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美国和古巴都和解了，还有什么不可能？

        如果说2014年国际关系的重大破冰之举是美国和古巴的和解，2015年的看点之一可能是中国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廷是美古和解的幕后操盘手。局外人或许看不明白，但其实梵蒂冈外交经验丰富，堪称外交政策延续性最长，外交理念最具有连贯性的主权国家。现任教皇方济各是历史上第一位来自耶稣会的教皇，而耶稣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始作俑者，这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特殊冷战环境，中梵建交一直被搁置。近来，中梵双方互动频繁——去年教皇破例获准飞越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人民问候。此后，他拒绝在罗马与达赖喇嘛见面。1月19日，方济各再次飞过中国领空，并向习近平主席致电问候。中梵关系破冰之日，呼之欲出。

        中梵关系突破的意义远不止于宗教领域，须知梵蒂冈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和解的先驱和重要桥梁。早在400多年前，罗马教廷的海外布道会就开始派遣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会一分为二，教派和教俗之争如火如荼，战争此起彼伏。梵蒂冈在欧洲的地盘大幅萎缩。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教廷在全球各地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与当地人民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天主教传教士对欧洲以外的文化第一次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应该说，当时的传教士对异域文化还是保持了较为平和的态度，没有19世纪以后的那种西方文化绝对优越的心理状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赞叹不已，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大优于当时的封建欧洲。但这样的观点为耶稣会的对手们所利用。他们担心耶稣会在教廷的势力太大，因此将攻击目标锁定在耶稣会提出的文化和解论（cultural accommodation)上，并由此引发所谓“中国礼仪之争”（1645-1742）。

        当时，天主教内部就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仪是否与天主教义相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耶稣会认为并无矛盾，但反对派认为接受这种礼仪就是歪曲基督教精神。这场争斗长达百年，牵扯三任教皇，数百传教士，两代满清皇帝，和欧洲最著名的一批思想家，但最终以耶稣会失败而告终。1715年的教皇敕令彻底否决了文化和解论。康熙皇帝震怒之余开始禁教，从此中西文化和解的进程中断，代之而起的是根植于文化高下和种族优劣的西方中心论。

        到了19和20世纪，西方开始全面主导世界秩序，中西文化和解的大门彻底关闭。西学东渐成主导趋势，而东学西渐则消声匿迹。至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始，吃尽了西方中心论的苦头，以致在民族复兴成就显著的今天，有些人“报复”心态日炽，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调也不胫而走——殊不知这既非事实，更不值得追求。

        今天，我们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应是回到原点，重启中西文化和解的进程，而非对抗。因而这里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经验。16-17世纪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和解论”基于两个历史条件： 第一，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西方优越论尚未根深蒂固以致成为思维定势。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

        第二，生活在异域的人们还没有因为肤色的因素被视为劣等族类。事实上，关于种族的所谓的“科学”理念出现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中，与之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值得一提的是，种族优劣论和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说，三权分立论基于种族优劣说，它的始作俑者孟德斯鸠本人就是种族优劣论的创立者之一。根据这个理论，只有高等民族才可能创造最佳的政治体制；劣等民族只能接受专制。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肤色是在18世纪后期才突然“变黄”的。在此之前，中国人被认为是“荣誉白种人”，后来越变越“黄”，直至19世纪末变成“黄祸”。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力量升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但仅有基础是不够的，中国的复兴需要国际社会对其治理方式和体制的认可，而能否同长期主导世界的西方世界达成文化和解则是其中的关键。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民主理论登峰造极，民主自由理念成为近乎宗教教条的意识形态信仰。而在西方执牛耳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捍卫启蒙运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样的现实里，中美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互相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同西方国家达成“文化本无高下，制度各有千秋”的共识更甚蜀道之难。

        但以方济各为教皇的罗马教廷提供了一种和解的可能，或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当前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下，作为西方代表之一的梵蒂冈重拾文化和解论，确实难能可贵。长期以来，教廷对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文化高下说和种族优劣论颇为反感，从今天的角度看是正确的。200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利玛窦神父来华传教的纪念会上，就传教士在华的某些不当行为向中国人民道歉。这是史无前列的举动。其次，教廷在全球的利益是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力，注重所在国的社会安定。从历史上看，梵蒂冈并不积极鼓励地下教会，对颠覆别国政权不感兴趣，这与受启蒙运动熏陶的美国干预主义外交形成鲜明对比。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文化软实力方面的“赤字”问题就将越来越突出。而梵蒂冈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的作用日益上升，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借重中梵关系重启21世纪的有关“中国礼仪”的讨论，推动在文化无高下的平等地位上的中西和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