭。从这个角度看,“直男癌”所代表的并不仅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认识,而是社会在塑造“男人挣钱、女人在家养孩子”的社会结构。这样男权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了都市家庭的基本形态。在这样的结构中,是否男人更获益呢?我觉得男人会更累,因为男人必须有钱,才可以成为好丈夫。比如《心花怒放》这部电影里,为什么黄渤那么焦虑,因为他没钱,是个loser,老婆就跟别人跑了。这样的体制对男人也很压抑。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么强调女人要回归家庭、要承担家庭劳动?这背后有个前提,这是中产阶级家庭,请保姆比较贵,但如果是妻子来完成这些家庭劳动,就可以比较廉价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为什么家庭变得这么重要?社会的责任和问题都需要小小的家庭来承担。这与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趋势有关,我们批评国家过度干预市场,在国家从市场退出的过程中,也从公共服务中退出。养老和养孩子都变成个体家庭的承担,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由社会承担的话,每个家庭和个人都会很累。这是“直男癌”式家庭出现的社会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直男癌”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它是社会的疾病,如果政治经济结构的性别不平等不改变,把所有责任压给家庭的情况不改变的话,“直男癌”这个病也很难医治。
吕频:“直男癌”是一种“拉清单”的行为
我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想起了三个字——“拉清单”。不知道年轻朋友是否知道这个词,反映抗战的电影里的汉奸们,现在作威作福,将来会被“拉清单”。当代也有“拉清单”的现象,比如国外有网站是女性去曝光约会中不尊重女性的男人,对渣男“拉清单”。我突然发现“直男癌”其实也是一种“拉清单”的行为,把公然的大男子主义者们用诊断的方式来曝光了。而且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不是针对现象而是针对人的。如果是针对现象,没人对此负责,但如果是针对人,就把责任钉死了。这也是它的攻击力所在,它攻击的不是看不见的现象和体制,就是这个人,让这个对象无处可逃,这是它攻击力的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必须赞美,在男权社会充满了对女人的杀伤时,女人终于有了自己反攻性的杀伤性武器。以往在各种厌女言论和事实面前,女人没有或者极度缺乏语言去说话。厌女症不但占据了语言和文化,也占据了社会生活——“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更平等”。女人从来是不平的,但怎样去表达这种不平?就是各种私下的抱怨,所谓的唠叨、姐妹们在一起吐槽,还有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作”,这些都是女人不平的反应,但这是缺乏语言的表现。
再有就是晓以大义,讲道理,但是对厌女症患者没作用。因为没有话语权,为什么别人要听你的,你的语言没法去感召这些不回头的“浪子”。当“直男癌”这个词出现后,女人终于可以用愤怒的方式让厌女症患者看到她们的想法。女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语言,语言带来话语权和力量。这个词的攻击性让这些人和社会必须面对这样普遍存在的症状,和笼罩中国的急需治疗的症候。这背后是女人,起码是一部分女人的成长。虽然是以一种缺乏“女人味”、不温柔、不美的方式来成长,但面对女人的成长和觉醒,想要自由的生活、不再做传统和顺从的女人时,这个社会没有能够跟上,以患者们作为代表。这注定是有很多性别的摩擦和冲突的时代,问题是在冲突和摩擦之后,我们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协商空间,去解决社会中性别的痼疾。
另外一个问题,它让我有点不安的是,这个词本身带有歧视性和攻击性,有以暴制暴的色彩。但我们绝对不能收缴女人的这个武器,当社会还没有给予女人应有的权利时,我们不能规训女人好好说话、放下反攻性武器。谁都不愿意看到两性间的战争,但和谐怎样才能实现?现在可能是必然经过的阶段,我感兴趣的是为了让这个阶段往更好的阶段过渡,我们能做些什么?
