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荣华：康有为的保皇会如何雇佣和培养刺客？

        【编者按】

        2014年年底，上海朵云轩拍卖行在秋季拍卖会“康同璧旧藏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专场”中公布了一批重要文献。其中包含康有为与康同壁、保皇会成员的大量往来信件，及美国、加拿大保皇会各类文件。这批文献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康有为1905年首次赴美的活动。

        康有为从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便流亡海外，辗转十余年，期间他依托保皇会进行保皇救国，推行君主立宪等政治活动。一直以来，康有为的海外活动并不为世人了解，而他依托保皇会所进行的暗杀活动、资助万木草堂子弟留学等，更是湮没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此次朵云轩披露的相关文献，揭开了他海外流亡活动的冰山一角。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约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张荣华教授，为读者呈现康有为的海外流亡生活及保皇会的各类政治活动。

上海朵云轩拍卖行“康同璧旧藏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专场”中公布的文献      

        澎湃新闻：从1898年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便流亡海外，16年间，康有为足迹涉及亚、欧、美三大洲。流亡期间，他都去了哪些国家，主要做了些什么？

        张荣华：康有为出游16年这个说法并不确实，只是他自己的说法：“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1898年9月底，康有为从上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出发前往日本，一直到1914年7月，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前后共17年。康有为流亡海外和重返故国，起点和终点都是在上海。

康有为

        他在海外这些年的具体行踪至今尚未理清。其中值得注意的，除了首尾两段时间在日本，主要就是在1904年离开印度，摆脱隐居生活以后的欧美之行，即从1904年6月到1908年底。这段时间在欧美，康有为游历了像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瑞士、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这些国家。其中有些欧洲国家实际上是反复出入。比如他对法国、英国、德国，自称是分别去过七、八、九次。1908年底开始他居住在南洋新加坡。

        除了游历以外，康有为在海外流亡的这些年里，主要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开创保皇会的事业。

康有为海外流亡地图

        澎湃新闻：提到保皇会，我们知道，这是1899年康有为以勤王为名，在加拿大成立的。这一组织，无疑是康有为开展海外政治活动的基石。保皇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主要的活动又是什么？

        张荣华：保皇会的名字表述不一。最早被称作保商会，后来康有为听从加拿大一个华侨的建议，保商不如保皇，就改名保皇会。又称中华帝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还称作保救大清皇帝公司。1906年以后，保皇会先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及帝国统一党。短期也曾用过国民党的称呼。保皇会虽然是1899年7月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成立的，但它的性质可以看作是戊戌维新变法期间保国会的延续和扩展。

        保皇会的宗旨就是三合一，忠君、爱国、保种。或者可以换另一种表述，保种、保国、保工商。成立保皇会的直接原因是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向英国、日本等列强求救，请他们出面干预，受到冷遇，不得已将目光投向海外华侨。于是开始转向借助华侨的力量自立勤王。所以他在海外建立保皇会，目标很明确，就是吸收华侨当中的两类人：侨商和会党。

        定义这个团体并不容易。过去简单把它定义为改良派的政治团体，这并不可取。现在说它是一个华侨社团组织，或者时髦的说法，说是国际化特征的松散的海外流亡团体组织，实际上也是隔靴搔痒。过去梁启超说它是“俨然一政府之雏形”，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就直接定义为“中国未有之大政党”。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更切合康有为心中的预期。因为康有为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影子政府”来经营，为他以后回国执政提供实践经验。

        保皇会的活动涉及众多领域。政治上，在保皇名义下推行虚君共和制和宪政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党国政治的途径。经济上，借鉴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念、模式和经验，在华侨当中招股集资，从事投资、开办实业等工商业活动。文化教育上，支持华侨教育，推行留学规划，并广泛刊行各种报纸杂志，深化宣传的喉舌作用。武备上，保皇会在美国开办各类干城学校，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另外还专项资助从事暗杀活动的敢死队和刺客。

