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法国的宗教狂热与暴力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流血的巴黎，新教徒的噩梦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

        这天夜晚，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究竟是何种压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

        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常常死无全尸，衣不蔽体，被抛至塞纳河中。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

        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婴儿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抛至河中；老少全家灭门，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晓前，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钟声响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钟声传播开来。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与火枪开火的声音。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证。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

画家François Dubois描绘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画中加斯帕尔·德·科里尼的尸体被悬挂在窗户上（画面右后方），而在画面左后方凯瑟琳·德·美第奇出现在卢浮城堡上观望。

        然而，这场屠戮也没有给我们天主教徒带来往日的兴奋与狂喜，因为这一场景委实过于恐怖，过于悲惨……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着白色十字架，左臂缠着庆典时佩戴的袖章。当时的接头口令是“天主万岁，国王万岁”，以便能够辨清敌我。

        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临产妇女被处死：这是一位衣着华贵、“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尽管她不断哀求，但却仍被剥光衣服，除下首饰，身中数矛后被抛至塞纳河。他写道：“在她倒下的时候，我还看到腹中胎儿在轻轻蠕动。”

        巴黎大批新教徒因这场血腥的屠杀而丧命。他们虽然在巴黎这个拥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数，但在屠杀前也有几千人。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无法相信当时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与立场的不同，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也相差甚远，一些人认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达十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

        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至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这便是当时的人对1572年8月24日的记载所留下的回忆。巴黎画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离巴黎，到瑞士避难，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他的一幅油画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满暴力、仇恨、野蛮的凶残杀戮场景。

大仲马在1845年根据这段历史并结合了浪漫和冒险的元素写了《玛戈皇后》，法文名为La Reine Margot。这部小说被翻译为英文版，名为Queen Margot。1994年同名电影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天主教的胜利：这个王国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

        1572年8月24日是塑造了法国的一天？毫无疑问。首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从根本上打破了新教徒抱有的令王国改宗的愿望。法兰西不会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而在悲剧发生前，人们尚无法做出如此明确的判断。特别是在16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在宗教上的走向尚不明朗。新思想在彼时拥有强大的吸引力。

        布莱兹·德·蒙吕克承认他也曾受到诱惑，他说道：“并不是说好人家的儿子就不想尝试一下。”许多人因为精神上的渴求或仅仅出于好奇心而参加了巡游牧师的讲道。此时的新教徒将查理九世视为约西亚，后者是犹大国的国王，恢复了对唯一真神上帝的崇拜。他们通过改变“查理·德·瓦卢瓦”的字母顺序，提出要“驱逐偶像”（Va chasser l’idole），这里的偶像自然指的是天主教的偶像。

        自1562至1563年的第一次内战伊始，新教徒的宏伟梦想就遭受打击。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天主教徒的排斥、期盼王室短时间内皈依新教的幻想破灭、愈发不安全的局势、穿插着脆弱的缓和时期的多次迫害，所有这些因素逐渐侵蚀着新教徒团体，至少在新教徒孤立且数量稀少的外省的情况便是如此。其中，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新教徒感到越来越难以正常地从事他们的职业，他们在冲突爆发时经常被迫离家离职，否则就有被逮捕的危险，然后在和平时期返回，但在寻回其财产和职位时又会遇到无数阻碍。因此，他们对是否归回主流信仰迟疑不决。

        但是，在1572年之前，胡格诺教徒经历的数次考验没有任何一次像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样悲惨。在发生屠杀的城市中，新教徒伤亡惨重。许多幸存者灰心丧气。让·鲁耶便是一例。这位巴黎的呢绒商人在1572年9月22日寄给他在阿尔比的两位同行的信中写道，一切都结束了，“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再也不可“徒抱与之相反的毫无意义的希望”。他对两位同行提出了一个不再带有任何幻想的建议：每个人若要保全其性命与财产，不至忍受贫穷，就需要信仰天主教。他总结道：“如果你们不采纳我的建议，你们将一无所有，你们和你们的房屋——从地板到屋顶——只会落得丧命和被摧毁的下场，相信我。”

        大量新教徒在屠杀后放弃了新教信仰，而不愿屈服的新教徒则被迫流亡至“避难”国，法国新教徒数量锐减。16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新教徒的数量约为200万人，及至宗教战争末期，他们的人数减至约100万人。在法国北部省份，新教徒数量减少的情况更为明显；而在法国南部地区，新教团体的根基更为牢固，因此情况要优于北部，并且在宗教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活力。但自此以后，他们只是人口中的少数，一批虔诚且对其遭受的不幸念念不忘的“余下的少数人”。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后，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视察成堆的尸体。

