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或许不可爱，但真的是秃鹫么？

【编者按】

        《深圳晚报》记者在报道歌手姚贝娜逝世时，假扮医生助手潜入病房拍摄遗体的举动，在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同时也在媒体圈内引发了关于记者报道伦理的一场大讨论。媒体人是否已由于自身的不当行为，已成为公众眼中对等待着坏消息的贪婪秃鹫？目前大部分媒体人在一致批评《深圳晚报》的同时，也有不少说法认为记者的做法属于操作性问题，还不需要上升到伦理层面来讨论。

        真相与伦理的斗争贯穿整个新闻业发展史，真相与人心，孰轻孰重？就此一问题，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教授何镇飚投书澎湃新闻，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尊重新闻价值。

饥饿苏丹的误读

        最近关于记者是秃鹫，或者媒体是秃鹫的说法正在成为网络舆论热点。“秃鹫”的说法，来自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获奖作品《饥饿的苏丹》，图片上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女孩正艰难地爬行在去往救济所的路上，她的背后，是一头冷酷的秃鹫。这张照片的摄影者是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事实上，凯文卡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体记者，他一直受多家媒体雇佣，1993年被路透社全职雇佣。自由摄影记者和媒体记者有比较大的区别，譬如卡特的相关费用，主要由自己承担。照片拍摄于1993年年初的苏丹，当时苏丹战乱频繁，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在拍完照片之后，凯文科特将照片版权售予美国《纽约时报》，于1993年3月26日刊发。由于照片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引发了全世界对苏丹大饥荒的强烈关注，各国政府纷纷呼吁停止苏丹内战，给予人道援助。照片也因此获得普利策奖。但是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致电纽约时报，询问照片中女孩的下落。卡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受到一片指责。根据卡特当时的自述，他等待了20分钟，希望真实记录下这一刻，甚至他想拍到秃鹫展翅的镜头。最后，他按下了快门，赶走了秃鹫，并放声恸哭，想拥抱自己的女儿。

        令人意外的是，1994年7月28日，凯文卡特被发现自杀身亡，年仅33岁。公众猜测，获奖照片的伦理拷问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新闻学院在讲述《饥饿的苏丹》时，也往往会导入媒介伦理的话题。但事实真如此吗？从1994年到2008年，各类关于凯文卡特之死的文字、采访、纪录片等还是展示了多方位的可能。在卡特去世当天，给他带来无尽荣誉和指责的《纽约时报》发表Bill Keller写的《凯文卡特，以苏丹照片获得普利策新闻奖，33岁去世》一文，详细介绍了他的死因。综合多种国外资料，卡特的自杀并不是《饥饿的苏丹》直接导致的。学者们和记者们普遍认为，直接死因有两个。首先是卡特的好友肯奥斯特布鲁克的意外身亡，他俩和格里格马力诺维奇、乔席尔瓦四人被称为“帮帮俱乐部”。1994年4月18日，也就是在卡特获得普利策奖的6天之后，帮帮俱乐部来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小镇Thokoza，就在卡特回城去取照片的当口，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好友肯在抢战中去世，马力诺维奇身受重伤。卡特非常自责，表示他自己才是应该中弹的人。而他在自杀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肯的遗孀。另一个自杀的原因则是贫困，虽然获得普利策奖，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经济上的改善。他必须接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工作，而接连几次工作失误，又使他陷入交不起房租的窘境。正如他在遗书中写道“房租的钱、养孩子的钱、债务的钱，钱！”而卡特的父亲则认为，“工作带给凯文太多恐惧和憎恶。”

        2006年8月17日，美国HBO频道播出了一部记录短片《凯文·卡特之死：帮帮俱乐部的伤亡》，再次用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帮帮俱乐部的故事，展现了独立摄影师对新闻业的贡献以及自身的窘境，梳理了凯文卡特之死的复杂性。

        因此，把卡特的自杀，和《饥饿的苏丹》照片中的新闻伦理联系起来，认为卡特是因为违背了媒介伦理而内疚自杀，显然是夸大的。卡特并非因为在新闻伦理的自责中去世，他时刻面对死亡和暴力，承受了无法继续承载的心理压力与丧友之痛。事实上，卡特的照片引起了世界对苏丹饥荒的高度重视，他也尽力保护了被拍摄者。只是，在读者们看来，他可以做得更好。

