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回应“攻击”：我是直男，但我不是直男癌

【编者按】

        1月14日，针对周国平在此前的微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网站刊发采访《女权主义者集体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文章中，四位女权主义者都对周国平的微博言论表示了批判态度，并认为女性能够在公众网络上集体发声，意味着女权主义在中国开始走出“小圈子”状态，成为女性在普遍觉醒时所接受的价值观念。

      文章刊出后被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也引起了许多争议。例如许多网友并不认同对文中用“直男癌”一词来形容周国平式的传统男性观念，认为每种僵化的男性观念都有其独特的生成背景，统一将其归咎于传统男性气质并不妥当。

        1月19日，周国平在博客刊发长文《你们找错了靶子》，回应网友和女权主义者对他的批评。用坦率而真诚的态度回应了网友质疑的焦点问题，包括：邓正来回忆文章中的言论、引起争论的微博言论、自己对于“直男癌”这一批评的看法等。周国平的回应文章引入了大量自己的生命经验，情理兼顾，以下为澎湃新闻的全文转载。

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重印《爱的五重奏》一书，让我在微博上发个信息，我就顺便开始陆续摘发书中的片断，以下是其中的两段：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之道，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这两段文字出自1991年8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现代：女性美的误区》，当时是应《中国妇女》杂志之约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10期上，后来收在我的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和其他一些选本里，读过的人应该是很多的。绝对想不到的是，发出微博仅一小时，竟有几千条评论，而且充斥着谩骂和脏话，我的感觉是污言秽语的浊流朝我滚滚涌来。二十多年前写的很平和的文字，今天会惹出如此轩然大波，真是匪夷所思。

二

        从内容看，这两段文字丝毫不尖锐，只是表达了我对女性身上自然品质的赞赏和看重。男性就可以不要这些自然品质了吗？当然不是。在别的作品中，我屡屡强调爱情、亲情、家庭对于男人也同样重要，只因为上述文字是谈女性的，就没有涉及罢了。即使如此，人们并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男性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的批评。

        对我的攻击，撇除掉谩骂和脏话的泡沫，实质的内容只有一条，就是男权主义。攻击者搬出了两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你主张女人做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就是反对女人有独立的自我和事业。可是，难道两者不能相容，必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我诚然没有谈后者，但不能由此推出我反对后者。请看一下我在去年12月10日发的一条微博，谈的是女人的三个觉醒，包括：一、生命的觉醒——做一个本色的女人；二、自我的觉醒——做一个独立的女人；三、灵魂的觉醒——做一个灵慧的女人。在我看来，强大的自我和丰饶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和女性的本色，事业和家庭，完全能够也应该统一。真正令人诧异的是，今天某些女人的自我竟然虚弱到了这个地步，一听说女人还有大自然所赋予的使命就如临大敌。如果一个女人的自我会被爱和生儿育女摧毁，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下这样的自我究竟有多大价值。

        第二个逻辑是，你主张女人做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就是侮辱不婚不育的女人。然而，看上下文（“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可知，我的那段话是针对已在恋爱和已然婚育的女人说的，意思只是说，作为情人理应温柔，作为妻子理应体贴，作为母亲理应慈爱，如此而已。总不成做泼女、悍妻、虎妈才是正理吧？有的女人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决定不婚不育，那当然是她的自由，那么我说的就与她无关。从比例看，做这个选择的必是少数，多数要尊重少数，但少数也要尊重多数，用不着高举女权主义旗帜向多数宣战，把嫁人生子判为陈旧的传统观念。人类繁衍是硬道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我不相信它哪一天会过时。

