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东西交流｜邵毅平：西洋的幻象

【编者按】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毅平的文章，原题为《西洋的幻象——近世中西海外旅行小说“世界观”的差异》。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小型张

一、15世纪世界格局的巨变

15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其开始时，郑和七下西洋，其宝船规格、船队规模及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到其结束时，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到达了新大陆，开始了环球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也开启了持续五百年的殖民、称霸史，其影响一直波及今天。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间是从1405年至1433年，前后二十八年，最远到达红海和东北非海岸。第四次下西洋时，1414年左右，其分船队还越过了赤道，到达麻林地（肯尼亚马林迪）。为了囤积货物及后勤补给，郑和还应满剌加国王之请，在当地设立了后勤补给基地。这是在吉布提基地之前，六百年里，中国唯一的海外基地。

南京卢龙山（狮子山）下的静海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以褒奖郑和下西洋的功绩。赐额“静海”，取“四海平静，天下太平”之意，表达了控制海权、永葆和平的美好愿望。

而其时的欧洲，按照罗马教廷为葡萄牙、西班牙划分的势力范围，葡萄牙人往东、西班牙人往西扩张（此瓜分世界方案后由1494年签订的葡西《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正式确定下来），葡萄牙人刚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1415），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往南，寻找绕过非洲通往东方的航路。在整个郑和下西洋期间，在当时的印度洋上，还看不到一艘欧洲商船，不能不说比中国落后得太多。

但就在明朝停止下西洋，郑和船队退出印度洋后，葡萄牙人开始一路往东。1445年，它们抵达佛得角。1487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非洲大陆，穿越印度洋，1498年抵达卡利卡特，1499年原路返回葡萄牙，开辟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达·伽马在印度洋上打了个来回，竟从未遇到过一艘中国商船。1511年，在郑和到达那里的百年以后，葡萄牙人征服了满剌加王国，中国唯一的海外基地同时失去。1517年，第一支葡萄牙武装商船队来到广州外海，成为马可·波罗之后最先来到中国的欧洲人。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占据澳门，这是欧洲人在中国占据的首块土地，整整四个半世纪后始返还中国。与此同时，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19至1522年，麦哲伦及其同伴完成了环球航行。整个16世纪，伊比利亚人横行全球各大洋，葡萄牙人垄断印度洋航线六十年，并在南亚和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

其实，由于中世纪欧洲造船业几乎停滞不前，在郑和下西洋几十年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出现的几支欧洲船队，其船只大小、船队规模都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在持续两百多年的禁海令下，明代的造船业全面衰落，至明朝末年，宝船建造及郑和航海的所有档案资料（如《郑和出使水程》等）更是莫名丢失。从此中国再也造不出如此大船，而欧洲船则越造越大，后来居上。

二、罗懋登的《西洋记》（1597年）

晚明小说家罗懋登的《西洋记》，以明初郑和下西洋为题材，堪称中国第一部海外旅行小说。其中所写大部分的国家或地区，都是郑和船队实际到达过的，也有一些则是小说家的虚构（第五十九回所谓“从古到今典籍所不载之国”，如女儿国、撒发国、金眼国、红罗山、银眼国、酆都国等）。

但在小说与史实之间，已有近二百年的时间差，其间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在远洋航行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可昧于现实的小说家对此却一无所知，仍在那里做着海上强国的美梦。“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罗懋登《叙西洋记通俗演义》）葡萄牙人都已经占据澳门了，荷兰人都快要占据台湾了，小说家却兀自痴人说梦，还在那里说什么“西戎即序”（西洋岁月静好），以为凭此即能对付“东事倥偬”（万历朝鲜之役），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西洋记》以对世界的无知为前提，以“华夷观”扭曲地看待世界，自居于上、内、日、君、父、首、冠，视他国为下、外、星、臣、子、足、履，蔑视“西洋”不知“夷夏之别”、“华夷之分”，自认军事实力天下无敌，道德水准高人一筹，身材长相尤其标致。尤为荒唐的是“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怀抱着“天朝”的优越感，小说家写得煞是快活。