吴强:“直男癌”成为话题具有革命意义
我想起了社会的癌症。菲律宾19世纪有本小说叫《社会之癌》,作者荷塞•黎萨被称为菲律宾独立之父,小说讲的是在西班牙殖民之下,菲律宾本土的人被殖民的状况,这种被殖民的状况被称为“社会之癌”。这个作者被西班牙政府绞死后,菲律宾就爆发了独立战争,后来建立了菲律宾共和国。《社会之癌》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意义,今天我们谈“直男癌”同样可能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情境是相似的。为什么“直男癌”能成为今天非常有趣的话题,我相信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结果。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不少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等等,但相比之下,这些自由都没有性的自由来得更真切。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反过来,这个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直男的男权主义作为中心,更为突出。压迫性的性关系在日常生活、权力政治和经济关系中扮演着非常中心的角色,从武媚娘到职场生活到人大代表男女比例和话语权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背后都围绕着“直男癌”的政治制度。性的自由,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样紧张的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以至于一个过时的哲学家会居然进入到公共话语中。
前三十年只有一部法律《婚姻法》,统治是靠妇女的解放,以及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也有《宪法》,但统治的实现是靠《婚姻法》,靠对男女关系、妇女的解放来统治,实现社会基本的稳定。后三十年,一部部法律起草,进入依法治国的新常态。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地位出现低落,对女性的压迫成为新常态。
谈“直男癌”有两个启示:一个是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背后,伦理和政治的制度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性自由基础上,现在有一点点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现在还可以讨论女性的问题,包括女权运动还可以有一点空间去推动。为什么女权主义和运动在非常“直男癌”的制度下还有一点空间,这是我想讨论的。
张天潘:“直男癌”是女性的武器
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做些简单的分析。社会学有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社会通行的语言会决定整个社会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负面的贬义词是有“女”字作为偏旁的,比如奸、嫉妒、贪婪等等。到现在,形容女性的词比如“绿茶婊”,甚至“剩女”,“女博士”,都是负面的,整个社会对女性都是不友好的。现在出现“直男癌”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社会对女性的不友好不仅体现在语言,还包括很多细节。比如,前几年有“占领男厕所”活动,从日常生活非常简单的厕位比例都能体现男女不平等,可以想象,社会的运作逻辑里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不友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直男癌”这个词是一种武器,从语言上对男权社会形成有力的挑衅,让更多人能够意识到社会应该对女性更友好。以我现在的了解,身边的“直男癌”越来越少,不会觉得大男子主义、打老婆是光荣的。在中国,男女平等虽然建国后就在提倡,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除了“直男癌”,现在也想不到什么从女性的角度表达的反抗,社会应该还要发明更多反抗男性的语言,至少在各种“婊”的系列里要有各种“癌”的词的话,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直男癌”和性取向有关吗?
张慧瑜:我觉得“直男癌”和同性恋、异性恋好像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形容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大男子主义言论。比如韩寒的言论,某种程度上他是非常得意的,他认为不需要老婆去工作是成功男人的象征。很多时候这也成为一些女性的理想,嫁个有钱人是女性的逆袭。但社会上,女性要自立自强还是比较正面的价值,一方面这是性别意识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和以前的妇女解放有一定影响,鼓励妇女出去工作,不需要依附于男人。
吴强:说“直男癌”的时候,说的是对异性恋的强调。异性恋之所以神圣和正统,是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无论现在的娱乐或其它生活,都是在强调性别差异,比如看现场男女观众穿牛仔裤和裙子的比例。但如果去美国和欧洲,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男女的性别差异,在外观、气质、穿着上是缩小的,是中性化的。但中国前三十年在服装、就业上的消除差异一定程度是存在的,相对性别差异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体现男女平等,当然背后是更为专制,但这不是集权主义式的专制,不是靠法律、是靠运动来推动。女性是用来动员的力量,动员存在于一切关系中,因此女性的去差异化是有政治动员意义的。现在对性别差异的强调是空前的,比如篡改历史把胸脯尽量挤出来,唐朝也没有这样,挤出来还要剪掉,把电视观众都当做未成年人,还假定所有观众都是男性,男性喜欢看挤出来的胸。社会特别强调基于性别差异的异性恋的统治。对“直男癌”的强调是对女性被物化的强调。
吕频: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犀利,不是指当事者的性取向,而是指这样的症状和异性恋的霸权体制有关。不管个人性取向如何,男性都有性别红利或者有天然的优势。异性恋霸权体制的运作是背景,然后才有产生这些需要被诊断的患者,不是偶然现象。这个词非常有智慧。
“暖男”是变相的“直男癌”?
