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伽利略︱在教会的淫威面前，他屈服了

怀揣“罗马梦”前往佛罗伦萨

        人生的祸福悲喜往往是选择的结果。对于伽利略远走佛罗伦萨这件事，朋友们大多感到惋惜，其中也不乏愤怒的声音。

        帕多瓦是威尼斯政府管辖的地区，政策上与威尼斯保持一致。当时的威尼斯与罗马教廷之间就地方教会权力的使用与监管等问题，时相觊觎，冲突不断。就在伽利略出走的四年前，亦即1606年，冲突升级，教宗下令禁止威尼斯全境的圣事活动，这就相当于切断整个地区与上帝的“联系”。在复杂的政教关系中，这种属灵的惩罚会导致世俗政府难以维持社会秩序、控制臣民。

        威尼斯政府异常愤怒，除了在政治外交上采取行动外，还驱逐全境的耶稣会士，关停他们的学校。同时责令首席文胆、圣仆会修士保罗•萨尔皮开展舆论反击。萨尔皮满腹经纶，口才文笔俱佳。他的檄文与辩才让罗马教廷一时无力招架，只得密谋暗杀。最终萨尔皮大难不死，却也严重受伤。

        这位威尼斯政府的红人是伽利略的朋友，两造多有交流，关系不错。但萨尔皮得知伽利略的选择后，感到愤怒和失望。彼时的佛罗伦萨，虽然文艺复兴盛期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但在大公的专制政府的管理下，仍维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局面；只不过在欧陆范围内，政治实力平平，而不得不站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宗国的一方。这就导致它与威尼斯长期处于对立紧张关系。

        伽利略的出走自然成为朋友眼中的“背叛”。他的一位哲学家朋友切萨雷•克莱默尼尼向他借过一笔钱，却由于爱慕虚荣，镇日追求罗马教廷枢机那样的豪奢生活，故而无力还钱。他在得知伽利略要离开的消息后，便大谈特谈伽利略如何背叛了威尼斯、又如何曲意迎合罗马教廷云云，为此他略施惩罚，绝不还钱。

        也有朋友如萨格莱多者，忧心伽利略的性格和未来。他们深知伽利略雄辩滔滔，充满攻击性，尤喜穷追猛打，经常开罪圈内人。佛罗伦萨实乃是非之地，政治上的危险无处不在，并不是学院之人的安心之所。伽利略大可以留在帕多瓦接着过明星教授的生活，没必要“蹚浑水”。

        但伽利略不这么看。他认为威尼斯地区是边陲之地，政治上的盟友则是遥远的英格兰、法国以及那些德国新教徒。而他的思维是地道的佛罗伦萨人思维，习惯上认为只要让王公贵胄看上自己，便有机会进入罗马的世界，从而成为自然哲学界的“一哥”。

成为教会的眼中钉

        自1610年秋到佛罗伦萨履新以来，伽利略的生活非常优渥，研究环境允称理想。他终于有能力支出一笔不菲的“叩门费”，把两个女儿送入了修道院。还出钱为妹妹的孩子提供嫁妆、筹办婚事；弟弟的出路也没少花钱出力；与儿子之间虽不乏冲突，却也尽力帮他找到谋生的职位。

        好景不长，敌人发力了。当时的佛罗伦萨，主教辖区的在俗教士（secular clergy）中不乏伽利略的拥趸，他们对伽利略念兹在兹的哥白尼学说充满了好奇之心。当地的修道院如本笃会，亦不乏私淑伽利略的修士，其中帮助伽利略搞研究的也所在多有。

        但把持布道坛的托钵僧团，特别是方济会和道明会，则对伽利略思想大为反感。他们成为攻讦伽利略的急先锋。自中世纪以还，道明会素来为宗教裁判所提供判官，他们秉持托马斯进路，对任何有可能伤及教宗权威的学说思想异常敏感。宗教改革爆发后，率先与马丁•路德论战的便是托钵僧团的菁英。两造上演了一场奥古斯丁思想与托马斯主义之间的激烈交锋。但交手后，路德的奥古斯丁进路占尽了上风，罗马教廷的理论准备明显不足。

