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青年学者共话国内科研环境，后疫情时代又有哪些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留学回国后对国内的科研环境有何感受？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这场影响深刻的疫情对他们的科学交流和科研工作又带来哪些改变？在6月2日下午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科技创新青年峰会的圆桌讨论环节，来自各领域的数位青年学者就这些问题畅所欲言。

讨论嘉宾包括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副司长李昕，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科室副主任王伟，西湖未来智造创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3D微纳加工与表征重点实验室周南嘉，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后郑雷，上海大学理学院纳米中心副教授Maitarad Phornphimon。

周南嘉认为，国内的学生对完全创新性、无人区的事情还有一些困难，大家可能还是更在乎工作多少时间能做完，能不能发文章，能不能毕业，都是一些眼前的事情，没有看到远。他希望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西湖大学能在这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

飞机被取消的郑雷无法抵达论坛现场，视频另一端的他认为，后疫情时代科研交流更为便利，自己显然已经证明了一点。但他同时提到，线下交流仍能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而利用网课等方式进行线上教育也存在着一定弊端。

作为科技管理人员，李昕在现场则谈到，确实大家都觉得科研和教学在疫情前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监测了一些数据，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合作也没有停，各种各样的会议、合作研究，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反而是加强了。”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也就是开放获取，预计论文将来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国内外科研环境有何差异？

上述学者都有着海外留学背景，时间或长或短，将科研战场扎根于国内之后，他们对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差异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王伟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其余2008年-2010年间在美国做了3年博士后，回国至今已有十余年。“问到国内外科研环境上的差别，我直观只能感受到我自己这个比较小领域的差别。”

他提到两方面差别。第一个是物的差别，“就是我们做科研的材料，比如仪器、试剂和动物，我们做医学研究中必然会用到动物，动物有制作的速度和标准。”他认为，和美国相比，最近十几年以来我们生物进展非常大，但是在试剂和仪器方面还有一些差距。第二点差别则是人，“美国人员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拿到一个NIH的项目，这里面接近40%甚至50%的经费用来给人的，是聘人，国内这部分做不到。”在这一情况下，国外的PI组建团队相对迅速，而国内则更为艰难。

王伟同时强调国内的优势，学生的质量、成长起来的PI人才、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国家科技部等支持、国家基础研发投入的增加，“我感觉离世界一流强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周南嘉提到科研思路的差异，“当时我们做一个试验不计后果，我们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它可能发不了文章或者肯定发不了文章，这个结果未必是不好的，但是大家愿意去做，纯属好奇心驱动。”这同样明显地体现在科研人员随后的择业中，同学中的创业氛围更加浓厚。

过去的2020年，周南嘉创立了西湖未来智造（杭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微纳精度的三维精密制造技术，能实现百纳米到10微米的打印，用于集成电路领域。

“我回国之后也非常希望把这个科研思路带回国内，但是国内的学生对完全创新性、无人区的事情还有一些困难，大家可能还是更在乎工作多少时间能做完，能不能发文章，能不能毕业，都是一些眼前的事情，没有看到远。”周南嘉表示，西湖大学，包括他自己，都希望能够改变这些。

王美佳是泰国人，博士后之后在上海大学工作，至今在上海已经12年，她感受的是中国人的友好和热情，“在这里很好，学生比较喜欢问，也比较喜欢帮忙。”她同时也感受到另一点，“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大家看到每个地方都很挤，做试验也很挤。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管自己学习，这很难，有的大学可能可以做到。我在泰国，可能自己去思考的地方都很大，写文章都可以，还可以有放松的地方喝茶、喝咖啡，这样的地方在外国比较多，在中国不太多，我们人多，地方不够，还需要挤一挤。这是国内和国外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还是喜欢。”

郑雷在美国只学习了一年，他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道，“总体上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感觉国内的科研人员投入的时间更多，能力更加全面一些。国外科研人员合作的效率更高，相对来说保障人员的界限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他进一步提到，国际领先或者是学科成熟的学校，不管是从设备、场所还有经费来说都比国内优越，“但是国内目前这些年发展的很快，我们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中的投入也非常大，也期待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作为科技管理人员，李昕则谈到，目前国内科研硬件环境和国外差距已经比较小，但是软件环境和国外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要更多地偏向于以兴趣为驱动，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无人区，如果总是觉得哪些领域比较好发，永远跟着人家背后走，就做不出更多好的成绩。”除青年科学家需要如此之外，他同时强调我们需要有好的科研机构或者好的环境，“促使青年科学家容忍失败和鼓励创新的环境。”

李昕同时谈及国内在另外一方面尚有很多改进的余地。“我个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感觉到国外跨学科的合作，跨学科、跨机构、跨文化、跨国的合作比较多。”他希望国内科研领域未来更加的国际化，“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团队进行合作，这样科研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疫情改变了什么？

COVID-19疫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流行对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也不例外。

周南嘉在疫情之后再没出国交流过。但他提到，从学术上的交流来说，其实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有很多完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沟通。”从其在国内交流的经验来说，因为要准备创业，在疫情之前他全国各地到处跑，每周会花不少时间都在路上，“但是后来疫情一来，发现没法出差了，我们的沟通方式反而更有效了。”

周南嘉还感受到和以往不一样的是，用视频的方式发起线上讨论，加入的人比此前线下能找到的人多，“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的性格有关，以前找不到的人现在都能找到了，一下子就可以几十个人在线上讨论，这种沟通方式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个人感觉反而比疫情之前更方便了。”

王美佳有类似感受，“以前合作的时候只有老师教给老师，现在学生可以一起参会，可以和老师一起搞懂，学生也可以问很好的问题，以前他们没有机会问问题，但是现在学生也可以问问题，他们也不再感到害羞。”

视频端的郑雷显然更有发言权，“对于我来说可以减少通勤，或者碰到极端条件之下还可以坐在一起交流，同时也可以减少中间的成本。对于科研交流来说，我觉得这块是非常方便的。”但对于沟通来说，郑雷认为一些现场的感受线上仍然无法带来。

此外，对于教育，他认为线上教育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在疫情期间，很好地弥补了线下课堂教育的不便。“但是对于线上教育来说还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网课带来的一些弊端，对于学生的监管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王伟也同样提到后疫情时代的交流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他最希望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跟学生在一起。线上交流效率更高，而且减少了科研人员很多用于开会的时间。   

但他也感受到面对面的交流减少带来的弊端。王伟提到曾经的一段经历，“心脏再生领域在过去十年有一个争议，就是心脏里面是否有自己固有的干细胞，当时我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有很大争议的时候怎么办？”他曾经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和另外一个博士后，两个人在同一个细胞间里用一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去证明到底谁的观点正确。“我们现在不能面对面的交流，也不能在一个实验室，利用别人的东西做重复的工作，这个就比较难，也会带来挑战。”

李昕也谈到，确实大家都觉得科研和教学在疫情前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监测了一些数据，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合作也没有停，各种各样的会议、合作研究，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反而是加强了。”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也就是开放获取，“论文将来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我预计将来在后疫情时代，国内和国际的交流互动，各种各样的技术还会更多一些，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利用ICT的技术提高科研合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