        保皇会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齐头并进，战线拉得很广。但它内部组织却很松散。虽然它名义上有总会、分会、支会，但彼此并无级属关系 。康有为主要依靠个人魅力来掌控这个机构。在保皇会内部，康有为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奇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保皇会事业的发展与侨民会员对他的崇敬程度是成正比的。一旦康有为的人格受到质疑，保皇会的事业就会停止，甚至倒退。

        总而言之，保皇会的各项活动，可以说是被迫中断的戊戌维新事业在海外的延续和拓展。它的活动性质是变法维新事业的延续，所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史不应该忽略保皇会谱写的现代化历程的海外篇章。当然要深入研究保皇会并非易事。它有点类似于敦煌学，文献资料分散在世界各个地区，属于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也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才能深入探讨。

保救大清皇帝会加拿大成员一览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保皇会有专项资助暗杀活动。此次在朵云轩公布的材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正是康有为密谋刺杀孙中山的信札。事实上，这并非康有为第一次密谋刺杀。康有为计划刺杀过哪些政治对手？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张荣华：孙、康关系的研究历来引人注目。二人虽在1899年后结怨甚深，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孙中山而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戊戌政变后，清廷全力追捕缉拿康梁，反而减轻了对革命党人的压力，从而使革命党人获得更多活动空间。所以间接地要感谢康梁为他承担的风险。而康有为认为孙中山和荣禄一样，要派刺客刺杀他。比如他在印度的时候就认为，日本人宫崎寅藏就是孙中山派去刺杀他的。但对于刺杀孙，康有为更多只是说说而已。他在布置刺杀任务的时候，只是荣禄的方面布置得多一点，从没有去布置刺杀孙中山。在这次朵云轩公布的给他女儿的信之前，从没听康有为提及。之前南长街梁氏档案里面保存的康有为给梁启勋的信里面 ，康有为也曾痛骂孙中山，但未提起要刺杀孙。

        这次密谋刺杀的由头主要是1905年下半年，梁启超写信告诉康有为，孙中山要派留日学生进京刺杀光绪皇帝。这使康有为大受刺激。因为他期待有朝一日回国执政，而回国执政的前提是光绪亲政。如果光绪被孙中山刺死，就等于击碎了康有为的回国执政梦。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所以这个消息令康有为非常震怒，才出现信中让他女儿要陈岳崧出面行刺。后来大概觉得梁启超的消息不靠谱，也就不了了之。

康有为刺杀孙中山计划相关书信

        保皇会确有雇佣刺客的具体规划和专项预算。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养侠”、“办事”。办事在康心里有特指的含义，就是办暗杀的事。这方面的活动，因为隐秘性比较强，康有为在给亲信子弟的私信里面也不愿多说，讳莫如深。

        因为按他的说法，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办事贵阴”。所以他引用孙子兵法说：“难知如阴，不动如山。所以沉深静密者，乃能办事。”在保皇会内部，康有为手下的两大副会长，管辖的具体职责就是梁启超是负责阳的谈道的一面，徐勤是负责阴的一面，管办事。现在有关刺杀的信息，只在康有为跟徐勤的信里面有所披露。徐勤给康有为的信里面就更直白地讲，荆、聂之事他认为是中国第一要事 。这和康有为的认识比较相同。梁启超虽然不管刺杀这一面，但他通过写文章，鼓吹刺杀之道。典型就是1905年发表的《中国武士道》。《中国武士道》里面鼓吹荆轲、聂政之事 ，代表了中国悠久的暴力文化传统。

        保皇会筹划刺杀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跟荣禄。其他还有张之洞、李莲英、李鸿章、刘学询、董福祥这些人。像梁铁君因为谋刺慈禧而被杀，以及在日本枪杀刘学询，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而刺杀董福祥，了解这件事的几乎没有人。一般认为董福祥是病死的。实际上按照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信，回答梁启超怀疑养刺客投钱过多，成效甚微时就提到，你梁启超不管这方面的事，我有另外的人布置下去。董福祥就是一个显明的成果。

        根据最新的研究，在康有为的兄长康有仪1904年秋给梁鼎芬的告密信中的叙述，保皇会在北京、上海、陕西一带布置刺客的规模相当惊人。仅仅派驻上海的刺客就有110人。在北京，开店铺的、开茶馆的那些两广的人士，十有八九是康有为布置的刺客。或许康有仪出于邀功的目的，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这潭水水深难测却是事实。