        时间推移到伽利略时代，情况发生变化。随着罗马教会专制权威的加强，托马斯进路虽经历复兴，却也日趋封闭。任何科学或哲学上的争鸣，一旦有可能影响世人对教会和上帝的理解，便会被拽到神学教义的层面中搅浑。哥白尼、布鲁诺就是明证。尽管伽利略是走“中庸路线”的哥白尼信徒，但时代的大背景已悄然转换，加之他风头正劲，影响力巨大，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当初朋友们劝他三思而行，他却执意认为只要有佛罗伦萨大公的奥援，便可安然无恙。伽利略太天真了。

        实际上，托钵僧团并不真正懂得伽利略科学研究的精妙之处，他们也无意探究。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让伽利略名誉受损，从此闭嘴。但在与伽利略公开辩论而未占任何上风的情况下，便开始散布流言，冀图从政治上打垮他们的眼中钉。

        当时真正能把握伽利略思想的乃是16世纪诞生的新派修会——耶稣会。此时的耶稣会与依纳爵•罗耀拉刚创建时的那个团体，已大为不同。他们在神学、文化乃至科学方面创见甚多、影响甚巨，然由于会内的第四誓愿（绝对服从教宗）恰好与教会中央集权发展态势重合一处，故而深受其累，在思想和智识上渐而失去活力。特别是1616年哥白尼著述上了教廷官方禁书目录之后，耶稣会迫于压力不得不支持折衷地心说与日心说的第谷天文体系。虽然会内不乏个别人士支持伽利略，但整体上他们不能不采取敌视的姿态。

拜谒教宗，能否征服罗马？

        从佛罗伦萨履新开始以迄1620年代，由于威望卓著，加之屡有贵人荫庇，伽利略一步步走来，可谓有惊无险。这期间，耶稣会士、罗马教宗的文胆贝拉明枢机，考虑到伽利略的声望以及打击他有可能会给教廷和耶稣会带来声誉上的损害，故而只是去信警告，叮嘱其注意言行，不要公开讲授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

        不少朋友一再提醒要小心行事，但伽利略不为所动，抓住时机，经同为佛罗伦萨人的巴尔贝里尼枢机牵线搭桥，于1611年亲赴罗马。在罗马教廷，与教宗保罗五世（1605-1621）及一众显贵攀谈畅饮，席间向众人展示望远镜的奥妙所在，赢得掌声无数。在罗马期间，声望卓著的天文学研究团体频频与伽利略切磋讨论；他还经举荐，荣膺林嗣科学院院士。可以说，伽利略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一时间，连友人们也觉得他们的挚友征服罗马指日可待。

        1623年8月6日，巴尔贝里尼枢机带上三重冠，成为乌尔班八世（1623-1644）。伽利略受邀赴罗马参加加冕典礼。但伽利略年近六旬，身体每况愈下，多次生病，家中琐事不断，因此翌年才赶赴罗马。1624年4月下旬，甫抵“世界之都”的头一周，他就真切地感受到身体已大不如从前，无法自如应付奢华却又危险的宫廷生活。

        这种情形下，伽利略觉得在离开罗马之前唯一要做成的事，就是劝说教宗让他重新公开讨论哥白尼思想。其间，他六度拜谒教宗；同时还有一位枢机代表伽利略与教宗疏通此事。乌尔班八世非常狡黠，他的回复是：教廷并没有谴责哥白尼学说是异端思想，但无论如何也不应随意讨论和散播他的日心地动说。伽利略听闻，深感欣慰。6月16日离开罗马的当天，他对未来的研究仍充满了希望。

名篇问世，灾难袭来

        1632年2月21日，伽利略的名篇《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几经周折，终于问世。是书采用三人对话体来申说哥白尼体系的价值以及托勒密体系的谬误，内容深邃，文笔俊美。由于托斯卡纳地区爆发瘟疫，两本样书迟至5月才出现在罗马。之后，刊印的多本《对话》在罗马的市面上流传开来。但风云突变，教会当局准备抵制《对话》，他们开始安排由神学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检视伽利略书中的思想理路。

