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贝格非洲业务负责人：投资非洲航空业，潜力比铁路更大

        过去12年间，中非贸易翻了25倍，2009年，中国一跃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至2009年，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在短短五年间增长了超过300%，投资区域遍布非洲大地的83%，高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平均覆盖率的71%。

        2014年上半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非期间提出，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将向1000亿美元迈进。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在新年伊始之际将首访之行对准了非洲，这片曾被经济学人誉为“没有希望的大陆”已然间默默成长为一颗冉冉之星。

        究竟这片土地对中国企业来说有哪些投资价值，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如何更好地走出国门走进非洲？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专访了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执行总监、非洲业务负责人王宇，他曾为诸多中国企业、中国政府机构、非洲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在非洲投资转向非矿业

        澎湃新闻：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动“走出去”，主要内容以基建为主。现在还是这样吗？

        王宇：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还是以工程承包、项目援建为主，近几年才出现逐渐向投资模式的转移。

        当前的投资方向主要以油气、矿业为主，但近期也开始出现向非矿业的基础设施如水泥、电力的转移趋势。投资方式也更加多元，从BOO(建设-拥有-经营Build-Own-Operate)、BOT（扩展-运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到PPP(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澎湃新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企业投资方向从油气、矿业向水泥、电力的转移？在时间节点上有什么特殊性？

        王宇：大致2000年开始，中国企业开始投资矿产外的资源，最大原因是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

        此外，从传统因素上讲，非洲国家和当地企业的自主资金有限，希望中国企业带入设备和技术，并非以招投标形式进行纯粹的采购。

        而2000年后，开始出现中国企业自己当股东，消化设备的现象。这一趋势在今年年初愈发明显。一些国内著名电力制造企业在去年年初还将自身定位于“设备生产型”的企业，希望有人采购设备，而在今年年初便迅速成立了相应的投资公司。这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澎湃新闻：这种改变趋势与非洲的相关政策有何关系？

        王宇：非洲投资政策一直变化不大，只是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友好、透明，而中国企业也逐渐认可了这一投资环境。

        2010年，我向很多国有企业、工程承包企业都谈到，未来的投资将从简单的设备生产商，变为设备承包商，再变成设备投资商。经过四年的发展，很多企业开始认可这一理念，中国企业也越来越成熟，开始从简单的包工头，变成了愿意做投资判断的人。

非洲铁路投资的经济回报不如航空

        澎湃新闻：中国企业目前在非洲的基建投资前景怎样？

        王宇：基建的投资前景很广泛。第一、目前比较成型的是电力系统。从风险评估、投资评估、收益评估上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也是中国企业的强项。电力行业也将是未来投资的主要趋势。

        第二、收费公路。这个的情况较为复杂，也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PPP合作模式为中非双方逐渐熟悉，将成为未来企业合作的主体模式，并延伸到港口、机场建设领域。但目前的中国企业在资金操作和法律上对PPP也不够了解，需要了解商务谈判、懂得当地风俗习惯，又具备良好语言交流能力的人，这种突破很难。

        澎湃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在非洲访问时提出建设“三大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区域航空网络。传统上，中国也有“要致富，先修路”的历史传统，你认为哪些国家会成为这一战略发展的优先选择？

        王宇：“要致富，先修路”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认为公路是很好的决策，但铁路要分国别而言。

        首先，人流量和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大型材料调配很符合中国国情，但非洲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口集中于几大城市，但在铁路沿途分布很多中型城市，一条铁路的建设可以带动许多周边城市的发展。

        非洲的特点与中国不同，城镇与城镇间多为河谷、森林、大山，沿途居民点不多，从经济效益上来说，修铁路，得不偿失，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环境。

        另一个方面，在非洲，只有当铁路形成跨国网络后才能发挥相应效应。但非洲的都是小国家，国与国间洽谈铁路建设难度太大。

        客运铁路实际算政府的公益项目，除非当地国家具有矿产资源，比如莫桑比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焦煤矿，需要运输出去，加蓬的铁矿也无法运出，在这种特殊项目下，配套的铁路建设才会起到相应效果。

        总体来说，铁路属于公益性项目，很难赚钱。非洲并没有几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城市，建设高铁可能有亏本风险。

        航空网络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常适合非洲的发展。投资成本低廉，维护相对简单，是非洲最具前景，投资回报最优的运输工具，但中国航空业在这一领域还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短期项目

        澎湃新闻：据你观察，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企业，自主性如何？

        王宇：严格来说，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确是国家的走出去，而非企业的走出去，如今企业愿意用自有资金承担一定风险，这才是真正的企业行为。

        为什么说曾经是一种国家行为呢？非洲国家从中国、世界银行、亚行获取低息贷款。在这一框架是，这些国家用了中国贷款，就需要用中国设备，而做什么项目由这些国家自行决定，中国企业只负责提供设备。因此，从大的层面上说，这些企业是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企业走出去。但现在，中国企业开始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