小说与历史两相比较，小说与现实两相比较，不由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西洋记》昭示我们，昧于现实将会是何等的可笑。当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的时候，小说家却仍沉湎于前尘旧梦，不免使自己沦为后世的笑柄。这也使得小说更加远离了现实，减少了其认识海外世界的价值。对照百余年后笛福的《鲁滨孙飘流续记》，《西洋记》的种种“夜郎自大”式描写，尤其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匪夷所思。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三、笛福的《鲁滨孙飘流续记》（1719年）

中国读者熟悉的《鲁滨孙飘流记》有一个续集，即《鲁滨孙飘流续记》，其中讲的故事远不如第一部精彩和有名，却有着一大段关于鲁滨孙中国之行的描写，以及出于鲁滨孙之口的对于中国的“毒舌”（历来都把它看作是笛福本人的“毒舌”），相信是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甚而怒气的。

“一艘配备八十门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战舰，几乎可以同中国所有的船舶较量。”就在笛福说了这番话的一百二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伊始，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中有兵船十六艘，多则配有七十四门炮，少则配有二十门炮，还没用上配有八十门炮的，就已经在中国沿海所向披靡了。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在历次海战中一败再败，也一再证实了笛福的预言。

“我对他们的船舶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军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名的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名的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这是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说的话，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一百四十年说的话，是甲午战争前一百七十五年说的话（笛福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列强名单里，还得加上一个“后起之秀”日本），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前一百八十年说的话……中国军备的落后于世界，并不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就开始了。“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挨打的命运则早就注定了，至少早在笛福说这番话的时代。而那时中国朝野上下都还在美梦里酣睡，而且还要继续酣睡一个多世纪，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时间差啊！

此外，笛福指出的当时的中国大而积弱，富而不强，尤其是“组织得不好”，落后而又傲慢，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百姓困苦，基本上也都是说中要害的。中国这种“光辉灿烂”和“强大昌盛”的表象，“使他们在我们眼中显得伟大和强大”，也许在笛福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推迟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进攻；但类似笛福这样眼光老辣的西方人，早已洞悉了当时中国外强中干的事实，其看法不久就成了西方的主旋律，终于将贪婪的列强引向了中国，也将中国推入了灾难的深渊。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早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支英国枪瞄准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在笛福之流的“毒舌”中被摧毁掉了。

笛福所批评的18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中国史上著名的“康熙盛世”，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约略同时。但危机的种子却早已埋下，中国在经贸、科技、军备和国防等方面早已落后于西方。而上自皇帝下至一般读书人，于此却全然无知，全然不晓，还是盲目自大，目中无人，一味陶醉于“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当中！

我忘不了初次读到笛福关于中国的评论时的震惊。看着笛福一针见血的“毒舌”，又看着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怎样如其所言，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真让人有梦魇般的感觉。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不能因为笛福说得一针见血，刺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简单地称之为“污蔑之词”或“种族偏见”，而是应该多想想我们可以汲取些什么教训。

四、李汝珍的《镜花缘》（1818年）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生活的年代正好比笛福晚了约一个世纪，《镜花缘》的成书年代也正好晚于《鲁滨孙飘流续记》近百年，同时也正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夜，但即使又过了宝贵的一个世纪，即使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小说家却跟普通中国人一样，于世界大势仍然一无所知，在自己的小说里享受着太平盛世，陶醉于中华帝国声威远被的自我想象，将“华夷观”发挥到了极致，比二百年前的《西洋记》还要沉湎于幻想！

就在《西洋记》问世后不久，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与杨廷筠一起编纂了《职方外纪》（1623），详载除大洋洲外世界四大洲各主要国家的概况，继四十年前（1583）利玛窦进入中国并展示其带来的世界地图之后，再次向中国人全面地介绍了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但问世于《职方外纪》后二百年的《镜花缘》，却仍是《山海经》的世界，而全无《职方外纪》的影子。对于海外旅行小说本来最应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处境，海外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异同，海外国度真实的风土人情等等，《镜花缘》却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仅仅是虚构了一个以中华为圆心的“天下”图景，其中的海外各国不过是中国的翻版或投影。