        为此教宗大发雷霆，因为他发现伽利略根本不听话，并未在书末说明哥白尼体系无法证明为真理。他责成耶稣会参与处理伽利略的问题，要求宗教裁判所准备审问。

        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地的研究人员情绪激动，抗议罗马的决定。佛罗伦萨大公更是强调，《对话》乃伽利略题献给自己的作品，更何况他是佛罗伦萨的雇员，罗马不应传唤审讯，禁止该书流通足以解决问题。

        但乌尔班八世这个佛罗伦萨人，在关键时刻根本不买老乡的帐。在他眼中，伽利略的价值只在于用来荣耀权威；一旦触及敏感的教义问题，伤及自身利益，老乡就不再有任何价值。这位教宗虽然长得英俊潇洒，心肠却相当歹毒，越是有人求情，就越激发他的怒火。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尤有进者，同年9月，由于宗教裁判所重新评估1616年哥白尼案的卷档，伽利略的事情就再也无法大事化小了。在罗马教廷眼中，《对话》就是要给异端哥白尼翻案，故而其心可诛、其行必惩。此时的伽利略年近七旬，身心脆弱。他去信教廷，告知托斯卡纳瘟疫流行，自己年迈体弱，且素来信仰虔诚，哀求免除罗马的审问。但教宗断然拒绝，要求伽利略至迟一个月后务必前来受审。同时，从政治层面恫吓佛罗伦萨大公，让其闭嘴。伽利略被佛罗伦萨抛弃了。

“异端”悔罪：与哥白尼体系划清界限

        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离开家乡。由于瘟疫肆虐，25天后才到达目的地。甫抵罗马，便住进了佛罗伦萨大使的官邸，同时教会告知不准外出，也不许随意见人。伽利略身体异常虚弱，两腿镇日疼痛，每夜都无法安睡。他有时在深夜哭嚎，让周围的仆人心碎不已。4月8日，他被告知要转移到宗教裁判所的候审室。当时宗教裁判所允诺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且不会对房门上锁。但伽利略的精神还是垮了，大使官邸的一个朋友一度担心他会就此一命呜呼。

同月27日，教廷派宗教裁判所的资深判官马库拉诺与伽利略面谈。马库拉诺希望伽利略尽早承认错误，当众悔过，以免遭皮肉之苦。伽利略则否认指控，也不提悔过的事，而是一再声称自己只是谈论和运用了哥白尼学说，并不是真正的哥白尼支持者。马库拉诺则提醒伽利略：倘若一再虚与委蛇，地牢之苦恐难逃脱。但伽利略仍然没有投降。

        就此，耶稣会开始发力。他们就伽利略著述中的一些话语添油加醋，认为伽利略反对官方教义中的“化体说”。马库拉诺告知伽利略，此说一旦成立，他就会被视作为新教徒，这将是极为严重的异端罪。倘伽利略乖乖交代问题，公开与哥白尼体系划清界限，虔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那么性命是可以保住的。

        脆弱不堪的伽利略屈服了。他在教廷当着众枢机的面，穿着白色悔罪服，签字画押，向世界告知自己的罪与错。他的悔罪书即刻送往天主教世界的各个角落，由教廷代表召集各地教师、研究人员及贵族权臣，当面大声宣读，以儆效尤。

在软禁中度过余生

        本来按照教宗的意思，伽利略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中服刑。但经过多方疏通，伽利略被解往美第奇别墅软禁。那是他16年前度假的地方，如今却成了牢房，人生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同年酷暑，教宗最终同意将伽利略转押锡耶纳，由当地主教负责软禁事宜。在锡耶纳，很长一段时间伽利略都无法入睡。据说他半夜的时候，一会儿哭嚎，一会儿喃喃自语，让周遭的仆人不胜唏嘘。不过当地主教待他不薄，不仅允许一些友人，如写过《太阳城》的康帕内拉，来探望伽利略，还给他们提供美酒珍馐。久而久之，伽利略身体有所好转，人也胖了许多。

        1633年年底，伽利略获准回到佛罗伦萨就医，并在那里继续软禁的生涯。

        晚年的伽利略逐渐失去了视力，但较诸布鲁诺，他是幸运的。毕竟他还有女儿和朋友的陪伴，学生也在各地默默地传播着他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