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教授谈新闻业危机：讨厌公民社会的人就会讨厌新闻记者

        1月15日，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社会学新功能主义学派著名学者杰弗瑞·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了一场以“新闻业危机再思考：文化的权力”为主题的的学术演讲。在主持人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曹晋看来，杰弗里是文化社会学的旗手，“他作为新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以文化社会学的理论阐释见长，提出更综合性的理论来超越结构和行动的二元对立。”

        传统新闻业已经饱受市场经济和行政霸权的合击，杰弗瑞教授主张洞察新闻业危机的正面力量，把新闻业视为公民机构，将那些抵制媒体产业裁员的新闻记者作为行动主义者，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积极开创公民空间。

记者不仅是一个职业，而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在当下，新闻一般有两个向度：市场化的和“神圣的”，但杰弗里教授认为，新闻业应该是“神圣的”，这与他秉持涂尔干以象征和分类方法认知文化的传统一脉相承。记者应该为了追求理想、完成文化使命而做新闻，而不只是为了追逐利益。这个观点恰与沃尔特·李普曼不谋而合，李普曼曾评价“报纸是民主的圣经，可以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导”。

        杰弗里教授认为：“新闻业里，不仅需要秉承新闻专业主义和伦理道德，还超越了一般的新闻专业主义而上升到公民道德观。当新闻记者报道具体事件时，他们总会挖掘出一些具有更大社会含义的议题，在报道时保持客观公正不仅是对新闻当事人提出的，也是对公民体制提出的，这意味着每个新闻记者都要依照一些规矩办事。”

        所谓“规矩”，是指记者在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中，要有良心、遵守新闻伦理。种种规矩不仅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更大程度上是要展现社会中的公民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团结（social solidarity）。

        杰弗里教授以此这来解释法国《查理周刊》遭袭击一事，“由于新闻业对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正面作用，那些讨厌公民社会的人就会讨厌新闻记者”，所以恐怖分子没有试图去伤害官员、医生、律师、政客、富人，而选择去枪杀新闻记者，这使得记者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新闻记者常常遭到迫害的原因从中可见一斑，杰弗里教授说，“法国为那些被枪杀的新闻工作者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从葬礼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到，记者不仅是一个职业，它是更广大的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定义新闻业的“神圣性”呢？杰弗里觉得神圣不意味着严肃，新闻神圣性实际上就是新闻的自主性，而表现自主的方式既可严肃也可讽刺、幽默。 “讽刺的方式有助于保持读者与权力的距离，《查理周刊》就是在以讽刺的方式表达新闻的神圣性。”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到了意识和信仰是两分的，杰弗里的这种观点正是对涂尔干思想的继承。在曹晋看来，杰弗里很好地将文化社会学运用于新闻业的深度阐释，在讨论新闻业的时候，他按照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业的当前危机。

免费文化破坏了新闻行业的收支平衡

        作为新闻业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互联网在介入新闻生产之初，学界曾分为两个派别，“乐天派”（乌托邦派）和“现实主义派”。“乐天派”就是把技术视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他们坚信技术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平，让世界去中心化。

        学者丹·吉尔默（Dan Gillmor）是这种观点的拥趸。他曾是《圣何塞信使报》的记者，后来出版了《我们即媒体》（We the media）一书，是“自媒体”概念的鼻祖。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后，人类可以跳出经济密集型、保护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众媒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声。

        依照“乐天派”的观点，大众媒体和为大众媒体工作的专业新闻从业者被描述为“维护现有体制的精英”。不过，这种声音正在慢慢地消失。

        人们慢慢意识到，互联网正在从一种技术工具上升为意识形态，这一趋势在杰弗里看来是非常不利于新闻生产的，“一是所有的新闻都在网上，二是这些新闻都是免费的。媒体不能设置收费墙来为它们的内容生产收费，这种免费文化催生了博客文化，也被称为‘新闻聚合器’，可以免费地聚合使用或盗用新闻内容而不付费。”

        由此，杰弗里提出，与其说是互联网等技术原因导致了新闻业的危机，不如说是文化，新催生的文化导致了新闻生产无法达到投入与产出的平衡，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特别是分类广告的大量流失，使得传统媒体精简的商业模式无法生效。

        “包括博客、赫芬顿邮报以及Google news等，它们都在提供新闻，这些新闻来自传统媒体，这使得传统新闻媒体昂贵的新闻生产得不到回报，它们的底线在慢慢坍塌。”基于此，有个经典理论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破坏性创新”，这个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是不断地从结构内部产生新的创新，不断地破坏旧的现状然后产生新的结构。

        然而，杰弗里却指出，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新闻业面临着危机被逼到墙角，一方面也在反抗。新闻业不仅是在响应市场需求而经营，同时它也有文化的必然性，比如早期内容编辑和经营分开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因为文化因素的存在，纸媒不会消失

        面临着大型媒体收购小报纸，媒体不断解雇新闻工作者，部分报纸惨遭关闭的情况，记者不得不做出反抗，“每次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有记者组成公会上街游行抗议，来展示新闻事业“神圣”的一面。此时记者就变成社会活动家，他们表达自己的关注、提出自己的抗议，而后这种抗议行为本身就成为新闻，在全世界传播，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杰弗里提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案例，The Times Picayune原隶属于一个报业集团，三年前，该报业集团决定媒介融合，把报纸改成博客，纸质版一周只出版三天，其余时候都是一天24小时以博客形式发布内容，同时解雇了资深的新闻记者，剩下的年轻员工，记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结构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新闻工作者打着“不能这样搞毁新闻业”的旗号起来反抗，声音从新奥尔良传遍美国甚至欧洲。最后，报纸的所有者承诺，不会改变原有新闻业，也不会忽视新闻质量的责任。

        杰弗里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给这个案例做出了注解，新闻记者在这里就变成了“行动者”（actor），与结构发生关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掌握了新媒体技术后，虽然新闻的传播方式变了，但是解读的自主性被保留了，他们争取到了这种自主性不被破坏。

        另外一种反抗形式可以被看成一种妥协。比如，新闻编辑说每天要发五条新闻，但是新闻记者却坚持，如果要找到所有的事情真相每天只能发一条。双方最后达成“中和”：记者每天可能发布五次，但每条新闻后面会加上一句“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我们仍在寻找真相”。

        现在，新闻记者已经不太关心新闻到底在网络上发布还是在纸质上发布，就像很多年前有人说由于广播电视的出现，导致纸质媒体的消失，但是纸媒没有消失。“因为文化因素不仅对新闻业非常重要，对社会也很重要，它们让纸媒不会消失。”

        以《纽约时报》为例，它在2011年试图设立收费墙但遭到反对，但由于《纽约时报》的新闻生产非常昂贵，到2013年终于收费，杰弗里说：“整个西方世界无法想象，如果《纽约时报》消失的话，世界会成为什么模样。”《纽约时报》坚持了下来，到目前为止拥有73万数字版付费读者。效仿的媒体数量也在增加。

        因此，杰弗里认为，新闻最终会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曾经一度，人们也不愿意为网络新闻付费，但现在趋势渐渐明朗。人们最终会愿意为网络新闻付费，就像我们今天愿意为水和有线电视付费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