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苑中为什么养虎养豹养猎犬

        民初徐珂纂辑的《清朝野史大观》录有一则故事，乾隆四十六年某僧人上书皇六子永瑢，自诩有神术，清高宗以其妖言惑众，乃命将之投入虎城，试与虎斗，僧人徒手搏虎，虎亦咆哮扑咬，至日暮之时，人、虎疲惫卧地，不能相伤。其事本出传言，不足据信。不过宫廷养畜在帝制时期非常常见。明清宫苑之中，既豢养有虎、豹等猛兽，亦有用于狩猎的犬、马，以及鹿、羊等用于祭祀乃至食用的动物。本文即以虎、豹、犬为例，考察明清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

        

        明朝皇室对珍禽异兽极有兴致，在禁中专设牲口房，由提督太监一名、佥书若干名管理。皇帝最为珍视、亦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域外进贡的物种，一方面固由于中土鲜见，另方面则可以藉此宣示国家声威远布、天下宾服。永乐中，西域进献狮子，朝臣感叹猛兽“帖然驯伏”，乃作诗颂扬“圣德之遐彰”（《金文靖集》卷6、《泊庵集》卷1）。此外数量占大宗的则是豹与虎，牲口房下另设有豹房与虎城。豹猎本盛行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后经粟特人的中介而逐渐传入中土，唐朝时在贵族中蔚然成风，张广达先生对此已有精彩的分析。

        最近有学者对明朝宫廷内的猎豹与豹猎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猎豹的来源甚广，不仅包括向宁夏、榆林、奴儿干都司等边地征收，更多的则来自与中亚和南亚的朝贡贸易，特别是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乃至在今伊朗的忽都谟斯与在今也门的阿丹。域外传入的物种主要是价格昂贵的猎豹与金钱豹，宣德朝以后受到国力的限制，宫廷养豹逐渐偏重征收自境内的土豹（猞猁），价格低廉且易于驯养。明成祖、宣宗、武宗三帝皆曾用豹狩猎，内廷中还有“养狮豹回回”专司驯养。（参看马顺平：《豹与明代宫廷》，《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虎在明朝宫廷中的渊源稍早于豹。太祖定都南京时期，于玄武门外设有虎圈，禁军训练捕虎（《高青丘集》卷9）。迁都北京后，西苑、南海子成为宫廷豢养禽兽的主要场所。西苑内金鳌玉蝀西北有虎城，临近内廷演剧之所玉熙宫，大抵在今西安门内一带，其样式“全如边外墩堡”，以高墙环绕，观者在城墙之上，墙南侧有铁门、铁栅栏。虎城主要供皇室成员游赏，生性喜好游乐的明武宗时常至此，王世贞《正德宫词》有云：“窄衫盘凤称身裁，玉靶雕弓月样开。红粉别依回鹘队，君王新自虎城来。”

        皇帝亦乐于观看虎与其他动物的搏斗。天顺时，某国贡马一匹，号称可以搏虎，英宗令置虎城中，虎果然不胜而死。（《尧山堂外纪》卷87）另有稗史载，宣德时有内监自西藏得一黑驴，“能一日千里、又能斗虎”，宣宗乃命自虎城取雌虎与斗，一蹄而毙，又斗雄虎，三蹄而毙（《虎苑》卷下）。其事虽不可尽信，但由此可见皇帝观虎的常用方式。

        除皇室成员外，大臣乃至一般士子都可前来观虎，在明人的文集、笔记中可以找到不少记载。万历末年，沈德符应考顺天乡试，暇时与戚友游西苑虎城，见有雌雄虎各二只，“昂首上视，如诉饥状”，好事者或以鸡、犬投喂，“鸡无知，初尚啄其目，虎一嘘气，羽毛尽堕；狗初投下，即已悸而僵，任其糜啜而已”（《万历野获编》卷24）。崇祯二年（1629）三月初四日，詹事府右庶子姚希孟散朝后与同僚至虎城。明思宗因财政短绌，对内廷养虎殊无好感，曾慨叹“民脂民膏，养此何用”，万历时每日投喂肉十余斤之定额，至此恐已削减无存，姚氏所见之虎“腹不得果，殊无咆哮之威”，即使同行者以鸡投喂，亦仅“稍逞其威”而已，姚氏不禁叹其“可怜”（《循沧集》卷2）。

