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连线》前主编：我们正处于媒体最被上天庇佑的时刻

        技术媒体第一次强势进入人们的生活，是在1993年，《连线》诞生。《连线》创造了一种新的科技文化、新的叙事方式，它的读者，是“爱思考的计算机使用者”，“正在参与信息技术全球革命的人”。

        技术媒体最近一次进入人们的生活，是无人机。2015年的CES上，它光彩夺目，它提供了另一种讲故事的可能——来自天空的全景视角，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自拍视角。

        技术媒体是一种用故事连接科技与人的方式。在这个需要故事的时代，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做的事，有点像“说故事的人”。他写了《长尾理论》《免费》《创客》，用故事讲述创意和想法。他也用科技讲互联网时代的故事：做过十二年主编的《连线》，在他看来不是科技人文杂志，而是传递硅谷最新、最棒创意的工具；正在做的无人机，在他看来是会飞的摄像机，因为越来越擅长用影像、视频讲故事的人们，需要新的视角讲故事。

        我之所以选择无人机项目，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人人都在讲述故事的时代，是影像、视频，是自拍的黄金时代。今天人们有很棒的相机、摄像机，有越来越好的视频编辑和分享工具，越来越擅长拍照、拍视频，越来越擅长讲自己的故事，简直像好莱坞一样能干。人们因此意识到，需要新视野和新视角才能讲更好的故事，讲超越眼睛所能看到的视角的故事。运动领域最早用这些视角，通过鱼眼镜头、水下镜头等设施进行拍摄冒险。可相比更贴近身体视角的自拍，电影导演那样的航拍视角无疑更有吸引力。但普通人不能像导演那样飞，能够飞的摄像机（其实不是无人机）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创意工具，应运而生。

        从生产商的角度来说，无人机充满商机。生活中到处都有摄像机，口袋里有手机，街上有摄像头，然而天上没有，天空是空的。这个世界已然数据化，天上却没有数据化。公司意识到，这是伟大的数据工具，是从天空去描述我们的世界的机会。当然，无人机只是开始，迈出了从军用到民用的第一步而已，明天人们可能会想到更好的办法。

        澎湃新闻：您有发现比无人机更好的产品么？

        安德森：当然没有。这是一个我等了好多年的创意，它太震撼人心了，所以我得自己开公司去实现它。在《连线》的十二年，看到了那么多创意和机会，我没有发现比无人机更棒的。这是自手机问世以来我看到的最好的科技领域的机会。

        澎湃新闻：据我所知，无人机的隐私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您怎么看无人机带来的隐私挑战？我们对隐私的定义会因此被改写吗？

        安德森：每个国家的隐私政策都不同。欧洲有隐私法，适用于整个欧洲；美国各州有不同的规则，取决于隐私的合理限度。比如，无人机飞行高度不得超过四百英尺，不得在机场飞行。

        我认为人们对所谓隐私的定义一直在变化。新科技不断给生活带来新的挑战，不断改变隐私的定义和边界，无人机只是最新一个。譬如开始时，我们对手机拍照也没有敏感。现在街上可能有人用手机拍你的背影，卫星一直在天上拍摄我们，上网时别人可以看你的邮件，可以跟踪你的上网记录。以后的变化会更多，或许街上的摄像头会更多，或许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再是四百英尺。

        再举个例子，我不介意微信之类的应用获取我的信息，因为我可以因此得到更好的服务，这是隐私的对价。每一代人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做出自己对新事物边界的定义。        

        澎湃新闻：您很乐观。

        安德森：不是说乐观，而是习以为常。人们总是对新科技感到恐慌。        

        澎湃新闻：您在新著《创客》中将开源硬件的崛起定义为“新工业革命”，为什么说“硬件转向”是未来的科技趋势？

        安德森：这是硬件的黄金时代。软件便于开发，甚至只需要一个手机就可以编程；硬件却一度很难生产，需要大机器、特殊技能等硬性条件。现在，有了3D打印、云存储等新技术，甚至只需要点击屏幕，就可以用比从前方便得多的方式生产硬件。随着生产硬件的工具变得便宜，生产技术变得普及，成本和门槛变低，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更多的创新。        

