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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交官镜头下的彩色中国：“文革”第一年，困苦与荒谬

索朗日·布朗/图杨浪/文

2015-01-23 18: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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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65年到1968年，二十来岁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作为工作人员，她穿行于北京、大同、南京、苏州等地，抓取了一系列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瞬间：街区拐角、无名小街、一张张大字报、以及日常的活动，都没有逃出摄像师的镜头。

索朗日拍摄更多的是那些民间景象，那些动作、表情、服装、房屋、道路，少有政治表述，但这些却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困境。

1967年初秋，南京“国营第某食品商店”门口，一队举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像的人在招摇过市。看周围环境人群疏落的样子不会有什么重大事件，而这一帮人数不过十来个的队伍又何由这么郑重其事地张扬游行呢？

关键在主席像后面的红色横幅！仔细放了看，我读出了“发行喜讯”的字样。这就是了。

事关那本“小红书”！

曾经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最早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4年编发全军的；文革初期，“小红书”得一时之盛，印行全国风靡世界。到1966年10月，香港方面和国际书店强烈要求印行国外版，但一开始有两个障碍，一个是原书本来是 “内部发行”，另一个是国外版的出版缘由、前言后记不知该怎么办。前一个事儿本来好办，后一个事儿也因为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迎刃而解。1966年12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专题讨论语录发行问题。会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版语录予以再版。 1966年12月16日，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从此，《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小红书”是没有“定价”的，《毛主席语录》多以公费购买为主，大都免费分发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等形式发送给个人；有的也作为礼品相互赠送。有人甚至在子女结婚时，将语录作为陪送“嫁妆”送与子女。因此，社会上对毛泽东语录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毛主席语录》一再被加印和翻印。

有数据显示，从1964年5月到1979年2月，全国共正式出版汉文版《毛主席语录》80余种，少数民族文版40种，世界语版1种，盲文版7种，外文版近百种，总印数达10亿册。这还不包括各种国外自行翻译出版的“小红书”。这应该是除《圣经》以外发行数量最大的出版物了。

于是这张照片就能看懂了，这是南京某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为新版“小红书”的发行业绩上街“报喜”呢。

1967年。在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红卫兵的“长征”队伍。

杨浪读图：1967年年初，由于上一年夏秋之际北京的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拥挤到了首都，造成了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社会秩序的大混乱，政府不得不在这一年冬季宣布停止“大串联”，号召“就地闹革命”。而因为运力不敷，宣传系统通过褒扬某市青年学生“步行串联”的方式，鼓励滞留在城市的人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长征”成为此时的一道社会景观。

小索的这个特写正是那时“步行长征”的标准装束，她也应该是这个时候跑了趟京津公路，留下了这些照片。

“大头娃娃舞”是北方民间娱乐中一个十分普及而且源远流长的舞蹈形式，史载在南宋时已有“上元佳节，装演大头和尚”的记载。

这一组照片明确标明拍摄于1966年5月1日，而且肯定是在当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中。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上一年的年底，罗瑞卿大将已经被整肃；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彭真“们”正在试图按老思路来“领导”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但“伟大领袖”却在酝酿着一场巨大变局。

此后半个月，中共中央即通过了 “5.16”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还有两个半月，毛便开始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掀起了文革狂潮。1966年5月1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

那一年的五一节过的格外隆重，当时我们被安排在景山公园进行“跳皮筋”表演，是上千人在公园里跳啊！那一天的一号嘉宾是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陪同其参加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游园活动。有记载的参加当日活动的有上一年归国的前国民党总统李宗仁，还有来自越南、朝鲜、委内瑞拉、几内亚、坦桑尼亚、尼珀尔、柬埔寨等外宾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

所谓“游园”，就是有组织地在公园里分场地进行文艺表演，然后组织各界观众前来观看。因此，作为法国外交官的小索也躬逢其盛。

这张真使人印象深刻！松弛、随意，又真实的让我有些心悸。不知道小索是怎样抓拍的？这个高度正是把相机举在眼前的高度，但在这个暖暖的秋日里，包括孩子们在内，这一瞬却没有人关注到这个“老外”的拍摄。政治氛围的亢奋与物质上的匮乏；红彤彤的标语口号与每一个人的从容不迫；还有这些摞满补丁的衣衫。我想，这该是一个假日，路口的小贩正称售着吃食，而抄着手的大妈正仔细着那几钱几克的星戥；身边有孩子嬉戏，他们正缠绵于哪个有趣的小摊？街角有女子拎着铁桶，她身后那个红彤彤的门洞里大约是家小餐馆，而她或许是去灶间打水的。右侧的这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看，一个裤腿短一个衬衣长，却是令人神往的毫无功课压力的那种神态。哦，那个背着手的年轻人他在干什么？他还没有参加“红卫兵”吧？他，就是那种“逍遥派”吗？

哦， 1967年一个普通的秋日，这是苏州。

1966年10月1日。长安街上的国庆游行。这一天大概有200万人参加了游行。大家都穿着卡奇布衣裤，队伍一片蓝色。

如此多的人群排列，再看人群的装束，应该是那次十一游行靠末尾的队伍，正等待出发。那几位出列的人或许是去找厕所的？

拍摄位置应该在城区边沿。那么宽的马路，但路上没有无轨电车的电线，还有很高的烟囱，路边建筑不高，地点像是当时东直门外一带。

这里的人有戴袖章的，也有胸佩条带的，没有军人管理，依然那样规矩，看样子肯定是外地来京的人。

北京正阳门东侧，1967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城楼的三层台栏上“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标语已经斑驳，估计是上一年贴上去的。

正阳门北京人俗称前门，迄今已有600年历史。现存的前门建筑包括正阳门和它南侧的箭楼，这是北京城内城正南方向的门，处在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箭楼在1900年义和团拳民焚烧前门外大栅栏时被飞溅火星引燃烧毁，正阳门城楼当年冬天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原来在正阳门和箭楼之间有用于防御的瓮城，为改善交通，瓮城在1915年被北洋政府拆除。文革前夕设计地铁通过线路，有计划拆除前门，1965年经周恩来批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得以保留。1949年后，正阳门一直被部队占用，1980年腾退。

新中国成立后，曾对正阳门城、箭楼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箭楼受损，1976年至1978年对城、箭楼进行大修，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1990年1月21日对外开放。1991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大修，对城楼内部进行装修，于1991年7月1日恢复，对外开放。

画面中的舞蹈定是“女民兵”主题，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此为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张照片的题诗“飒爽英雌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抢，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不过从这里后排女孩戴眼镜和动作不一的瞬间看，这应该是一个业余团体的演出。

琢磨半天，考虑到小索当时的拍摄活动半径和拍摄路线，我认为这张的位置应该在南河沿路口门洞的阴影内镜头向南，拍摄的是南河沿向北的街道内，区隔并等待进入游行的另一批队伍。当年游行的组织方法是，长安街有东向西排好的队伍在行进到某个程度时，再把南池子、南河沿、王府井大街里的队伍放出来上长安街。要知道1966年10月1号那次游行一共是150万人哪！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内边缘墙壁上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共分十六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照片里还是在长安街边等待着游行出发的人群，看街边的建筑，有可能是东单一带路北。镜头注意的是这张大幅宣传画。当年大幅宣传画的绘制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景观。这幅画上的人物，除了红卫兵显然是表现日本、越南、非洲（黑人）、拉美（戴草帽）对毛泽东的热爱，这类“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红太阳”而且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宣传画的重要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