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胡适︱胡思杜为何没有随父南下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因为走的匆忙，离开时胡适只带了极少量的书籍。他的大部分图书和资料，都留在了北平。和这些书籍、个人资料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小儿子胡思杜。

        胡适在日记里对此有简短的记录：

        “昨晚11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8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2点才起程，3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25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6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72页）

        对于胡思杜留下的原因，后人有很多猜测。一般认为，胡思杜思想左倾、向往光明，不满意胡适的政治态度，因而不愿意离开。（可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这种归因于政治倾向的说法当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历史事实本身要复杂得多。因而，胡思杜留下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而是多个。而且，政治上的考虑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

        2007年5月，耿云志先生在台北访问期间，看到胡思杜1949年写给父母的信件。写给江冬秀的信没有具体的日期；写给胡适的信则明确记为1月7日。大体上可以断定，这两封信写于同一天，即1949年1月7日，也就是胡适夫妇离开北平后的第23天。当时，胡思杜留在北平，而胡适夫妇则在江南地区。

        胡思杜写给江冬秀的信主要是谈家务，谈家中财产的处置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这样说道：“由空军大队带上的两只箱子，不知收到没有？钥匙因为他们不肯带，已交给钱大姐带京。”“父亲的大衣、西服、睡衣、衬衫等（已选择有用者寄京）。”“下余3000元托姐夫带给你们。”可见当时南北之间尚未完全断绝交通。

        写给胡适的信相对简短，不过也很重要。其中说：“你的书已装箱，共玖拾捌箱。惟在装箱时，军士要强住我们的房屋有三四起，恐慌之下，未曾写目录，很是抱憾。中古哲学史稿及日记，已由钱思亮先生带京，《水经注》书及稿本共装三箱，如要运京，请写信。”“毛先生和王有三先生已将我调到北大图书馆，帮忙给你的书编目。候编完之后，再将书目寄给你。”

        据此，耿先生推断，胡思杜之所以留下，可能也有留守北平，处理家中事务、照顾家中财产的原因。（以上内容参见耿云志：《跋胡思杜写给父母亲的信》，载《胡适研究通讯》2008年第2期）我认为，这一推断可能更符合人之常情。事实上，我们仅从政治观念上推测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过于简单化了。以常理来说，人的行为总有非常个人化的考虑，不像外人想的那么简单。胡适父子分别时，大概认为以后还有相见的机会，没有预料到后来形势发展的严峻。可见，历史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处身的时局将会如何发展，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怎样。

        离开北平后，胡适在南方流浪了几个月，之后渡海去了美国。而胡思杜则留在北平，整理胡适的藏书，给藏书编目。胡适在南方时，父子之间还能互通消息。胡思杜按照胡适的要求，把部分书籍托人带给、甚至可能通过邮局寄给胡适。因而，有一些书籍，比如《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潜文稿二卷》、《于文襄手札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中古哲学史》等，本来应该留在北大图书馆，结果却出现在台北胡适纪念馆里。对于这些藏书，《胡适藏书目录》的编者认为是胡适携离北平的，我倒倾向于认为，是胡思杜托人带给或者寄给胡适的。这些书籍包上包裹，打上印戳，从中国北方到了中国南方，从太平洋此岸到了太平洋彼岸，最后又从太平洋彼岸回到了台湾岛上。

        《全校水经注四十卷》（光绪十四年薛福成校刊本）的聚散离合颇值得一提。这套书共有12册，胡适离开北平时，只带走了第2至11册。当时北京大学在举行50周年校庆，第1册和第12册正在参加学术展览。胡适离开北平当天，曾托人到展览会场取回这两册《水经注》以及他的日记。但因为中途受阻，受托的人未能及时赶到南苑机场。此后胡适多次想办法索回这两册书，未果。比如，1955年7月4日，人在美国的胡适动念，想给在大陆的王重民写一封信，让王重民把这两册书寄给他；如果书在胡思杜那里，可以由胡思杜直接寄给他。胡适想让丁关淑庄把该信转寄给丁声树，由丁声树转交王重民，但后来似乎没有下文。（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九册，第156页。丁关淑庄似是丁声树的儿媳？）

        这两册《水经注》后来就留在胡思杜那里。胡思杜知道它们的珍贵，就亲手誊录了一篇。1949年6月27日，过录完毕，胡思杜用红笔注记：“民卅八 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

        2005年，台湾的陈以爱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访问时，见到胡思杜过录的《全校水经注四十卷》第1册和第12册。征得该部的同意，陈教授拍摄了这两册的书页，带回台北胡适纪念馆，让分散两地的《全校水经注四十卷》在一定程度上团聚了。就好像是分别多年的胡适、胡思杜父子在一定程度上团聚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