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评《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反思对华认识，但还不深入

        过去30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得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西方却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本《我们误判了中国》，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了这种反思。

        记得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2014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是两个原因导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我们误判了中国》中的许多认知也源于这两大事件。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从该书的访谈来看，中国至少做对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经济学家鲍泰利如是说：“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和保护好环境。”他还说：“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寻求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其他政治体制的缺陷也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要求中国政改的声音也因此变弱……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20世纪70年代第五个五年计划引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最近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一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大政方针，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迹中的精髓。”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也这样评论：“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令美国人钦佩，中国强调内部和谐，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欣赏。”

        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上，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伦敦大学的麦克莱伦教授也认为：“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所表现出的能量，经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总是批评中国是专制主义，但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

        与中国的迅速崛起相比较，西方显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记得西班牙前首相费利普·冈萨雷斯2012年访华后，曾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感叹：“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本书中，“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也坦承，他没有料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他认为“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

        西方学者普遍对美国“极化政治”深表失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国会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几乎不再相互往来，而两党议员越不交往，就越难以进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学家鲍泰利在感叹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后，表示“希望美国主要两党能够再次学会合作。这需要双方有妥协的意愿，转变政治思考方式，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各自党派利益为重。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功能障碍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还强调，“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国际竞争力下降，财政和金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发展与和平，适应其他大国的崛起等。”

        对于中国的持续误判，也是西方学者反思的内容之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说得很直白：“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金砖之父”奥尼尔认为：“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标尺。”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谈到了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导致的对中国的误判，认为“谈到中国的时候，所有我们学过的有关共产主义体制的知识都一文不值。中国现在当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极高的政治精英。我们必须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敬佩的一点是，他们在过去的20多年里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保持了稳定。这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细心的读者也能看出，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

        总之，该书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许多内容值得慢慢品读，它可以启迪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西方主流学者和智库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解读能力究竟如何，其长处和短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其短处，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的崛起。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