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环球大航海的时代，《镜花缘》里的海洋却如此平静，宛如真空世界一般。林之洋、唐敖、多九公一行，“去年……正月起身，今年六月才回，足足走了五百四十天”，也就是一年有半，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海船到东到西，顶多碰到艘把“家乡货船”，不是来自“天朝”，就是要回“天朝”，根本就没有碰到过任何“邻邦船只”，宛如他们的海洋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这也难怪，《镜花缘》（第十一至四十回）里所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些虚幻的国度，没有一个是实有的国度。它们在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传统里，仅仅存在于《山海经》等神话书中。多九公自诩“海外各国，老夫虽未全到，但这国名无有不知”（第三十八回），但他到过和知道的，却都是这样一些《山海经》里的虚幻国度，而全不知葡萄牙、西班牙在哪里，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有人竟然说《镜花缘》：“从各方面表现出作者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的愿望。”简直是文不对题，实在是搞错了方向。

而在《镜花缘》里，与这种国度的虚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国度中的文明却与中国的大同小异。比如海外各国的语言，大都与中国的相同，而且不管是哪种情况，海外各国都通行汉语，所以不必学“番语”也能走遍天下，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就像多九公自豪地吹嘘的那样：“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所有言谈，无人不知。”——宛如今天的英语一样！海外各国不仅通行汉语，也通行汉字或“准汉字”，其历史文献也全用汉文撰写；由于通行汉语、汉字及汉文，所以海外各国也重视读书，而不言而喻，读的当然都是中国书（汉籍）；于是，中国书自然也就会畅销海外，一如历史上曾经畅销东亚各国；海外各国既如此重视读中国书，汉学自然也好得一塌糊涂；而且海外各国也有中国式学校，甚至也通行中国式科举考试制度。此外，海外各国的节日、风俗等也无不同于中国，即使有所改良，也都基于中国的基础。

也就是说，《镜花缘》里所有这些虚幻的国度，全都是中国的翻版和投影，而与现实的海外世界无涉，从而除了自满自足自恋以外，全无认识海外世界的价值。小说家止步于“天下同文”的幻觉，无意于探索海外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就在《镜花缘》问世后不久，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天朝”败绩。

五、“世界观”的差异及影响

将罗懋登、李汝珍眼中的外国（西洋）与笛福眼中的中国相比，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差异。当西方人已经开始走上征服世界之路时，我们的先人却还生活在虚幻的中华“天下”的美梦中，以“华夷观”扭曲地看待中国以外的世界。

而当尚在虚幻的中华“天下”的美梦中夜郎自大的唐敖们，在海洋上遭遇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武器先进的鲁滨孙们时，除了一败涂地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由此，不仅中国和西方在近现代的命运判若两途，致使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处处落后挨打，而且中国文学的水准也开始落后于西方，以至新文学运动的标的不得不弃中而就西。

就罗懋登、笛福、李汝珍这些小说家来说，他们的“世界观”的差异，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的高下，以及其作品在后来所遭遇命运的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宁可喜欢曾经“百般诋毁”中国的笛福，而不喜欢沉湎于白日梦的罗懋登、李汝珍的。

南京的静海寺建立四个世纪后，见证了中外历史的巨大逆转。1842年8月，英国军舰兵临南京城下，胁迫清政府在静海寺内四次议约，议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约仪式还在英舰上举行。就是在那个条约中，割去了中国的香港（一个半世纪后始返还中国）。永乐帝、郑和君臣地下有知，当不知作何感想？

从明朝结束下西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闭眼无视世界巨变的自得心态中，中国失去了整整四百年的宝贵时光，结果招致了百余年的挨打和屈辱。值此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之际，回顾数百年前中国走过的道路，重温中西小说家的经验教训，实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附记：本文为今年5月22日于上海图书馆所作同名讲座之要略，内容基于拙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著《西洋的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文学与商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七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