张天潘:我一直觉得“暖男”是变相的、包装好的“直男癌”。大男子主义是不让老婆工作,但“暖男”是没事,我养你、精心呵护你,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就是“直男癌”的表现,霸道总裁爱上柔弱小白,把女性捧在手心。这是“暖男癌”啊,女性要醒过来啊,不能被男性这样很简单的招数感动。这是一种癌症的表现,你会慢慢依附于他,觉得这个世界他最好,你离不开他。这是种变相的癌症,在社会很有市场,很多图片和心灵鸡汤都是这样的。多喝热水这样的招数都不行了、没用了,生病了说是过五分钟开门、已经在门口了。
吴强:“暖男”和“直男”是相互支持、互为条件的。女性满足于寻找暖男,忽略了暖男背后都是直男,以暖男的面目浮现出来。比如英雄人物、模范的介绍,都会被塑造成暖男,维护核心家庭的价值。家庭成为重要的价值。就像女德班,一方面要接受暖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学习女德。
吕频:我想到这个社会刻画两种女人——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荡妇,这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术。现在社会又给女性提供两种男人,好男人和坏男人。坏男人是要取悦和服务他的,好男人是你被取悦和呵护的。当女人被定位为需要男性的取悦和呵护的性别时,这种需要反映的是这个性别内在的匮乏和不自立,最终的命运是问题仍然要通过男人来解决,而且这种只是私人领域的,拥有个人的幸福家庭,就能解决女人各种各样的挫折。
为什么女人特别需要幸福的家庭?就是因为公共领域里充满了险恶,性骚扰、歧视、不平等对待等。如果有创伤的感觉,这时的梦想就是回到那个位于六环外的小巢里,在男人的呵护下修复,这就是女人痛苦和匮乏的解决方案。如果按照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性别是没办法成长的。而且当每个人,尤其是女人,圈在个人幸福生活的领域时,会发现女人的力量、包括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就没有了。人们又变为小的、可被管制的细胞式的单元。所以我们谈男人女人的关系,不是基于个体的、私领域的亲密关系。这是个隐喻,包括在公领域怎样相处和实现共同的发展。其实“直男癌”患者都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言论里同时涉及这两个领域,女人在职场要扮演什么角色、在家庭要扮演什么角色,他们看到了公私领域的互通。“渣男”这个词的缺点是只看私领域、亲密关系,格局小,所以攻击性小,而且在私领域的好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吴强:“暖男”的局限性也在这里。之前有人大代表建议设立女性车厢。对差异越强调,表示被差异化那一方越被压迫。当“暖男”偷偷置换、提出要设立女性车厢的时候,就意味着不再试图扩大公共供给,而是把女性隔绝出来。不是真正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是以爱护的方式体现“暖男”,这是父爱主义政府的一贯表现。好心的劝诫看似在关心,但其实是不想真正解决问题。
回到“直男癌”,“直”是性取向,“男”既有亲密关系也有社会关系,“癌”谈的是社会病。当我们谈癌的时候,不是周国平、韩寒在家里怎么做,而是谈的社会病,这种社会病才是我们要关心的。
张慧瑜: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在日韩,可能“直男癌”更普遍,儒家伦理和日韩资本主义非常融合。反观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地反对“直男癌”,这个很有意思。另外,有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同构的关系,父权社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
刚刚提到“暖男”的话题,相比1990年代,为什么女人对家庭这么在意,这反应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好像只有家庭可以依附,作为女性,在社会中可以独立的空间非常小。与此相参照,暖男是去男性化的男人,温柔体贴的,因为我没有钱,我有的是时间,我能全心地对你好,这是我能提供的。这本身反应了男性在社会地位中是屌丝,我不能给你房子和车,只能把心给你。以前是“虽然我没有钱,但我可以对你好”,但现在是“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可以有时间、对你好”。