        澎湃新闻：那么将来硬件会免费吗？

        安德森：硬件一直有成本。我们知道，比特和原子是两种东西，比特免费，原子不免费。你说手机是硬件还是软件？我想答案应该既是硬件，又是软件。譬如你放桌上的这部手机，为什么你选择谷歌而不是其他？其实手机都一样，但软件不同，大部分软件和网络服务都免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原子带来钱，但价值来自比特，数据是免费的。现在价值上千的手机花两百块就可以买到，换个角度说，硬件不会免费，但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像软件。        

        澎湃新闻：从“长尾”“免费”到“创客”，您提出了一系列互联网消费时代的标志性见解。您是如何分析科技趋势的？

        安德森：其实我从来没什么新想法，每次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想法，只是当时的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新想法。或者说，我做的只是将创意、事例、必要性、数据计算和技术组合。突然有一天，机会都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后面二十年会带来什么。拿无人机来说，2003年是硬件可能的时间，2007年是可以开始的时间，2012年是筹资的时间。今天有创新力的硬件公司全部都是在2007年起步的。虽然还不明确是什么变化，但你能意识到，变化正在发生，做硬件开始变得有趣，时机突然就成熟了，这些事情仿佛都是为了硬件组合到一起的。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信息和产品的组合，没人可以只靠自己。

        我觉得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关于时机。我的起点是科学，我是个糟糕的物理学家，但互联网第一次联通来自物理实验室，浏览器也是诞生于物理实验室，我意识到应该放弃物理学而投身互联网。接下来，在《经济学人》的时机也很好，被派为驻外记者时我选择来了中国大陆和香港，1997年来，2000年离开，赶上了中国崛起的很多重要时刻。每次碰巧都在正确的时间。        

        澎湃新闻：您觉得未来十年，倒下专业藩篱的领域会是？

        安德森：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很久。我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六岁，最大的十七岁。大儿子要去上学了，他想学技术，但不确定具体学什么，想听听我的意见，以后什么专业会有前景。我可以建议他热门的专业，诸如计算机、电子工程，也可以建议他更挑战的专业，诸如生物科学。但我认为，统计今后会是整个产业运转的基础。生物关乎数据，市场和媒体关乎数据，当然，电子商务、环境等领域都关乎数据。看上去这不是一个性感的职业，但这个专业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像神一样。大数据时代其实刚刚开始，数据的电子化，恐怕要一百年，你没有语言怎么处理数据？我们在做的无人机每小时可以得到1T的数据，手表、手机在搜集数据，可穿戴设备也在搜集血压等数据，但这么多数据带来的机会怎么用？不知道。        

        澎湃新闻：除了提出概念，您还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怎样才能讲好故事？有人说您“开篇和结尾令人印象深刻但中间论述乏善可陈”，对此您怎么看？

        安德森：从挑战开始，然后危机，然后解决问题，回到常态，这是经典的“故事”；有趣的人，有趣的挑战，人物在其中挣扎，然后找到答案，这是“讲述”意义上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想法很多时候只是冲动，把想法变成故事很难，所以人们更习惯看别人的故事，从别人的发现中通向想法。好处是听来的故事方便传播、容易理解，不好的地方是，别人的故事总是有些假。这是对价。故事形式的讲述令人印象深刻，理念形式的故事不好理解但准确。我其实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比起这个时代那些伟大的讲故事者。但我知道，不论写书、讲演，还是对话，每次你试图展示想法，都应该试着讲故事，要有讲故事的意识，讲故事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澎湃新闻：除了内容，《连线》还是很多人心目中排版最棒的杂志。你们是怎么操作选题尤其封面选题的？

        安德森：我加入《连线》有两个原因，之一是它曾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1993年我还在物理界寻找方向时，那个叫《连线》的杂志很迷人，它一直在讲互联网将怎样改变世界。此前我一直以为我在实验室里做的事情只是和科学有关，但《连线》告诉我，它能做的比我想的伟大得多。我因此意识到有机会可以离开科学界，进入互联网界。

        大约十年后，当我有了担任《连线》主编的机会，我接受了，因为喜欢，因为我觉得互联网会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故事，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和别人的生活。

        我从来对媒体、对做杂志主编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观念、创意、怎么改变人们的想法。这也是《连线》的理念。它不是新闻，而是想法，或者说，是创意的工具和容器。硅谷最棒的想法都从这里流出去。

