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德国排外民意的反击：“反伊斯兰化”大游行

【编者按】

        本周三，德国反伊斯兰的Pegida游行和反Pegida游行使其东部城市莱比锡陷入紧急状态。警方从全国调动了4千名警察前往保卫安全、避免双方互斗。出动警员之多，达两德统一以来之最。

        Pegida即德语“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的简称。

        在欧洲右翼党派崛起以及巴黎《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声势浩大的游行、反游行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伍慧萍教授提供了她的解读。

        本文原题为《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影响下的德国政治生态》。更多关于欧洲右翼的分析，请点击下方“继续阅读”。

        年度之交的德国国内注定不平静。继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在三个东部州快速崛起之后，以反西方伊斯兰化反移民为主旨的Pegida运动席卷全国，其声势之大令人始料未及，法国《查理周刊》宗教极端暴力事件又促使惊魂未定的欧洲加大了安全和反恐力度。一系列政治事件好似相互呼应，屡屡触及穆斯林移民这一欧洲社会的敏感神经。但德国社会并没有完全迷失在Pegida运动的嘈杂之音中，主流和基调仍旧清晰可辨。

Pegida运动来龙去脉

        2014年年中，反对伊斯兰萨拉菲教派的示威者与足球流氓这两股原本毫不相干的势力头一次联手在德国举行反难民游行，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后来的反移民运动的序幕。进入10月以来，东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出现大批示威者，他们自称为Pegida，即“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并于每周一晚打着反对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

        参加该运动的人数逐周增加，甚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前往声援。而Pegida的集会地点也从最初的德累斯顿扩大至柏林、科隆、慕尼黑、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多个城市。12月23日，德累斯顿有共有1.75万人参加了Pegida游行，游行者在歌剧院前高唱圣诞颂歌，抗议政府的移民和难民政策。

        2015年，默克尔总理在新年贺词中不点名呼吁民众远离Pegida运动，然而，元旦后第一个周一，仍旧有很多人参加了Pegida游行。

        在运动方兴未艾之际，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的枪声恰恰间接印证了该运动所宣扬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危害性，为Pegida提供了更多的口实。

        目前，Pegida运动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同样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虽然在这些国家迄今没有制造较大声势的活动，但2月起奥地利、瑞士等国的Pegida运动也计划组织与德国类似的反移民活动。

        Pegida运动渲染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给欧洲安全与欧洲本土文明带来的危害，提出限制移民、禁止穆斯林长袍、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等一系列政治要求。组织者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并为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该运动并非仅仅反对极端伊斯兰分子，而是将整个伊斯兰群体视为潜在的危险，充分利用了德国民众当中潜在的对于伊斯兰文化的畏惧心理达到其政治目的，完全不去考虑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外来移民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并且眼下在德国的许多难民正是被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驱赶而颠沛流离的牺牲品。

        Pegida运动发端于极右翼势力较强的萨克森州，事实上，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数量并不多，对于伊斯兰的恐慌心理更多只是由于陌生、不接触而臆想产生的。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几年前瑞士关于伊斯兰宣礼塔的公投中，最充满敌意投反对票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偏远村庄、根本接触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

Pegida运动根源：移民问题上的政治失灵

        近年来，受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影响，欧洲多国极右民族主义思潮有抬头之势，右翼乃至极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

        Pegida运动、德国选择党以及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兴起，速度之快、规模之在，体现了欧洲一些人对极端伊斯兰主义者乃至对所有穆斯林的恐惧厌恶。

        Pedida运动再度将移民和难民问题推上舆论焦点，凸显了欧洲移民形势面临的挑战。二战结束后，为了从中长期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欧洲各国先后拓宽了合法工作移民的渠道，外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在近二十年间迅速上升，这其中穆斯林移民是不少国家最大的移民群体，拥有500万穆斯林移民的法国是伊斯兰族群最大的国家，而德国的穆斯林也占到总人口的5%。