        明朝内廷豢养禽兽数目之庞大，可谓绝无仅有。孝宗即位之初，虽有裁汰放生之令，但正是在弘治朝，内廷养畜规模达到顶峰，共有二万九千四百余只，且“各有职秩、有品科，如虎之将军、象之指挥”（《留青日札》卷31），随之而来的靡费问题困扰明中后期的每个皇帝，缩减养兽规模甚至成为皇帝宣示节俭的重要途径，如明世宗曾命将武宗所养释放大半。但养畜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纠葛，特别是牲口房的内监，对之多加阻挠，嘉靖七年，面对世宗减省开支的改革，内管监太监竟以“祖宗建制至今百余十年，非今日之设”为由，请世宗收回成命，“轸念旧制，庶不负祖宗成规”（《殊域周咨录》卷10）。直至明朝覆亡，此弊仍未得到真正解决，即使如明思宗一度决心杀虎，也限于重重阻力，终未能落实。

        

        相较于明朝在内廷养畜上的铺张，清朝则显得颇为节制，清初高士奇评述道“本朝不此是尚，但给饮啄而已”（《金鳌退食笔记》卷上），这不单纯是文人颂圣之语。清朝不仅在畜养的物种上较明朝大为减少，有效减省用度，而且建立了一套精密化的制度进行管理与约束。

        16世纪以后，随着帖木儿帝国的覆灭和察合台汗国的分裂，中亚传入的猎豹日渐减少。万历末沈德符游览西苑时，尚见有豢养猎豹数十只，但十余年后姚希孟再去时已不复见。清朝建立后，豹在宫苑中逐渐消失，京城内外的宫苑中很少豢养过猎豹或土豹，曾流行于元、明宫廷的豹猎更未被清朝皇帝继承。京郊虽有土豹出没，清朝不曾主动捕获畜养，如偶然捕获，则交虎城饲养，亦未如明朝之专设豹房。道光四年（1824）二月，宛平县民焦成与步军校舒德在卢沟桥西北王家村一带发现两只豹子，生擒其一，步军统领衙门接报后重赏二人；同年十一月，外委张锐又在戒台寺西下坡捕获活豹一只，均交虎城收养。

        不过，清朝皇室对精致的豹皮服饰的兴趣似乎远远大于对豹的兴趣。根据清朝的服饰制度，武职三品的冬季坐垫、二等以下侍卫礼服的端罩、卤簿校尉的冬冠都必须用豹皮制成，这些皮货主要来自内务府商人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唐努乌梁海、吉林亦有少数进贡，在京师的皮毛市场上，优质的黑豹皮售价可至每张15两，是一般豹皮价格的十倍。

        养虎的传统在清朝宫廷仍然延续，虎城由西华门内迁移到了京西北的畅春园内永宁寺以西。由于畅春园是更具私密性的皇家苑囿，官员很少有机会进入游观，虎城逐渐淡出外朝的视野。虎城由内务府管理，有长工三名、服役人一名负责养虎，平时即居住在虎城南墙外房舍。

        与明朝相同，清朝宫廷养虎的目的之一是为便于皇帝观看猛兽搏斗。据王士禛回忆，康熙中，圣祖曾驾临南苑，观虎象相斗，虎竟为象所毙，不过或许是由于内廷事关隐秘，类似的事情极少见于记载，更无在场者的直接叙述。

        养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升八旗士兵的勇气与斗志。骑射是满洲人立国的根基，清帝常常通过亲自射虎来表现勇武、号召八旗满洲效法。白晋已观察到圣祖喜欢狩猎老虎，还特别设立了虎枪营，在上三旗中选择精兵六百，围猎中刺虎多者有赏赐，而被虎所伤毙者亦照军营殉难、受伤之例赐恤。高宗曾于东巡、秋围时数度射虎，且命郎世宁绘制了《射虎图》，北京故宫尚藏有镌刻有御制《射虎行》的马鞭，当是高宗射猎时所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宣宗自盛京拜谒祖陵归来，驻跸南苑，特射虎一只“以示武也”（《佳梦轩丛著•括谈》卷下）。皇帝南苑凉鹰台检阅八旗营伍时，例有杀虎之典。先期自虎城取虎运至南苑，俟皇帝驾临，乃打开笼门，但虎因习惯于囚系，往往伏卧不出，随驾侍卫乃以火枪击之，并牵犬吠于笼侧，虎被激而跃出，在一旁待命的虎枪兵竞相驱逐，围而刺杀之。

        宫廷养虎的总数尚不可确知。虎城在其鼎盛时期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大虎两只、中等虎一只、幼虎两只，较之明朝，已大为减少。内务府还制定了严格的投喂规定，按虎的年龄、体型，分为大虎、半大虎、小虎及虎崽，每日喂肉5斤至2斤不等。所需肉食，最初是由内务府按每斤3分8厘折价，交该管苑副自行采买喂养，但后来考虑到“难免多领少喂之弊”，遂改为内部解决。内务府庆丰司养有大量牛、羊、鹿，以供祭祀或食用，其中倒毙者乃交虎城喂虎，如逢天热变质或不敷使用， 再于本归内廷匠役食用的“齿老残伤、喂养不肥”的羊只中取用。肉食每月一发，由该管苑副与六品苑丞、内务府郎中共同秤验认领，以杜冒滥之弊（《奏销档》310-024）。

