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创新者

一个社会能否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关键靠人，靠那些具有创新才能、善于创新的人。主流社会中多少人具备创新能力，并能够把握时代要求、未来发展、人民意愿，组织动员人们拥护、支持、参与制度创新，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状况和水平。一个社会，具备创新能力的人越多，理论上讲这个社会创新就会越多。如果这个社会中只有极个别人具有创新能力，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是比较弱的。

实际上，任何社会中，真正有创新才能、具备制度创新能力的人并不很多，有创新能力的人是稀缺的，所以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识别人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社会中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善于创新的人，更多不是学校课堂上教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更是在社会实践中炼出来的。

《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张道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版。

一、有远见的强人与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靠人发动、组织、推广的，那些具有勇气胆略、远见卓识、果断坚决的人非常重要。制度虽然是有自身必然性的东西，但制度建立离不开统治者、发动者的设计、组织和推动。

关于如此众多人群的社会、秩序到底是如何产生？奥尔森曾长期为此苦恼，他偶读一本中国20世纪军阀混战故事的书，其中谈到冯玉祥与其他军阀的不同，发现了两种“匪帮”的不同。一种是冯玉祥那样的“驻守匪帮”，另一类是“流窜匪帮”。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定期、稳定、持续地收税；后者随机、扫荡地收税。前者收税虽然也不低，但比后者规范有序。“驻守匪帮”有长远眼光，逐渐认识不应“竭泽而渔”的道理。“流窜匪帮”四处游击，捞一票是一票，不抢白不抢。

由此奥尔森认为，大群体内出现政府，不是源于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匪帮首领的自利目的和长远目标。进一步说，乱世时期的军阀、土匪头子、农民起义军头领、造反派首领等，平安年代的皇帝、总统等，都是有能力有手段推动创新的强人或“伟人”。我这里假设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不涉及对任何此类人的好坏对错评价，当且仅当考虑个人具有某种创新才能的重要特质，只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举例而已。

创新者创新靠什么？

首先是靠胆，有胆量、敢冒险。因为制度创新是不确定的，胆子小、不敢冒风险、不愿搏命的，是不可能去领导革命、组织创新的。人分三类，风险爱好者、风险中性者、风险规避者。唯有风险爱好者，才有创新者的基本素质。

二是靠心。他们心有大智慧、有真聪明，往往能最先感知社会新变化。知道芸芸大众在想要什么、不同阶层在想干什么、社会人心向背是什么。一般人很难感知，在家里你看看你夫人在想什么，看看你老爸老妈在想什么，你都搞不清楚，还要去看一个社会，那么多人，能看出来真不容易。

三是靠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能够把人鼓动起来，调动起来。本来一个人坐在那不想干，伟人一句话让他激情澎湃，一个声音让他勇往直前。好口才力敌万军。二战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那真厉害，演讲时能够把英国人搞得群情激愤、万众一心誓死同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那时候，英国人可崇拜他啦，他说啥、干啥，人民都拥护支持。二战胜利以后，英国是胜利者，重大危机过去了，他太厉害，嘴巴太能讲，英国人民怕他太有权威，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不再选他继续当首相。伟人能够把大家激发起来，跟他一起干。

四是靠脑。伟人脑子都好使，脑筋动得快，能够洞察大势，善谋全局，运筹帷幄。很多东西一般人看表面现象，很多问题一般人熟视无睹，很多矛盾一般人不知不觉。伟人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深究问题把握大势，直视矛盾先知先觉。重要时候伟人启发一下，调动一下，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伟人过人之处。

二、作为制度创新者的政治家、企业家与思想家

制度创新尤其是经济制度创新，主要依靠三类有创新能力的人，一类是宏观层面上的政治家，另一类是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家，还有一类是理论层面的思想家。

