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梁启超逝世后，民国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编者按】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当时的报刊、杂志对这一新闻进行了报道，并刊发悼念文章。有人撰文为社会上对梁启超逝世反响颇为冷淡鸣不平，支持中医者借梁启超病逝之机抨击西医，国民党党报总编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梁启超在政治之污点，学术界人士对梁启超的评价则较为公允。

社会反响：国人态度之冷淡，祭拜者寥寥

        《谈薮：国人对于已死的梁任公之冷淡》，载《真光》1929 年第28卷第3期。

        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上海一班文人与梁任公有交情者，在静安寺设座祭梁任公，经登报多日，声称公祭，结果至者仅寥寥四十余人。是日哀挽联语数十副，为张东荪、张嘉森、黄炎培、蔡元培、沈恩孚、孙宝琦、夏敬观等手笔。内中造句，比戊戌于熙宁，以任公喻荆公者，比比皆是。而称其文章风格者亦不少。独精研佛史了解科学二事，无一人道及之。间有致赞其以雅颂陪风南者。而马相伯集香山句“文章卓犖生无敌，风骨英灵没有神”全场以此最为混成云。

        《悼梁任公先生》，张其昀撰，载《史学杂志（南京）》1929年第1卷第5期。

        梁任公先生晚年，尝自比于梨洲。黄梨洲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白头著述，喋喋不休。梁任公先生亦自称元气淋漓，不让后生，乃享寿未满六旬。其生平志业，多未成稿；棲依西山，想有遗恨。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先生遗体将于今日在北平香山卧佛寺之东坡安葬。余昔年游学金陵，尝侍先生，迫怀良师，不能无一言。梁先生在中国近世史上各方面之贡献，现代史家必有作详尽之研究者；本篇所述，仅余之杂感而已。

        ……

        《由梁任公的追悼会而联想到嚣俄（雨果）的葬仪》，苏雪林撰，载《生活（上海1925A）》1929年第4卷第25期。        梁任公先生在北平逝世后，上海也开了一个追悼会，我听见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君素景仰任公先生之为人，想拉他的朋友同去追悼，他的朋友是个国民党员，他的夫人，也是国民党员，虽然不是什么党国要人，总也算得是忠实分子，当下他夫人一听某君的话，便下板下脸，用严厉的口音对他说道：“梁启超是研究系的人，是腐化的分子，你若能担保我丈夫的名誉，不发生危险，便同他到追悼会！”某君一想这个关系太大，他实不敢以他人名誉为儿戏，便独自去了。

        任公先生虽然以置身政界的关系，不能令各方面都满意，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间接鼓吹，新思潮的输入，功绩确乎不少，最后数年对于学术的贡献尤为伟大，他个人的人格，也可以说得完全两字。盖棺定论，梁任公先生真可以算新中国的一个恩人，我们对于他都应当有相当的敬意。想不到参与他的追悼会，竟会发生名誉的问题！因梁任公先生的追悼会，忽然使我联想到嚣俄的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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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社会崇拜天才的光景，见了真教人血为之沸，泪为之流，人生果然能得到这样的光荣，牺牲生命也值得！他们天才的努力，大都由民众鼓励出来的。

        西洋天才对于民众贡献的报酬，是感激，是颂美，是社会上最高的地位：中国天才对于民众贡献的报酬，是攻击，是谬辱，是饥寒困苦。

        深厚的土壤，才栽培出郁郁千丈的翠柏苍松，薄瘠的地皮，只能生几茎野草罢了。忘恩负义的民族，决不能产出伟大的天才！

任公因何离世：中医责难西医

        《梁任公小便出血之西医误诊》，庄云卢撰，载《中医新刊》1929年第11期。

        上海《时事新报》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青光栏内载。仲君所作之梁任公小便出血之病源一则。如左：

        “梁任公小便出血，北平协和医院，三年前，认为病在肾，遂割去其一。而小便出血如故，体益衰弱，今年病愈加剧。仍入协和医院，再检验肾脏及其他部分，均不得其病源之所在，后经协和医学校一教授。名Belgund者，瑞典人，为欧洲有名之医学者，应该校一年之聘，来授讲义，非院医也，检验结果，遂断定病源在肺部之一种微菌（乃菌而非虫，绝非痨病结核）。出其所收集之医案，以示群医，得一九二五年，英国威士康逊省，有三人患此病，情形与任公一一相同，此菌乃人身所常有。向来医学界视为无足轻重，及身体衰弱，为患乃大，此三人在其结果，一痊一死，一至今未死亦未痊，曾以该三人之痰，注射于小动物之身上，无甚影响，此次该教授以任公之痰，注射于一小兔上，竖日即发热便血，第三日死矣，解剖之前，见兔之骨节，已为此菌所蚀，乃知任公于一月前，自觉左边一肋骨渐痛，病源乃在此菌，三年前之便血病源，亦在此菌也，现以碘酒能杀此菌，服之已有微效，然尚无把握，倘早断定，则治之较易云。”