        对内务府相关负责官员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老虎不会逃出。虎城虽有砖石围墙，并有铁幪防护，但老虎仍有逃遁之虞，特别是嘉庆以后，防护措施年久失修，隐患重重。嘉庆五年（1800）十月二十日，有一虎撞开铁门、跃至屋顶，内务府郎中七十（注：此为人名，满人有以数字命名的习惯，一般是出生时家中长辈的年龄）闻报立即率人包围虎城，将虎逼回，该管苑副玛木丕等人因失于防范被交部议处（《奏销档》满文203-001）。嘉庆二十五年（1820）五月二十六日夜，有一虎撞破铁幪及其上所挡的杉槁木排，内务府大臣次日前往查看，此次则不如二十年前之幸运，虽然出动大量人员，但老虎最终并未找回，苑副善荣被革职，郎中祝麟也因“原有统辖之责、未能预防”被交部议处（《奏销档》500-132）。

        除老虎之外，清朝宫苑中较为重要的动物还有猎犬。由于清朝不用豹猎，狩猎时主要的助手即是猎犬。清初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有狗房，作为内廷养狗之所，有屋十九间，后迁至东安门内长房。狗房性质较为特殊，其内部结构不载于官书。笔者推测应有两套平行的管理系统，其一是侍卫处及八旗，狗房以侍卫管理，其下有拜唐阿（baitangga，即执事人），均以大臣子弟充任；其二是内务府，有狗房首领太监两名（八品）、太监十名。档案中所见的“外狗房”和“内狗房”当即对应这两套系统，但其权责如何划分尚不清楚。犬只的喂养，内务府同样有详细规定，成年犬系“每日喂熟羊肠十两，半生老白米饭”，狗崽减半；内狗房之犬在内廷由太监喂养，外狗房之犬则交拜唐阿（满语，无品级职差人）领回各家，由庆丰司折价给予银两买肉喂养（《内务府奏案》05-0023-009）。

        内廷养犬的总数亦难以推测，仅知乾隆三年（1738）时外狗房有犬百余只。其来源主要是内地、外藩或外国的进贡。现藏台北故宫的郎世宁所绘《十骏犬图》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侧面，该图描绘了高宗最为钟爱的十条猎犬，并各自注明来源，其中3只来自漠南蒙古科尔沁部、1只来自准噶尔汗国、1只来自西藏，其余则由朝臣贡纳。在乾隆朝灭亡准噶尔汗国、平定回部以前，中亚犬种在京师相当名贵，内廷是否畜养不得而知，王士禛曾在慈仁寺集市中遇到贩卖波斯犬者，索价至五十金。至乾隆中后期，清朝逐渐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乾隆二十五年（1760），浩罕伯克额尔德尼进贡猎犬两只，巴达克山伯克苏勒坦沙亦贡犬若干只，从此帕米尔以西诸国亦成为乾隆朝内廷养犬的一个重要来源。

        皇帝本人是否会饲养宠物狗？由于文献缺失，这一问题无法完全解答。1667年，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名著《中国图说》出版，插图中有一幅“中国鞑靼帝国君主”画像，右下角还画上了皇帝的宠物狗。不过基歇尔本人并未来过中国，插图多是基于在华传教士的描述发挥而成，未必即是写实。

        现有的史料只能说明清世宗对此颇为热衷，甚至在万机之暇，仍要留心于狗衣、狗笼的制作。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二日，世宗命内监王太平向内务府造办处传旨：“给造化狗做纺丝软里虎套头一件，再给百福狗做纺丝软里麒麟套头一件。”造办处做好进呈后，世宗觉样式不佳，命在麒麟套头上添作眼睛、舌头，在虎套头上添作耳朵，三日后又追加旨意：“原先做的麒麟套头太小，亦甚硬，尔等再将棉花软衬套头做一份，要收小些，记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761页）三月初四日又命内监传谕作直径二尺二寸的圆狗笼一个，且要求四周要留下通气口。

        遗憾的是，没有材料说明世宗的宠物是何品种。清初澳门洋商中流行有“矮而小、毛若狮子”的所谓“番狗”（松狮？），雍正年间广东官员常常向宫廷进贡“洋狗”，那么这种“番狗”是否有可能被贡纳进京，成为世宗眷顾的宠物？希望档案文献与图像史料的进一步开掘可以为回答此问题提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