从微观层面的创新看，创新者主要是企业家。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最早感知市场需求、消费者变化，能够把握市场转瞬即逝的机会，能够发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技术走向。这些人决断这个企业该怎么弄，制度该怎么设计。比如，如何超越个人资本筹措社会资本，这是企业家的本事，他们能够组织市场需要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给，有办法拿到别人的钱作为企业的资本，提出有效管用的筹措资本的机制办法，这些都是微观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

企业家可能白手起家，但他们必须有一手高招、专技，否则起不了家。这个高招、专技就是企业家才能的一种体现。企业家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要有实力、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同时又是拥有资本和资源的人，有能力承担风险，有办法规避风险，有本事让人跟着他一起，推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马云怎么做的，跟着他事业能做大、有钱途，可以有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他能搞出互联网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创新，能让有钱人、让风险资本给他的企业烧钱，就是微观制度创新者。

从宏观层面的创新看，创新者更多是政治家。有政治远见和胆量，拥有果断勇气和力量，知道什么时候要改变政治规则，什么时候要推动政治决策，什么时候要让人进行政治行动，从而促进政治经济改革，改变现有制度，达到新的制度均衡。尤其是，政治家能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理念，我们都知道，重大的政治制度改变首先是理念的改变，让人们相信应该朝这个地方走，组织起来。

从理论层面的创新看，思想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人类许多伟大的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创新，得益于不少理论家、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大理论家、大学者、大思想家。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孟子等，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思想家。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是影响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思想家。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都曾为制度创新贡献过知识、智慧和思想，人类要敬畏理论、尊重知识、鼓励思想自由。

这三类人很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他们通称为有创新才能的人。企业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才能隐含在我们许多人身上，但是，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一些才能又太难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真知道自己有几把刷子不容易。少不更事，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等到年纪大了，知道自己是个人物也没用了，七老八十了，还真能老骥伏枥？不过也有像褚时健，七八十岁了种橙子，又成了农业企业家。但你们知道，他原来就是云烟集团的老总，一个著名国有企业家。后来犯事了，判了刑，出事后自己干，做了民营企业家。总之，企业家才能很难认识的，别人不知道，自己也很难知道身上有无企业家才能。

此外，制度创新还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年轻人占比及其素质水平有很大关系。

理论上讲，人口年轻化的国家或民族，比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或民族，更富有创新精神，更勇于推进制度创新；年轻人知识、科学、文化的整体素质水平越高，也越有利于推动制度创新。

总体上看，一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老年人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或民族，尊重传统、循规蹈矩、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意识更多些；人口年轻化程度高，年轻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活跃的国家或民族，崇尚创新，敢于超越，勇于变革的思想意识更强烈。因为年轻人头脑中陈规陋习少、条条框框少；因为年轻人不怕摔倒，摔跤后不会“骨折”，爬起来照样敢朝前冲往前闯。

二是科技越发展、社会越进步、经济越现代化、文化文明越跃升，许多国家的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们在知识、科学、眼界、思路等方面，整体上要超越很多。他们更喜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往上走，而不是像曾有过辉煌历史的老人那样沉浸在美好回忆中。纵观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重大的科学发现、科技发明等，往往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所为。到我这种年纪的老人，其实很难再有理论创新，更多是路径依赖，尽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理论阐释和学术演绎工作。

三是越是历史文化悠久、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要包容宽容年轻人，激励年轻人勇于创新。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重大制度革新都要紧紧依靠年轻人强有力的支撑。“五四”运动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年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生力军。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全国党代会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也大多是热血青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为保障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大力选拔任用各类优秀年轻干部。正是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懂现代科技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的包袱才容易被甩掉，僵化理论教条的制度才能被打破，改革开放才不断开创新局面。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必须冲破既得利益体系束缚，突破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有信仰、有责任、有能力的一代年轻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三、识别人的创新才能难

我们常说人人皆可成才，中国从来英才辈出。但人才也是分类的，创新人才尤其是制度创新人才总是少的。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太少。关键是识才用才最难，如果你连自己有什么才能都不知道，又如何用好自身才能。