张天潘:我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很多“直男癌”是loser,但“暖男”好像更中层。因为他更有意识去精心包装自己的“直男癌”,底层的大男子主义可能更直接。
吴强:“暖男”是中产阶级化的,“直男癌”是各个阶级都有的。我们不能用loser这种词贴标签,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底层社会。越是底层,越强调道德正统性,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越保守。道德和直男是题中之义,主流保守的价值观肆无忌惮地体现。反而是隐蔽的中产阶级以“暖男”姿态来隐蔽“直男癌”。只有少数像韩寒这样的成功人士,或者周国平这样是不经意露马脚,然后努力辩护,努力保持自己“暖男”的姿态。这种情况下,暖男完全是中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的“直男癌”的面纱而已。
从阶级维度看“直男癌”
吕频:除了从阶级维度来分析,还可以考虑不同生命阶段。女性一生中的红利期,是择偶和恋爱的阶段,她们会更有底气来攻击“直男癌”和要求“暖男”提高取悦她们的技术。但当她们进入婚姻后,生活的真相和残酷会逐渐水落石出。现在在互联网上大规模使用这个词和去男权抗辩的大部分女性都是有资本的、城市的、受高等教育的才敢发出这个声音,她们非常自信。资本包括性资本,也有其它的资本比如教育水平、城市背景、职业女性身份等。
吴强:是否社会资本越大,性的资本越低?
吕频:这背后有个潮流,就是现代化。时尚女性的形象是要符合现代性话语的,这就要有职业身份和高等教育。我发现这些女网友和周国平的对话中,是用进步主义的话语来打击,她们宣判周国平是过时的,我们才是现代的。
这些女性是要重构性资本,周国平他们要的性资本是贤妻良母和情人就够了。打上现代化标签的性资本,是包括高等教育、职业阅历、有时尚前卫气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警惕,人们不自觉地用性别的话语来重新建构男女共享的阶级的话语群体。在美国,未来婚姻的趋势是,男女的受教育程度、年龄、阶级都是越来越匹配的。通过婚姻,中产阶级男女结成了更牢不可破的阶层,下层的男女全都没有希望。当一群有条件觉醒的女人向男人发起冲击和互换平等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是首先想把平等留给自己,想和自己同阶级的男人要求平等。在目前还没有考虑到怎样把平等溢出,扩散到更多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性别和阶级的问题是很纠结的。
吴强:实际上这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和反抗,对周国平前现代观点的反抗,是建立在中产阶级的扩大的标准上的。
吕频:自信是有阶级原因的,这个不能否认,我无法想象为自己生计焦虑的女性会执着于这个问题。但这不是负面评价。要看到交锋、冲突和不一样的看法,将来要发生什么一切都有可能,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张慧瑜:讨论性别问题离不开阶级维度。人们认为成功男人不结婚是王老五,成功女人不结婚是惩罚,这个程度上不成功的男人好像心理平复了,这本身是男女不平等。另外,“直男癌”和阶级的问题,我看到一篇文章叫《直男癌是种富贵病》,它是从打工妹的角度,认为“直男癌”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家,对打工妹来说连完整的家庭都没有。中产阶级的家庭对她们本来就是一个梦。对打工妹来说,可能她们想做贤妻良母而不得。对中国社会来说,性别和阶级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经主办方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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