        除了重金雇用像陈士廉、梁元理这样的豪杰之士，康有为还有计划地培养刺客。如康有为在和美国保皇会负责人谭良的来往信中，就经常谈起如何“养五十”。有研究认为这是养五十名刺客，实际上是误解。“五十”是指留美的女学生薛锦琴，是代用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针对慈禧太后偏爱女留学生这个特点，康有为有意识地让保皇会出资，让薛锦琴到美国去留学，待毕业后回国，伺机行刺慈禧。她在美国就住在谭良家里，一切生活起居都由谭良来供养。但按照谭家人的观察，薛锦琴压根就没想准备刺杀慈禧，她只是想沾光，由保皇会全额资助到美国留学。她还动员好友雷洁琼，跟她一起骗保皇会的钱，但雷洁琼没有去。可见保皇会在培养刺客方面，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钱投进去之后，人家就不干事了。

“五十”是指留美的女学生薛锦琴，是代用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

        康有为过于看重暗杀的作用和意义，后来自己反受其殃。康有为在欧洲游历之后，最后相中瑞典，准备在回国无望的情况下，定居在瑞典终老。他在那边买好地皮后，却在1908年8月份匆匆出逃。这是因为，他和他贴身的亲信随从兼保镖林兆生闹翻了。林兆生不仅在海外广泛传播谣言，污蔑康有为各种各样的丑事，还联络瑞典黑手党、烧炭党，暗杀康有为。康有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逃离瑞典，而且从此以后再未回到瑞典 。康诗集中那首奇怪的长诗《不敢再来行》背景即在此。

位于瑞典的康有为岛

        澎湃新闻：通过康有为这起暗杀孙中山的计划，我们看到保皇会与革命党在海外的彼此争斗。今人大多对两派思想上的攻讦有所了解，但其背后往往也有实利上的冲突。保皇会与革命党同时立足海外，都希望得到华侨的支持。当时两派在争夺华侨的支持方面有怎样的冲突呢？

        张荣华：保皇会主要吸收两类会员：侨商、会党。海外华侨的上层富裕阶层，也就是侨商，大多较容易接受康有为灌输的君主立宪观念，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支持保皇。因为他们自己也想通过花钱捐官，有朝一日光宗耀祖，回家乡谋个一官半职。而康有为把保皇跟救国等同起来，将对宗族、对地缘的认同，上升为对朝廷祖国的认同。在经济上通过招股的形式，由康有为做出口头许诺，以后加倍返还。把政治信仰和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就很容易吸收那些侨商。康有为的保皇会在北美吸收的侨商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相对来讲，革命党是迟到者，在争取侨商方面完全落于下风。但革命党人在普通底层的华侨中认同感比较强。最突出的是对华侨的会党组织的争取。中国古代秘密结社，到了海外以后变成了会党，像三合堂、致公堂等。不同的会党，统称为洪门。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里面专门讲到美国当地华侨的会党组织，声势非常之大。北美的华侨当中，据说十有八九都是洪门中人。

        孙中山与康有为对于洪门的拉拢态度实际上是一样的。康有为在1899年，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洪门的支持。孙中山到了美洲后，也如法炮制，在华侨当中广泛宣传。孙的策略是他们是新革命党，而洪门的前身，明末清初的秘密结社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老革命党。老革命党人和他的新革命党人应该是一家人。这实际上就破解了康有为的宣传伎俩。康有为的伎俩是把救国与保皇联系起来，而孙中山是从历史上说老革命党和新革命党是一家。

        后来，因为保皇会在经济上的困难，当初对华侨予以丰厚回报的口头承诺没有兑现，使得华侨倒向孙中山革命党一边。当然这也有种分化的现象。洪门内部本身就分化为两派，并不像现在研究所说的，1905、1906年以后基本上倒向革命党。实际上始终赞同康有为理念宗旨的，在华侨之中大有人在。这个情况在南洋也是这样。像丘菽园也是这样。丘菽园一开始对康有为的资助非常多，后来他和康有为反目成仇，就资助孙中山的事业。但他和康有为的个人私交一直很好 。