        有人提醒我说，可能有一些大龄待婚女子即所谓剩女被触痛了。倘若真是这样，我要对她们说：你们误读了。当年写这篇文章时，这个群体尚不存在，至少尚非突出问题。现在我的看法很明确，就是鼓励你们坚持以爱情为结婚的前提，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苦果，岂能含泪啃一辈子？宁做剩女，不做怨妇。女大当嫁是古训，若把它改成女大当自立、自尊、自信，何剩之有？”（2013年3月9日微博）自尊自立第一，坏的婚姻会损害自尊自立，所以宁可不要。反过来说，好的婚姻一定是给力自尊自立的。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夫妻恩爱怎么就会贬损任何一方的独立人格？

三

        误读也罢，激烈反对也罢，只要肯讲理，都是正常的。令我惊讶的是，评论中充斥着人身攻击，并且据此宣布，既然你是这样一个坏人，所以和你讲理毫无必要。人身攻击的罪名和言词大同小异，全是拿我自己作品中的两个情节——妞妞夭折和婚姻曲折——没完没了地说事。

        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面对自己的诚实是最根本的诚实。在写作自传性作品《妞妞》和《岁月与性情》时，我就要求自己持这样的态度，一方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历，不自欺也不回避，另一方面尽量地跳出来，把自己当作标本认识人性。然而，人们无视你在书中叙述的具体境遇，单单挑出你的自我剖析作为罪证，对你进行道德审判。我不想再在这里讲述人生中悖论性质的困境，讲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因为这些人绝不会懂得。我可断定他们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他们中许多人直接如此宣称，并以此为荣——只是在人云亦云，传播来源相同的诬蔑文本。他们对探究真实的人性毫无兴趣，唯一的兴奋点是围绕一个胡乱搭建起来的道德祭台纵情狂欢。

        2013年初，好友邓正来去世，我写一篇怀念文章，刊载在《南方周末》上。其中有一节，有人从中分析出了我的男权立场，由于这是好不容易找出的我的新罪证，传播者甚多，我不得不略说几句。在叙述正来对我的关爱之情时，我举了一些例子，有两个被揪住不放。一是我的妻子怀孕，他力主堕胎，孩子出生后，他又力劝她辞职，都是为了让我安度晚年。二是他给我家的两位女友布置任务，要她们经常约我去酒吧放松。正来是充满霸气之人，表达友情的方式也如此，喜欢自作主张，下达命令。我欣赏他的这个可爱的弱点，对他的具体意见未必认同。事实上，正是我最坚决地反对堕胎，而我更是从来不去酒吧的，但我没有必要在一篇怀念文章里写我的态度。单凭另一个人说的话就罗织我的罪状，面对这种欲加之罪的激情，我实在无话可说。

        亲骨肉夭折，好朋友早逝，都是人生的劫难。人们对你的苦难无动于衷，却举着放大镜寻找你在苦难中的所谓道德瑕疵，兴高采烈地往你的伤口上撒盐。人还是善良一点儿好，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不善良而谈道德纯是虚伪。历来恰恰是最无同情心之辈，最热衷于充当道德判官。

四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支怪异的军队是如何迅速结集起来的？而且所使用的武器，包括谩骂的言词，人身攻击的内容，也是极其雷同，使人不能不感到其中有某种联络和操练。

        这次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有点儿看明白网络暴力的一种操作模式了。某段子手率领众粉丝呼啸而来，没头没脑一阵乱喷，喷博主，也喷任何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逼其噤声，终于占领了全部阵地，大获全胜。一时之间，某个人的微博不再是这个人与网友交流的平台，而是成了入侵者狂欢的场所。

        身处网络暴力的围剿之中，你会深切地感到，你落入了一群野蛮人之中，一切文明规则和理性语言都不再起作用。你无法驱逐他们，唯一的办法是转身走开。当然，尽管祭台上已经没有牺牲，他们仍会把野蛮的狂欢持续一段时间，但你可以认为那已经与你无关了。

