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上海自省

        

        

        2015年跨年之夜的上海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深深的伤口。

        外滩观景平台象征乐观和温馨，在那个晚上却被巨大、失序的人流漩涡吞噬。36人死亡，49人受伤。死者全都是年轻人，其中包括一个12岁的孩子。一切发生在新年到来之前半个小时。

        上海，中国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城市，重新检视自己的公共安全管理水平和市政理念。

        陈毅广场是纪念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地方。1949年7月24日，陈毅拄着拐杖蹚着水，进入外滩的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处理浦东海堤决口海水倒灌灾害。

        现在，拥有2400万常住人口的上海，以尊重市场规则和管理精细的城市政府著称。外滩的全球化气息，南京东路的繁华商业，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交汇在陈毅广场。

        祸起疏失。城市人口太多，事发前聚集太快，都不是理由。公众需要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调查报告”。上海市政府1月21日认定，这次踩踏事件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难以想象发生在城市心脏地带的悲剧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安全的城市。市政管理者必须立刻用实际行动来挽救市民的信任。这座城市不缺乏自省的精神，知道在每一处流血的伤口上痛定改过，以砥砺守望相助的市民精神。

        我们还记得另一起悲剧。1987年12月10日早晨，大雾锁江，黄浦江陆家嘴轮渡发生乘客挤轧伤亡事故，死亡16人，受伤70多人。之后，上海重新规划未来。市政府提出，要开发浦东，再造一个“新上海”，分散黄浦江西部市区的压力。穿越黄浦江的隧道建设工程加速，第一条隧道在悲剧发生两年后贯通；之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越江桥梁工程纷纷上马。几年后，开发浦东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27年后的上海又遭遇一场死伤惨重的悲剧。要把安全感重新带回这座城市，需要严厉的问责，追究官员们的失职行为。目前，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黄浦区公安分局局长周正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已受到包括撤销党内职务等在内的处分。

        杜绝悲剧，告慰死者。调查报告提出的五条整改建议一定要落实。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不容许让任何安全隐患蒙混过关。上海要有这个决心，政府部门要对得起市民的期待。

        城市公共活动的安全管理确实需要下狠功夫。人口高密度的日本，在高速城镇化的上世纪50-60年代，群体性踩踏事故也曾多发。而后，日本吸取教训，在警备、公共空间设计规划等方面制定了诸多细则。不只日本，许多国家的公共活动安全管理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

        大型公共活动会场内与会场周边必须规划充分的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应尽量避免转角和台阶，否则影响人流以均衡速度行进。室内活动场馆出口宽度应大于入口宽度，保证人口能尽快疏散。今年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一带的跨年活动，参与者达200万，其主场地旁边专门空出一条大街，以备紧急疏散。

        充分准备和告知。悉尼跨年焰火表演每年吸引上百万观众，其中不乏国外旅客。大家都能根据主办方资料安排行程，电视会预告相关安排和注意事项。在酒店、景点、街道，旅客都能看到活动公告和指示牌，其中包括哪些观赏点因人数已满而关闭。旅客还可下载APP，获知观赏点的位置、即时饱和度等信息。

        硬性调控是必须的。纽约时代广场跨年活动，12月31日凌晨起禁止在特定街道停车，19:00起时代广场附近地铁出入口全部关闭，第二天0：15才重新开放，地铁也会跳过几站。纽约甚至搬走附近街区的垃圾桶、邮箱，避免不法分子在垃圾箱中藏匿危险物品。综合看，在入口进行严格安检，放置铁马、围栏，运用各种传播方式现场疏导，使人按引导前进，到达一定人数后许出不许进，是大型活动的通用安全措施。也有采取按时间限流、分批进入方式的，如柏林跨年活动。

        部门协同及警务管理。2000年后，日本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防灾规划中增加了踩踏事故预防的内容，明确活动主办方、地方公安警察部门、公共交通部门、设施管理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预防中的职责和任务，并向公众公布相关应急预案。警方必须在与活动主办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对活动场地及周边事故隐患场所认真排查，准备应急。另外，警察的良好训练和素质是应付紧急情况的重要保障。日本在2005年将踩踏警备列为需要国家级职业资格认定的业务内容。

        运用社会组织的力量。柏林跨年主办方系民间团体和企业的强大联合体。该团体从政府手里承包了整个活动的组织工作，有场地布置、媒体技术、安全保卫、餐饮服务等一整套活动服务设施和人员。政府只需要严格审核其活动计划，并派驻警务与消防等人员即可，不必参与太多组织工作。由此，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只有400人左右，其中250人驻守在主要活动场地，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预测人流很重要。纽约跨年活动警力每年都会微调。因为近几年，新年前一天13:00一过，人群就会因观摩彩排而迅速增加，于是警力也相应增多。运用大数据，则可做更全面的预测，如综合手机数据、地铁数据预测人流，运用社交网站数据，分析大型活动中人流密集程度、人群情绪等。但我们若真要应用起来，就需要部门之间开放数据、协同合作。

        “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上海。”这是对上海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的诸多反应之一。这个反应恰恰解释了悲剧为什么发生，也是市政理念里面最应该反省的地方。

        确实，小概率的极端安全事件是城市安全管理中的难点。之所以难，首先可能还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资源配置层面的问题，即城市愿不愿意为小概率的极端事件投入巨资。当然，在小概率极端事件面前，我们对城市管理者的要求理应要比对普通市民的要求高，城市管理者需要比市民更理性，更加注重对这些市民容易疏忽的小概率极端事件的防范。

        城市管理者的理性，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养成的。大量的高楼拔地而起，大量的地铁从地下穿过，宏伟的大桥横跨于江河之上、海岛之间，广场也修得越来越气派。但是，面对传染性疾病，面对大暴雨，中国的繁华都市有时候显得应对乏力。

        城市建设太快了，以至于忘记了安居乐业的初衷。“安全第一”更多说的是建设与生产中的安全。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涉及到不同主管部门、不同区域主政者，往往难以协调一致，共同行动。

        早在2005年，上海就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第二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上海也在市级层面制订了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个预案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将突发公共事件分成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

        对人群聚集可能发生的踩踏，即使有预案，预案做到哪种程度、执行到哪种程度，仍旧受制于城市管理者为这种没人想到会发生的小概率事件配置巨额安全资源的意愿。

        2015年新年前夕发生的悲剧，再次警告城市管理者，要真正为居民安危着想，想得越多越好，预案做得越细越好。只有想到人们“没有想到”的地方，才不会辜负市民所托。

        在政府亟须自我革命的时代，改变要发生在骨子里。

        这些仅仅是个开始。要让人们相信，即使发生了这些悲剧，上海仍然是上海，2400万人的共同家园。悲剧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需要直面，不容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