        澎湃新闻：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谁竞争力更强？在项目选择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何差别？

        王宇：总的来说，同外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资金雄厚，但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弊端也很明显。首先，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不愿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如果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10%，风险为几乎为零；另一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30%，但有一定的风险，国企会选择前者。其次，国企的领导任期制导致投资选择存在问题。因为有的项目虽然投资收益高，但是投资时间长，无法在一个任期内完成。第三，国企的决策比较慢。

        因此，即便是好项目，国有企业投的也未必是最具有潜力的项目。最好的项目往往被欧美国家率先抢走。

        民营企业决策虽然快，但除了诸如华为等少数优秀的民营企业外，一般民营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其次，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高。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开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多靠自有资金，融资渠道成本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多选择短平快的短期项目，以至于涉及面非常有限，无法触及最好的项目。

        例如，非洲的水泥需求非常大。标准的水泥厂从建设到收回成本大约要3年，投资回报率的确很高，可是回报周期很长。此时，民营企业常常会选择上在中国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设备，使用9个月收回投资，再运转9个月盈利。这种短期打游击的心态，导致企业的竞争力永远无法提高。

        而国有企业的体制、决策以及考核制度，根本不会进入这种短期项目，竞争力无从谈起。

        澎湃新闻：中国企业这种短平快的择标方式，是否给当地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问题？

        王宇：总体来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得较好。但中国国企通常是在硬件上做很多功课，例如新建学校、垃圾处理站。而西方企业通过系统性地操作，例如社区建设和公益活动，由此塑造的企业形象，虽然花钱不多，但在当地民众的心里往往起到了更好的结果。

        目前，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上做得不好，甚至起到了反面效果。很多民企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非洲法律制度不健全，将许多行贿受贿的不好行为带到了非洲。另外，用工也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尚不健全

        澎湃新闻：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如何维护战乱地区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与安全？

        王宇：首先，风险防范机制非常重要，无论国家、企业都需要这样的机制。其次，在投资前，就应该对这样的风险有所判断。最后，在风险发生时，要依靠机制避免进一步恶化。

        我曾经在一家美资石油公司工作，这家企业在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在内的100多个国家都设有办事处。这家公司拥有一套完整的避险机制，两伊战争期时，我们能在战争发生的12小时前完成最后作业，随后撤出。

        “9·11”时，我负责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撤离总指挥，而在撤离前，总部便会通知接下来可能接到的各种警报，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甚至还做了演习。但目前中国还未有这种机制。

        作为咨询公司，我们通常不建议企业在5-10年中可能出现风险的地区进行投资。

南部非洲投资环境更透明

        澎湃新闻：你认为非洲最具投资潜力的区域在哪？

        王宇：毫无疑问是南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政局相对稳定，这些区域也有较多的自然资源，例如莫桑比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焦煤矿、天然气储量已位居世界前十。此外，这些地区的人口多，较为年轻，南部非洲国家间的关系也很好，形成了南部非洲共同体，非常利于跨国间的投资。

        澎湃新闻：近些年来南部非洲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例如，作为石油天然气的重要输出国，莫桑比克引进了竞争法；南非、博茨瓦纳、赞比亚也出台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你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王宇：这些变化，反过来说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暗箱操作的减少。例如，这次莫桑比克石油第六轮的招标过程，在经过议会审批后，招标法的法律文本便不再发生改变，随后，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在伦敦向全球企业发布招标，一视同仁。

        澎湃新闻：投资环境的透明性度增加，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王宇：机制、决策问题主要导致了中国企业难以积累竞争力，但在公平透明的情况下，反而更有利于中国企业的提高。

        这种公开招标，有时会更利于中国企业。对产能过剩的企业来说，中国的设备、人工、服务都很便宜。一个西方的海外工程师，月工资要4~6千美元，而中国的即便1.5万人民币的月薪也会吸引很多人参与。通过这种公开竞争，中国可以发挥设备优势、劳工成本优势、以及融资优势。另外，公开招标的透明性也有利于我们对公开风险的判断。

        澎湃新闻：非洲的人口红利将带动未来哪些行业的发展？

        王宇：非洲的年轻劳动力占比很高，尤其通过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可以通过这种便捷渠道了解世界，包括中国的微信也已成为了“全球通”。

        一旦这些人口的消费能力得到释放，对快消品、现代城市服务业、金融行业都有非常大的促进。过去的四五年中，南部非洲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成倍增长，如同中国90年代末的欣欣向荣。目前，美国几大著名的风投公司都已在南部非洲设立了办事处，着眼于快消行业的调研。这种情况曾在2002年前后出现在中国，风投公司通过私募渠道入驻中国快消领域，目前，对人口红利具备敏感嗅觉的资本市场已经流入非洲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