        详此所载，西医之误点有三。其一，病在肾，即割去肾。断手截足，固是西医儿戏人身之惯技，然则病在心，亦将心割去乎，病在肺，亦将肺割去乎，昔者华佗，曾剜关公之臂，后遇曹操头疯，又欲剖脑，操大怒曰：“脑可剖耶，汝欲杀我耳，遂置陀于狱。寻死狱中，此非陀之误也。陀实欲杀操也，是三年前西医之割肾，梁任公独不悟耳，不然，任公被割后，何以病不少痊，而至今加剧，且今日瑞医断为不在肾，未知三年前施割肾手术之医生在否，其亦自知其为误否，其二，百病在菌，乃目前西医之自夸而骄人处，然瑞医既以任公之病在肺部微菌，与英国三人相同。何以英国三人之痰，注射于小动物，则一无影响，注射于兔，独能发便血症乎，此其理由，亦宜细为研究，况英国三人之病，在瑞医既自以为得其病源，然何以痊者只三之一，不痊者有三之二，其不足信也，不皎然明乎，见兔之骨，略有所蚀，便以为任公之肋痛，亦系微菌所蚀，然任公已三年，何以至今始被蚀哉，且菌系植物，非动物也，安能蚀骨哉。其三，用碘酒以求杀菌。碘酒之性猛烈，久病之脏腑，未知能胜任与否。恐菌未尽而人已死，任公其危乎殆哉。

        ……

        呜呼，梁任公亦一学者，无书不读，何独于关于性命最切要之医药，曾不少为留心，以致委身蛮医，生杀予夺，任其上下哉，虽然，岂独任公一人哉，吾知将后之名公钜卿，博学硕士，必多骈首接踵，断送于西医之手矣。痛哉痛哉，吾中医虽尽其良心，大声疾呼，其如彼之不悟何，其如彼之不悟何。

党报“盖棺定论”：误于主义信仰与军阀

        《悼梁启超》，陈德徵撰，载《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附刊》1929年第2卷第38期。

        据本报十月九日北平电：“梁启超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协和医院逝世，年五十六岁。”我们由这段消息，可引起无限感慨。在革命粗告完成的时候，从前一般从事民族运动和政治活动的人物，现在都相继逝世，时间不过三月，前有黎元洪，现在又有梁任公！

        我们现在执笔来评论梁任公时，诚所谓“盖棺定论”。我们觉得梁氏在从前一般人物中总算是有点成绩的人物。梁氏少年时活动颇有声色，晚节亦甚好，唯中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然而梁氏在中国学术史上已确有地位，在革命史上亦有相当注意的价值。梁氏在排满时代，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有势力之报纸，在中国政治思想上投下猛烈的发酵剂。同时亦得有相当的收获，这时任公虽持议与总理有异，然亦间接帮助总理做了不少的破坏工作。

        迨辛亥光复以后，梁氏回国，从事政治运动，在熊希龄组内阁时，一任司法总长，次年复改任币制局长；在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时，梁亦被任财政总长，这些，都是梁氏一生失节的污点。

        晚年复能悔过，努力于学术的研究，此系梁氏有自知之明，不幸竟以此终致不起！

        我们略举梁氏一生事实，以与过去一般人物相评衡，梁氏实为可以称许的人物——章太炎现在虽然健在，实有“老而”之叹，因此对于任公先生之死，我们不禁深致哀悼。

学界评价：开辟新史学之功不可没，著文启民智之绩不可辱

        学者如张荫麟、郑振铎、左舜生、缪凤林诸人皆著文悼念梁任公先生。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张荫麟撰，载《学衡》1929年第67期。

        在此文中，张荫麟将梁任公的学术活动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殁即以此损其天年，哀哉。

        《梁任公先生》，郑振铎撰，载《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2期。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就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确实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我对于梁任公先生逝世的一点感想》，左舜生撰，载《长风》 1929年4月3日第4期。

        康孙严王（康有为、孙中山、严复、王国维）各努力于政治与学术的一方面，所以他们只能各表现中国近代三十年来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体；梁任公则始终对于政治与学术是双管齐下的，且于政治则主唱君主立宪而并不反对共和，能助袁世凯统一中国而决不能容许袁世凯做皇帝；于学术则除对于史学始终维持他较浓厚的兴趣外，乃驰驾于各方面而茫无际涯，并且毫不愿以老辈自居，常常是和许多青年一伙儿竞走。所以他对政治主张的彻底似乎不及康孙，对于学术某方面的精湛似乎远不及严王，但整个儿代表这个时代的，却除梁任公外更找不出第二个！梁任公算是在这个中国政治与学术的过渡时代充分的尽了他的天职的一个人。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缪凤林撰，载《学衡》1929年第67期。

        然以当时民智之闭塞，士风之委靡，号称智识阶级者，下焉者日治帖括，上焉者鹜于训诂词章。而梁氏日以维新、变法、新民、少年、自强、救国之说大声疾呼。复以其间灌输世界智识、阐发先哲绪论。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之陈涉，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败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