        《连线》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呈现方式，设计的、摄影的、视频的、讲故事的、信息图等等，通过打包将观念释放到世界，产生影响。杂志每年有十二期，你得琢磨，今年十二个最大的创意是什么，怎么有力地讲出这些想法，怎么找到最棒的摄影师和写作的人，怎么进入核心信息的内部。在《连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谈任何想法，讲任何故事，以任何形式，只要拿起电话就好。就是这样，那里是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想法的地方，是个很棒、很不一样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可能成为《连线》的话题，科学、发展、政治、爱、死亡，所有话题都有技术的维度，我们有取之不竭的资源。作为主编，我的工作只是选择做哪个故事。

        我这么做了十二年，这是很长的时间了，最后，爱上了其中的一个想法，无人机，我意识到得走得更远。通常，我爱上某个想法会写一本书，《免费》《长尾》《创客》都是这么来的，但这回，讲故事不够了，我得做了。        

        澎湃新闻：您任内开发的电子版《连线》是新媒体传奇。您更喜欢或者说看好纸质杂志还是电子杂志？纸书和电子书呢？

        安德森：当然喜欢电子版。因为我经常出差，所以在iPad上读所有杂志。可以给你看看，我这里有好多杂志。

        我的小孩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有了电子书，我读的比从前多，读书也比从前方便。我还会参加每月一次的读书会，读书是一个很棒的朋友见面的理由。至于阅读形式，我没有Kindle，有它的App，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读书的工具而已。但它还是黑白屏，这蛮奇怪的。不过，这是让书变得更容易得到的第一步，需要迈出这一步再继续往前走。我认为阅读无关形式，关乎内容和故事。书是终极形式，没有比书更好的办法，能把想法这么清晰地，从一个脑袋传到另一个脑袋。只要书写世界和我们在一起，书就会和我们在一起。

        澎湃新闻：去年12月《连线》的特约主编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他为读者呈现了一期很酷的《连线》，如果你还在做《连线》的主编，会请谁做特约主编？您觉得《连线》以后会怎样发展？

        安德森：当然是诺兰，不会有其他选择。诺兰很棒，我看过三遍《失忆》，《致命魔术》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连线》曾经请詹姆斯•卡梅隆、J.J. Abrams等导演做过特约主编，请诺兰的想法很棒，我很为司考特（Scott Dadich，是《连线》现任主编）骄傲。我做主编时司考特是设计总监，他是个设计师，而我是个极客。我觉得现在的方向，诸如加强用户体验、变得更好看等，是这个杂志应该走的方向。

        澎湃新闻：《连线》的设计同时充满科技和人文气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互联网一代都与艺术有各种奇妙的关系。除了乔布斯，和《连线》有渊源的其他人，诸如写《失控》的凯文•凯利、《全球设计概览》的创办人布兰德，都有与东方、与艺术的关系，在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科技、艺术家、迷幻剂、嬉皮公社这些元素的重叠。您怎么看科技与艺术的关系？

        安德森：乔布斯是最好的例子，他意识到人们既需要科学也需要艺术，是第一个融合两个领域的人。硅谷从前太注重科学而忽视艺术，而世界的其他地方又过于重视艺术却忽视科学。我们已慢慢意识到，技术若想进入人们的生活，需要包装以美丽、简单、易懂的形式，而艺术能让事情变得更美。人们需要漂亮、有吸引力的产品。我不是个有艺术天分的人，但因为《连线》的经历意识到，设计很重要，所以会请顶尖的设计师来完成这份职责。我们的无人机项目也有设计总监职位，大部分制造公司都没有。        

        澎湃新闻：您对媒体没兴趣，但我还是想问问，您怎么看近年来媒体行业的困境？

        安德森：这个问题老有人问到。我其实对此有点困惑，因为，这其实取决于媒体的定义。我们现在处于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多媒体的时刻，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读者、浏览者、听众、媒体消费者，也没有因为媒体产生过这么大的现金流。这个时刻这么神奇，简直就是媒体最被上天庇佑的时刻，但人们却把注意力放在报纸上。报纸是在衰落，但其他媒体在爆发，媒体不等于报纸。不是说报纸在挣扎就意味着媒体在挣扎。

        比如我的孩子，他们就从来不读报纸，但会通过读书、翻杂志、浏览网络获得信息。新一代消费信息的方式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