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乐器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编者按】

        《论语》作为一部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古代儒家经典，其中的很多名句我们都耳熟能详。然而你可知道颜回吃饭所用的“箪”是什么东西？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到底是用什么乐器演奏出来的？孔子眼中有益心智的游戏又是怎样玩的？

       

箪：竹子编的圆形饭盒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回住在贫民窟，即“陋巷”。从战国陶文资料来看，“巷”是一个普遍的地缘行政单位，“巷”的下面是“里”。颜回住的“陋巷”，应该是贫民居住区的某个“里”，不是家族合聚，而是孤单的独门独户。

        颜回这样的贫寒之家，生活条件非常差。只有一个竹器“箪”装的饭，一个葫芦瓢装的饮水。“箪”，郑玄注是“箪，笥也”。邢昺说，郑玄注释《曲礼》时提出“箪”是圆的，“笥”是方的。说“箪”就是“笥”，只是为了方便表述，因为二者都是同一类的竹器。竹笥，是用竹子编制的器物，可以装衣服，也可以装食物。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些竹笥，有的装有丝绸衣物，有的装有漆器、铜器，有的装有各类食品。在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圆竹笥”的器物，径长23.3厘米，高5.4厘米，其中装着铜镜和镜衣（见下图）。根据郑玄、邢昺的解释，可以确定，这件圆形的竹笥就是“箪”。这种圆形竹笥“箪”，也见于包山楚墓的二号墓 、江陵九店东周墓 。可知，属于非常流行的常见器物。

左为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箪”，右为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之“箪”

        颜回所用的圆竹笥“箪”，也就是这一形象，其大小、容量，差不多也就是个饭盒。类似于现代人一个便当，拿来吃一天。张光直先生说，当时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就是一些谷类食物和一些饮水。颜回的生活标准，在春秋时代来看，也是最差的一类。在如此贫寒的条件下，颜回却能安贫乐道，这便是历来儒者所说的“颜子乐处”。

        在孔子看来，富贵并非坏事，贫穷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贵可以获取，“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获取富贵，则可以“从吾所好”。颜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贫穷。孔子主张，“贫而安乐，富而好礼”。如果遭遇了贫困，能够固守德性的追求，乃是一种美德。换言之，贫困是一种不幸。古儒并非歌颂不幸，而是歌颂在不幸中仍能捍卫原则的君子人格。

        米塞斯曾谈到，大自然一点也不慷慨，对人类维持生存不可缺的东西，它的供应非常有限。在前现代，财富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贫困中。只有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商品才变得便宜，生产的效率上升，很多会死于前现代的人，在近现代社会才得以获得较有质量的生活 。在孔门中，不仅仅是颜回生活在贫困中，子路也曾感叹“伤哉，贫也”（《礼记•檀弓下》）。甚至孔子也谈到自己有时的贫困状态（“丘也贫”，《檀弓下》）。原宪住在陋巷，漆雕开是贫寒的“工人子弟”，闵子骞、伯牛等人都生活贫寒。甚至子贡的早年，也是“鄙人”（《荀子•大略》），有过贫寒的经历，后来通过经商改善了经济状况。和前现代其他的人群一样，孔门师弟普遍贫困。

        可是，孔子从来未将普遍存在的贫困视为美德之源。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显然已经注意到好的经济状况，更容易让人养成知礼仪的美德，而贫困对人的进德，往往构成潜在的伤害。他也希望颜回能富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称赞商人子贡是簠簋之器。在孔子经济条件较好时，他会努力帮助别人，甚至接济原宪的邻里乡党（《雍也》）。富裕的美德，不但是好礼，更是去扶危济困，帮助弱者。当然，“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容易遭遇贫穷。如果遭遇了穷困，还能坚守住进德的乐观心态，这样的人格，是真正的君子。

韶埙：让孔子忘记肉味的乐器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齐国听闻的《韶》乐，据说是大舜的音乐，孔子对这一音乐的评价是尽美尽善（《八佾》3.25）。此种音乐的特点，正如学者所说：“韶是古乐，音节简单，出自自然，不矫揉造作，有原始质朴的风格。……韶乐的声调，柔和自然。听起来是一片平和气象，可以称得上是尽美尽善 ”。孔子青年时期，在齐国学习这种音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味道。于省吾则根据两件东周青铜器铭文字形中“月”和“日”互用的情况，推测“三月”为“三日”。若是照此说，孔子是几天不知道肉味，而不是几月。

        从山东青州出土的东周韶埙判断，齐地之“韶乐”，很可能为韶埙所演奏之乐。学者认为，孔子在齐国所闻的韶乐，应当就与这种韶埙有关。下图为齐地出土东周韶埙的形象及铭文：

齐地出土的韶埙铭文

        舜的时代，非常遥远而古朴，因此舜时的音乐，也必然是质朴而平和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的乐器，主要有笛、埙、石磬等。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埙，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时代的遗物。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过一件，能发二音。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埙，有两个指孔，能发三音。另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埙，也是两个指孔，能发三音。从考古材料可知，史前大舜时代的埙，应当是那种只能发出简单二音到三音之类的古朴乐器。舜的《韶》乐，必然是音调简单、平和，但有埙的低沉厚重与质朴之美。齐国贵族陈氏，源自陈国，而陈国公族是舜的后裔。因此，通过陈氏，齐国保存了舜的《韶》乐，还保存了演奏《韶》乐的韶埙。孔子在齐国，欣赏的就是这种苍凉古朴，却又厚重平和的韶埙之乐。