美国华侨的会党组织势力强大，图为1939年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后排右立者）参加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典礼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薛锦琴是由保皇会全额资助留学的。其实流亡期间，康有为从保皇会的经费中专门拿出一部分用以资助万木草堂子弟留学读书，包括梁启勋、麦鼎华、徐良等人。康有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措？

        张荣华：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一直相信有回国执政的一天。所以怎样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备将来执政的需要，也就成为康有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他从1900年起就零星地派遣万木草堂弟子亲信留学海外。而形成长期的保皇会资助的留学规划，大概是在1905年底。这一年，他正式定下第一批大概40个人到欧洲、美国、日本留学，接受专业的、先进的知识教育。所以他在年底发函要求横滨、上海、香港各地的保皇会，推举候选人的名单，由他来斟酌确定。而在他本人预先确定的资助留学对象中，包括梁启勋、麦鼎华、徐良、罗昌、王家驹、林铎、周国贤等，几乎是清一色的亲信子弟。像徐良是徐勤的儿子，王家驹就是王觉任的儿子，罗昌这时正在和他女儿闹姐弟恋，周国贤是他的贴身亲信、英文翻译。这也反映了康有为鲜明的用人唯亲、唯旧的理念。他最相信的还是保皇会当中万木草堂的学生。

        康有为要求保皇会每年拨付三万元作为资助留学的专款，具体由洛杉矶保皇会的会长谭良来负责。谭良为确保留学的费用资金不断源，便建议开酒店，将经营所得专门用来资助留学。在他的建议下，康有为1906年在芝加哥开办了琼彩楼酒店。康有为评价它是“兴学育才之举”。后来因为财务运转不畅，及保皇会内讧，很快资助留学对象缩减为每年不超过十个人。1909年后，保皇会的财政滞胀严重，康有为也退缩到南洋，来往信中已经不再提及资助留学的事情。

        保皇会资助的学生虽然人数少，但是在民国的政法界、文教界、科教界都留下了活跃的身影。比如他的女婿罗昌，回国以后在北大英语系和徐志摩、温源宁齐名。现在有关中国近代留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应该补上万木草堂留学史这一章。

康有为从1900年起派万木草堂弟子亲信留学海外，中国近代留学史应补上“万木草堂留学史”

        澎湃新闻：钱穆曾说：“南海早年, 实为欧洲文明之讴歌崇拜者, 其转而为批评鄙薄, 则实由其亲游欧土始。”您怎么看待钱穆的评价？ 

        张荣华：钱穆的这篇长文（《读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是借康有为的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为此还不惜曲解康有为的原意。

        比如，其中摘录最长的是德国游记中的《莱茵观垒记》。钱穆引述的段落原意是讲欧洲列国分治自立，彼此之间战争不断，流血不止，使得遗留至今的古堡、战场的遗址触目皆是。相反中国几千年长治久安，民众免于流血冲突，所以今天在中国可以凭吊的古战场遗迹寥寥无几。

        但康有为这段话的结论是祸福相倚、得失相照。他认为欧洲因为常年战争竞争，直接后果就是今天在政治上超越了中国。这才是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其重心所在。而钱穆抹去了这段重要的结论，反从文章其他地方摘录了几句，拼接在下面，感慨中国人因为一统格局而免于战祸，对欧洲人因小国寡民的政治而饱受劫难表示同情和哀伤之情。

        钱穆接着认为康有为是要证明欧洲的政治破碎黑暗，民生憔悴。这就和康有为的结论完全不同。如果只读钱穆这篇文章，而不去对照康有为原稿的话，就不会察觉钱穆的这个嫁接术。如此断章引述，完全曲解了康有为的原意。

        这其实也是钱穆蔑视康有为的另一种表达法。钱玄同曾在日记里说：“钱宾四最讨厌康有为，故所作康有为学术述评，对康氏说的是一无是处。”这是我们今天拜读钱穆相关论述所要了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