恐怖事件后的反思：宗教分裂时期需要什么样的君主制？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也对君主制的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常常以为，宗教战争仅仅是一条线性进程中一个血腥插曲。这一进程的开端约始于15世纪末，其必然结果是路易十四式的绝对主义。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受并不足取的决定论控制的宿命论观点来看待历史，同时，这种观点也没有看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使宗教分裂蕴含的一个核心问题显露出来：为了使类似的恐怖事件不复出现，君主制应当是绝对君主制，还是应辅之以限制性的机构，甚至抑或如反暴君派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样，应当服从于一系列由三级议会制定的法律，成为打开通往立宪制之门的契约君主制？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使局势明朗化。它使得直至彼时仍局限于胡格诺派内部的讨论出现了极具戏剧化的发展。观点的交锋因大屠杀引发的达到极点的激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回响，但同时它也受到了恐惧感的干扰。大屠杀中的大规模动乱与之后出现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令人们意识到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存在的必要。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那就是：定期召开三级会议且将三级会议作为共同立法者的契约君主制在宗教分裂时期藏有颇多隐患。1576年布卢瓦三级会议上围绕立法方式的精湛讨论表明，代表对他们的选择将带来的政治后果一清二楚，亨利三世及其参事同样如此。天主教神圣同盟过分的行为最终使天平倒向了绝对权力的一边。王权不再受任何机构的限制，仅受制于国王一人遵从上帝的戒律与某些基本法的意愿。

        同时，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还提出了国王责任的性质与影响的问题。国王根据所拥有的特别司法权决定处决科里尼及其副官，因此个人承担了这一事件的责任。国家的危险处境能否成为采取有违伦理与一般法的特殊措施的理由？

        胡格诺派在1572年8月24日的处决中看到的是暴君的行径，应当受到神与人的处罚。他们认为臣民有义务审查君主的命令是否符合公正的原则：若他们判定命令是极不公正的，就应意识到该拒绝服从。这对有效地行使王权而言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即便这一审查权仅仅属于那些能够代表被统治者的人。天主教徒的反击——特别是在查理九世去世时——预示了法国君主制日后为避免这一危险而将要走上的道路，即将君主之人神圣化的道路。君主被象征性地置于超人类的区域之中，而民众的审判难以企及。

法国国王查理九世

        对国王的过度神圣化没有阻塞因出于解决危机之愿而出现的其他政治走向。内战期间实验的种种解决方案使政治与宗教领域的分离成为可能。这些方案推崇公民的概念，用以和信徒相区别。它们播下了国家世俗化的种子——从南特敕令中便可见一斑，与不断增强的国王神圣性悖论地并存着。因此，对1572年8月大屠杀的思考促进了接纳宽容的艰难过程，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它还加强了被统治者抵制专制与限制统治者行为的权力的合法性。此外，它使得对合法服从的条件的重要讨论更加明晰，合法服从应与个人意识的要求相一致。

“塑造了法国的一天”：大屠杀的遗产和历史记忆的义务

        但是，1572年8月24日产生的这些积极影响几乎没有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因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在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一席——这也是大屠杀“塑造了法国”的第三点证明。

        大屠杀经常以反衬作用的形象出现。加布里埃尔•诺代在1639年称其为一种成功的政变模式，在此后的启蒙时代，它甚至逐渐演化为不宽容的象征。伏尔泰写道，“最能说明宗教狂热的事例莫过于巴黎市民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争先恐后赶着去残杀那些不肯去望弥撒的同胞，把他们扼杀，又从窗口里扔出去粉尸碎骨，剁成万段。”天主教会与总体上的天主教教义因有蒙昧主义之嫌而被送上了被告席。在这种意义上，一种反教权、世俗的、伏尔泰式的法国成为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继承者。

        19世纪，天主教徒尝试阻挠这种不利于天主教会的大屠杀形象的传播。例如，他们试图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作为米迦勒德大屠杀（la Michelade）的对立面，后者指新教徒于1576年圣米迦勒之日在尼姆对天主教徒的屠杀。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德·拉莫特的小说家于1864年写道：“新教徒的米迦勒德大屠杀是一场流产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比1572年大屠杀更为残酷。因为它（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仅仅是一次突然的血腥报复，其恐怖在某种程度上尚可容忍，而米迦勒德大屠杀则经过了冷酷、长时间的筹划，新教徒无所顾忌，他们并非因害怕导致慌乱才发起屠杀，也不是像天主教徒的类似情况，因此没有任何借口。”甚至在1572年8月24日的四百周年纪念之时，在法国南部一些新教徒数量较多的地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会借米迦勒德大屠杀或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在暗中相互指责……

        这种试图为1572年天主教暴徒寻找减轻责任情节的努力没有改变自启蒙时代以来大屠杀的形象，它已被集体意识内化。天主教会自身在20世纪末出现的“悔改”潮的推动下承认罪行，在1997年8月24日世界青年日为大屠杀遇难者举行周年弥撒，但这一主动承担某种形式的罪责之举实为谬误。

        从更广的角度看，如今的趋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逐渐在法国历史一系列黑暗的时刻中占有一席，这些黑暗时刻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够教育人们承担起“记忆的义务”。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人们直至近些年仍然坚信，类似的野蛮行径属于过去世纪中的凶残兽性，无法想象这样的一幕在文明开化的时代重新出现。

        现在，团体间紧张关系再度出现，令人们又一次开始担忧“文明”对暴力失控的约束力。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第二阶段——大规模屠杀阶段——是一个由他者的恐惧造成的悲剧。人们在这种恐惧感的煽动下，将差别当作威胁，特别是将宗教的他异性与暴乱混为一谈。有人写道：“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的他者。”这种恐惧与焦虑、这种视角的扭曲，难道不是随时会死灰复燃么？这是1572年8月24日的悲剧提出的一个时至今日仍然有效的问题。

        （本文摘选自[法]阿莱特·茹阿纳著，梁爽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