不可爱的新闻界

        2008年迈克舒德森出版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语道破了新闻界成为众矢之的的意义和价值：维护民主。也许批评者们看不到围在女歌手病床外的所谓“狗仔队”和“民主”有着怎样的关联。

        我在个人微博表达过，记者守护在歌手的病床之外，并不违背新闻伦理。女歌手是娱乐明星，带给人们动听的歌声，通过媒体，公众了解并喜欢女歌手的演唱，关注她的各类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明星们希望通过媒体展示给公众的，也包括明星们不希望公众获知的、对于他们本身并没有正面价值的新闻事件。但是对于媒体来说，不论正面或者负面的新闻，公众都可以并且应该知道。只是，媒体还需要面对一个伦理的问题。

        关于公众人物的定义，只是常见于西方媒体和学术圈，国内并无所谓“公众人物”的概念，也没有公众人物的言行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界定。但是，中国新闻界正在遵循这种约定俗成，譬如文章和马伊琍的“周一见”等等。事实上，西方的“公众人物”主要是指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事关公众利益，时刻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因此也有“公众人物无隐私”这种说法。而娱乐明星，是通过让渡隐私权，获得媒体的报道的，因此，他们只是享有部分的隐私，更多的隐私已经被媒体曝光所取代。

        那么女歌手的离世，记者们被批评为嗜血，又关民主何事？新闻界是一类行业，一种职业，一个专业。正如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开篇所讨论的，阿伦特认为真理和政治之间存在恒久的紧张关系：不同于“规范性真理”，由事实和事件所组成的“事实性真理”有其本质上的脆弱性，容易被权力挟持威胁，因此需要一些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制度性建构，特别是学术、司法和新闻业的独立地位，以捍卫民主赖以维系的事实性真理。舒德森指出，公众必须容忍并保障新闻业的“不可爱”或甚至是“讨人厌”的诸般表现，因为正是他们受法律与政治文化保障的“顽固”和“傲慢”，确保了新闻业得以对直面权力并且敢于对权力说真话。所以，记者的不可爱，不是因为嗜血，更不是因为秃鹫，而是为了新闻界的立场和话语权。

伦理的两难与坚守

        关于西方的媒介伦理，我曾总结为十六字：探求真相，最小伤害，独立负责，保持透明。那么首先就是探求真相。虽然我也曾经引用福柯的名言“没有真相，只有话语，只有权力。”但是，探求真相，则是媒体的天职。这16字互相约束，但并不互相矛盾，这种彼此约束，就形成了媒介伦理的两难。譬如探求真相和最小伤害。记者进入病房，当然就是探求真相，但是如果没有遵循最小伤害，那么就面临着寻求真相和避免伤害，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因此这里突兀出来一个问题，真相的价值几何？对于女歌手辞世而言，并没有更大的新闻价值值得让记者去伤害家属。在机场刚刚获知航班失联的乘客家属同理。我们会发现，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之所以会贯穿整个新闻研究史，并非逻辑黑洞，而是具有基础意义。对于战地记者而言，记录战争比参与战争重要，因为战场上的士兵成千上万，而记录战争的，只有几个战地记者。记录战争是记者的职责，和士兵赢得胜利是一样的。而凯文卡特之惑就在于，记录真实固然重要，但举手之劳可以拯救一个孩子，这和寻求真相并不矛盾，这20分钟的希望记录惊人影像告知世人，和让一个孩子处在危险之中，就成为了媒介伦理的两难。虽然，秃鹫是腐食类动物，主动攻击人类的概率微乎其微。

        从国内的新闻环境来看，把守候在病房的记者称为“秃鹫”就是一种危险的误读。重大伤亡责任事务现场，也有大批记者，他们千方百计获得伤亡者名单，核心目标是监督政府或者企业。名人病床之外的记者，并非等待死亡，然后交稿下班，这显然是用恶意揣测想象了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生存现状。

        虽然，在我国新闻报道环境并不乐观，但这不是逃避新闻伦理的理由。正如有律师所暗示的那样，中国的法制环境并不比新闻环境优越，但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们，却在努力维护法律的专业地位。新闻从业者一谈专业主义，一谈新闻伦理就抗拒，就觉得是书斋之言，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并无积极意义，也会招致更多的“秃鹫”之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