有人说过，每个人都有四个自我：

一是隐蔽的自己，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你。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但别人都不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全部，于是就有好多人善于藏拙。

二是公开的自我，自己知道的自我，别人也都知道的自我。

三是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自己，即背后的我。你是不是企业家，有没有企业家才能，搞风投、创投的听你汇报之后，他来判断，而不是你说的是不是。

四是自己不知道的你，别人也不知道的你。你自己有这个才能，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还没有发现，还没有显示出来，别人也没有发现你的才能，原因可能是没有那个场合让你发挥。比如偶尔你参加一次演讲比赛，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有这个本事，在没参加之前可能你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才能。

很多时候，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最难，这些才能通常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一般是发挥不出来，表现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讲乱世出英雄？因为太平盛世，那些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人，不具备发现机会和运用才能创新制度的特殊社会环境。一般这种才能只有在危机来临，时代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才能彰显，平时这个才能没有用。

企业家才能是稀缺资源，通常潜藏在许多人身上，自己不知道，人家也不知道，重大事件、重要的投资机会、重大产业变革发生的时候，才能激发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就成为企业家了。思想家也要正逢其时，才能引领制度创新或制度建设。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虽思想深刻、理论很高，也只能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到处游学游说而已。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还要焚书坑儒。但是，后来汉朝以降，孔子学说思想慢慢厉害了，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从上而下的传统文化思想。

拥有一种才能，始终没有利用发挥这种才能，这不是我们所讲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政治家，不是永远的，只有在他拥有并发挥了特殊才能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本身都是不确定的，对企业家和政治家，只有一直是推动创新变革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政治家。

我们前面也说过，企业家为什么创新？主要是为了利润。利润是企业家推动变革创新的最大动力。创新没有利，是不会创新的，而且要拿到超额利润和更高报酬。

对于政治家来说，超于常人的理想、信仰、抱负非常重要。当然，一个理性的社会，允许政治家获得不大于制度创新所带来净增加值的利润，不能要求政治家全部是理想主义，全部是荣誉激励。不过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地位与荣誉最重要，但要给政治家必要的经济激励和更多政治激励。升官就是一种政治激励，其中也包含了经济激励，官越升越大是持续的激励，对这点不必讳言。给表彰发个证书，也是一个激励。我们中国不少大领导干部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常常讲，组织上不能只用干部，让他们拼命干活，敢闯敢干，还要关心关爱干部，主动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包容宽容，为他们担责。也就是说，该批评、该惩戒要批评和惩戒；该表扬、该激励要表扬和激励。

对当官的该给的待遇福利以及合法的经济激励不能少，否则政治家的稀缺特长和才能也不会充分发挥作用的。他不会把自己才能用出来，在工作中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政治家也会偷懒也会磨洋工，也会出工不出力，甚至还会出现寻租腐败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为。中国曾有不少大官、中官乃至小官，一生奋发努力、兢兢业业，到59岁要退出现职岗位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突然感到吃大亏了，最后猛捞一把，结果进了班房。

和企业家一样，政治家、思想家也要给予激励，只要是从事创新的人都应该有激励，光有空洞不实惠的激励是不行的，得有实实在在的激励。把政治家放大，放到政府官员里面就更多了，比如政府的办事员，办事员也会偷懒的。办个证、备个案等，三天五天出来，真不取决于处长和局长，就取决于办事员。递交一份申请，少两个材料，被打回去了，第二天把两个材料补齐了，说还缺一个材料，办事员一次不给你讲完，你又得回去开证明。

因此，所有只要不偷懒的都要给激励，或者要有负激励，就是严厉的惩罚机制。制度创新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利益，增加利益或减少利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思想家，只要在制度创新上付出艰辛努力，就应有新增收益；或者不创新不努力，就有负收益或者名誉、地位、权力等方面的亏损。

（作者张道根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出版《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关机制的系统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等专著，本文摘自《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