        面对网络暴力，我不能不想起文革时的批斗场面。一样的群情激愤，万众怒吼，罪该万死，区别只在于，文革时吼的是“革命”口号，定的是政治罪，网络上吼的是脏话，定的是道德罪或天知道什么罪。在文革中，我曾经目睹批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情景，暴徒们朝被批斗者脸上喷墨汁和粪水，把厕所里装脏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头上，这些镜头变幻入眼前的场景。毋庸置疑，一旦回到文革，这些喷脏话的人就会喷墨汁和粪水，人身污蔑也会物质化为扣脏纸篓。毋庸置疑，一旦中国又出现权力操纵下的无政府状态，这些人会立即把网络暴力变成实际暴力，把被揪出的随便哪一个人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看中国部分网民的低劣素质，我知道文革远远没有成为过去。

        我将把这篇感想发表在博客上，也许又会招来围剿，但我不会再理睬。尼采说：“不要再伸臂反对他们，他们是无数的，而你的使命也不是做一个苍蝇拍。”是的，我的使命不是做苍蝇拍。无论遭遇什么事，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从中学习，不能白白遭遇，一定要有所收获。这一次的学习任务业已完成，我心中十分平静。

五

        在写完上面的文字之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的分析角度是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有醍醐灌顶之感。在对我的责骂中，“直男癌”这个词频繁出现，我不懂网络语言，只觉得是个脏词，现在才知其涵义。他指出，许多特别愤激的帖子，很可能就来自一个至今仍备受压抑的群落。

        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网络语言陌生，我来现学现教。“直”相对于“弯”而言，“弯”是 同性恋，“直”是异性恋，“直男”就是异性恋男人。那么，为什么“直男”而且“癌”呢？因为这个男人异性恋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歧视乃至仇视同性恋者了，他的异性恋就成了一种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所以“癌”。

        恍然大悟啊，我可知道什么叫躺着中枪了。我承认我是“直男”，但不是“直男癌”，你们找错了靶子。

        一个男人即使是百分之百的“直男”，也可以不“癌”，歧视同性恋的根源不在生理上，而在知识和观念上。从知识上说，是无知。现代科学业已证明，同性恋和异性恋皆由基因决定，是天生的，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从观念上说，是偏见。既然都是天性，就应该互相尊重，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上帝的作品，而上帝的作品都是好的，无高下优劣之分。就如同异性恋者男娶女嫁是天赋权利一样，同性恋者按照自己的性取向光明正大地生活也是天赋权利。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相关的知识已是常识，相关的观念已是公理，并且正在完善相关的法律，以保护同性恋者的同等权利。可是，在中国，这一切几乎还没有开始，只听得见个别知识分子（李银河是代表）的孤单的呐喊，同性恋群落仍处在屈辱的半地下状态。由此我也就明白，何以一有机会，这个群落便会发出匿名的怒吼，我的微博不过是很偶然地被当成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特别说明，本文以上各节的讨论不是针对他（她）们的，我把出自这个群落的愤激言论视为网络暴力的一个例外，即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反抗压迫的一种非常无奈的方式。

        我看到某网站有一篇报道，是对若干女权主义者的采访，题目比较夸张，叫做《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我本人认为，如果这场由我的微博触发的讨论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倒不在于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PK，因为这在中国已非紧迫的难题，至少女权主义是可以雄赳赳地公开发声的，而在于借此契机把理解、尊重和保护同性恋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什么时候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氛围，同性恋者可以在阳光下心情舒畅地生活，那才是“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真能起到这个作用，我躺着中枪也就认了。

        我本人对同性恋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此不必赘言。我承认，这个过程仍未结束，虽然我已经认识到对同性恋的歧视是无知和偏见，但不等于完全摆脱了这种无知和偏见。表现之一是，在谈论两性话题时，我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在异性恋立场上，把相关的感受视为普遍真理，忽视了同性恋者的感受。可以说，这是这场风波给我的最大教育。所以，我要修正上一节结尾的话，我的学习远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我会更多关注这个群体，向他（她）们学习我自己单凭思考无法得到的另一种生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