韶埙之形象

        先秦的中国人，以古朴、简洁为高尚。周人的祭祀中，礼器崇尚古物，喜用古朴粗陋的古器，却不用当时看来比较时尚的先进器具；周人的祭礼，还推崇玄酒（清水）明水，认为这古老质朴的清水，比用时尚的美酒更高贵；用的音乐，则是《清庙》一类的古老之音，声音迟缓，节奏缓慢，远远没有当时的“流行音乐”诸如郑卫之音那样美妙轻快。所以，魏文侯曾给子夏说，自己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很快乐，听先王的古乐就昏昏欲睡 。

        在孔子时代，社会上一般的流行文化，和现代人差不多，都是“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流行音乐，当时叫“郑卫之音”，通俗易懂，符合社会上普通人的口味，但孔子对这类流行音乐不感兴趣。魏文侯听古乐听得昏昏欲睡，孔子却欣赏那高远、古朴的韶埙，乃至忘记了肉的味道。孔子不会说，要强迫全社会的人都去欣赏韶埙，因为这既是对社会边界的僭越，也是对精英文化的亵渎；但孔子也不会主张，精英就降格到大众的层次，大家都去听《爱情买卖》一类的东西。说你不听《爱情买卖》，就是用“权力”在“压迫”或“规训”人民。在孔子看来，高贵就是高贵，低俗就是低俗，这是一种自然之事实，精英与大众本来就不平等，没有必要拉平。我们精英就是喜欢韶埙，欣赏那古乐的高远、古朴。我们精英不会强迫听《爱情买卖》的人去欣赏韶埙，但韶埙就是就是比《爱情买卖》高贵，这是一个基于自然的事实，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否认。

博戏：先秦时代的麻将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人都有惰性，吃饱了饭，无所事事，大有人在。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恰恰也是不用心的结果，怕动脑筋、想问题。显然，人要进德，用心是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无论是三省吾身，还是退而习礼，甚至于去体会颜子之乐，都需要用心思投入，而不是心智麻木，无所事事，浪费光阴，像宰我那样白天睡觉。孔子认为，你就算是玩一点儿低级趣味的游戏，活跃一下心智，也总比当酒囊饭袋，吃饱了无所事事的好吧。

        低级趣味的游戏，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博戏，一个是围棋。

        博戏，又叫六博，从东周到秦汉都在流行，是市民小民们的最爱，类似于现代人打麻将。六博是由博局、六箸、十二颗棋组成的。双方每人六颗棋子，一般为黑白二色。玩法是“投箸行棋”。还有一种“骰子”，叫“茕”，功能与箸一样，用来投棋。其中一种的棋子是一大五小，最大的棋子叫“枭棋”，代表棋子的首领，在对博过程中，以吃掉对方“枭棋”为胜。也有的玩法中没有“枭棋” 。在曲阜鲁国故城M3、M52、M51三座墓葬，就曾出土过博具 。这表明博戏在东周的鲁国社会中，确实是一种流行的大众游戏。

左为四川新津出土汉代画像砖博戏图，右为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博具

        “弈”是围棋，时代极其古老，很可能产生于史前时代。目前出土发现最早的围棋实物，是西汉早期阳陵遗址中的一件围棋棋盘，是利用一件铺地方砖刻画而成，线条扭曲不直，属于临时随意加工而成。显然，在工地上随意地用一块地砖划几道扭曲不直的线，就用来当作围棋盘下棋，如此随意，自然是当时工地上工人休憩时的娱乐工具。但这也表明，在当时的社会，围棋还没有登上大雅之堂，还在最底层的民众中间流行。只是到了魏晋时代，围棋才上升到士人精神的自觉层次，有了韦昭写《博弈论》，曹摅的《围棋赋》，甚至将围棋称为“手谈”，视同清谈，被纳入到士人内心自觉的系统中，只有这以后，围棋才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西汉早期，围棋只不过是大工地上劳工们稍作休憩的粗糙娱乐，在更古老的先秦时代，也大致如此，流行于底层社会，不登大雅之堂。

        在传世文献中，博弈两种游戏，有时候还会与聚饮酒等低俗活动联系在一起。如上博简《容成氏》简45中，就说商纣“厚乐于酉（酒），尃（博）亦（弈）以为槿（嬉）”。在先秦时的人们看来，酗酒、玩博戏、围棋，都是类似的堕落游戏，因此都加到商纣身上。从这里也可感受到，“博弈”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何等的低俗和受到轻蔑。

        孔子举了他生活时代最两种最鄙俗的娱乐活动为例，来说明即使是沉溺于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也胜过了麻木无所用心，当酒囊饭袋混日子的状态。这也表明，在古儒看来，当酒囊饭袋混日子浪费生命，是比低俗的智力活动更大的罪过。余英时先生曾以十七世纪英国清教伦理为例，他们认为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恶，睡眠过长是极不道德之事，人在世间尽职必须勤劳等，这些精神均与唐宋之际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学的精神转型颇有类似处。尤其是宋代新儒家，不浪费光阴，不说闲话、不问闲事，不可懒惰等观念，均与近代韦伯强调清教伦理颇有相似之处。余老所论，颇具深厚的历史穿透和洞察力。而笔者所强调的则是，宋代新儒家诸如朱熹强调“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等精神，其实也同样与先秦古儒思想有密切联系。孔子早就指出，浪费时间是错误，在世间“吃了饭后”，也很有必要“做些子事”。

        （本文摘自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