        此外，数亿计穆斯林生活在比邻欧洲的中东和北非地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伊斯兰国势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涉险偷渡前往欧洲的难民激增，超过了意大利等国可以负荷的极限，大量难民最终流落街头，而德国去年一年就接受了20万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的难民。欧洲周边的战争和来自中东及非洲的难民潮持久改变了欧洲社会，加深了许多德国人的不安和恐惧，令他们感觉到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

        《查理周刊》事件再度凸显了欧洲多元文化社会陷入的困境和伊斯兰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大量穆斯林移民令欧洲直接面对伊斯兰文化。欧洲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带来的，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化，还是欧洲社会的伊斯兰化，这是欧洲人关心的问题。

        因此，在伊斯兰大规模移民压力和文化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在文化适应方面对外来移民提出了更多要求。

        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中，人们可以寻觅到极端伊斯兰运动和恐怖袭击的部分根源。事实上，在伊斯兰社会当中，对于西方文明扩张的担忧和欧洲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出一辙，宗教一旦被利用为政治工具，就容易走向极端暴力对抗西方的道路。

        1月7日斯洛文尼亚《日报（Dnevnik）》的分析文章认为，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后在外交上过于追随美国，而后者在伊斯兰世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宗教极端主义。所以，该文章认为，不是Pegida运动组织者巴赫曼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而是西方政治一手促成了伊斯兰国。

        除了集体焦虑心理因素之外，政界和媒体对于Pegida运动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加入Pegida运动的示威者对于国家机构缺乏认同感，对政党不感兴趣，对于媒体的报道充满厌烦和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政党只是由自视为精英的人组成，只会讨论“福利难民”这样不具备实际意义的话题混淆视听，政府机关高高在上，对于普通公民真正的利益视而不见。

        针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也认为，该运动是政治失灵的结果，许多参加的人在政府机构中找不到认同归属感。而Pegida运动重拾“谎言媒体”这一字眼，这一词汇也因其反动的历史前科而入选德国2014年年度最差词汇，但Pegida运动参加者对于媒体的态度却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社会如何重塑凝聚力？

        如何防止Pegida运动滥用民意分化社会，如何正确对待民众对于伊斯兰化和恐怖主义的担忧，重塑社会凝聚力，成为德国社会各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Pegida运动人士走上街头的同时，反对Pegida的运动同样声势浩大。2014年12月的政治晴雨表显示，80%以上德国人对Pegida运动持否定态度。目前反对Pegida的游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Pegida运动本身。

反对Pegida的游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Pegida运动本身

        包括默克尔总理和高克总统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也在Pegida运动过程中不断公开批评Pegida示威者，强调跨宗教和种族的宽容和对于难民人道救援的必要性，表示伊斯兰是德国的一部分，提醒民众不能给伊斯兰贴上暴力标签，不被极右翼组织利用。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进一步指出，移民对于德国的战后重建以及眼下的德国经济功不可没。

        经济界对于移民问题的表态同样是明确而积极的。德国2014年秋季就有3.7万个学徒岗位空缺，接受年轻难民就业对于德国经济本身也是有益的。但鉴于难民存在避难申请遭到拒绝被遣返的风险，经济界敦促德国政府制定更好的条件，为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难民提供居留权，并提供德语课程，以加快难民就业和融入社会的速度，同时保障合法难民的居留权。目前德国政府也相应加快了避难申请的处理速度。

        在右翼民粹势力逐渐走强的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并没有完全迷失在Pegida运动的嘈杂之音中。

        虽然走民粹路线的政党始终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土壤，各种右翼甚至极右翼民粹政党一直活跃在地方层面，但没有哪个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影响，尤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声势，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对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采取了深刻的反省，主流政治文化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反对各种极右主义和排外行为，诸如Pegida和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团体目前只能被挤压到政治边缘地带活动，包括几乎没有什么穆斯林的东部地区。

        正如《法兰克福评论报》在1月7日所说，如果说Pegida有什么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许多民众重新发现需要主动致力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实践。Pegida运动迫使“沉默的多数派”发出声音，也适时提醒了德国政府和民众必须重塑社会凝聚力，不能把公共舆论空间拱手让给别有用心的煽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