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沙龙｜数字未来社区，怎么设想，如何实践（上）

随着ICT技术发展，数据和信息在城市中无处不在。复杂的城市网络，包括信息、能源、交通、医疗、教育、消费等要素网络，促使城市向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变。相应地，数字城市与未来城市的讨论与实践愈加热烈，并延展至社区空间与组织层面的人本尺度。国家与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均对数字社区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提升数字社区治理能力、数字赋能社区创建幸福家园等专项内容。

同济大学近日组织了一次以“数字未来社区”为主题的论坛。通过研讨数字赋能未来社区，从不同层面解读未来社区的发展。同时站在多学科视角，思考教育和实践，进一步明确未来教学、实践与科研方向。这些不同学科教师的想法，可以给城市社区管理者、从业者和学习人员以很好的启示。

2020年9月，上海人行道上。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对数字城市和社区的认识

杨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区，近几年在上海、成都等特大城市也参与了一些社区更新和品质提升的实践。“数字社区”是社区研究的新课题，对此我有三点认识。

第一，在当前城市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如何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置一直是规划学科关心的问题，数字技术无疑可以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第二，数字社区可以帮助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更方便地享受医疗，教育、文化、公交出行等公共服务。第三，数字技术可大大提升社区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目前上海黄浦区、浦东新区等社区已经在老年人看护、垃圾分类和社区安防等方面打造了不少智慧场景的应用。可以预想，未来会有更多居民体验到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刘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主要关注数字孪生和各种城市问题的研究。通信和计算机等技术领域较为关注物联网设施、城市基础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等，重视研究新技术的发展潜力。而站在规划角度，更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应用新技术。以大数据位置研究为例，计算机等领域着重考虑位置的准确性研究；而城市规划则更注重相关性研究，拿到数据后，更多是考虑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支持规划决策。

数字社区体现了规划与科技的结合，并给公众提供交流交互的数字化平台，例如面向现实场景的VR和AR等。通过交互技术可让居民进行便利的互动，从而辅助社区规划。这种交流互动的成果，或能有效地促进社区发展。

翟宇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公园、游憩与健康。从景观学的角度认识数字社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描述层面，用数字去描述物质空间及空间对行为与感知的影响，如对城市开放空间中的行为和心情的相关定量研究，基于微博数据的情绪分析等；第二，学科发展层面，数字化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评价设计及设计的影响；第三，关于实践，数字技术已大量应用于城市开放空间，例如，可测量使用者生理指标与运动量的智慧公园，这些技术为传统规划设计带来了新方向。

但是，对数字社区的发展也存在担忧，怎样认识未来脱离物质关系的虚拟社区，或完全基于数字化的社区，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2020年3月，上海郊野。

晏龙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更关注技术的影响，揭示技术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首先，数字社区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进，是为了经济发展所做的新的推动。借用MIT Carlo Ratti教授的话：“不应去预测未来，应该去创造未来。”同样，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应以问题为导向，投入实践，实现自身擅长的场景设计。

赵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社区发展和社区规划。我认为数字是手段，而智慧是通过技术手段达成的目标。现在数字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存在差异，数字发展快于人的发展，以至于数字技术无法切实服务到人。比如：数字化管理的平台都是技术人员，对城市运行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应对规划相关问题，数据采集后怎样用于治理？如何服务到不会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社区的温度和数字以及智能化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研究技术推进时，人机互动环境应建设得更友好，让技术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

此外，还要注意可持续能源系统的重要性，如李京生教授提到过，技术和数据需要能源支撑。为了维持运转，我们应关注整个能源系统的可持续。

邵钰涵（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视觉景观的评估。数字未来，首先是一种从决策者到社区学习者的身份转化，我们要做“大脑”，就必须进行数据的学习，知道需要哪些数据，怎样用，如何决策。这要求我们多与数据方交流。他们的诉求和我们不同。

以景观为主导的城市设计，讨论城市更新问题时，要从土地中梳理出留白空间，加强对绿地的管控。城市中对绿地更新系统的建成，除了空间设计和场所营造以外，还要考虑景观更新设计是一种持续性的策略。在我的理解中，景观不同于建筑和规划，是嵌于两者之间的衔接，需要关注到留白，不能全部开发，应权衡自然和公共的关系，在自然主导和公共主导之间把握一个度。

2020年5月，上海外滩。

沈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模型以及空间分析。在英文中，数字的（digital）和数字化（digitized）不同，前者存在可见的主体，后者孪生于虚拟空间。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我们的重点。

各种技术改变了传统社区的结构及其定义。社区不再是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社会的空间投影。比如，行为大数据可能会帮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社区，而社区的边界、大小和结构都会被技术重构。比如，我们可以将社区边界理解为本地人与非本地人社交模式转换的地区，用空间分析手段勾勒的不同人群画像，并识别他们的互动模式与空间投影，可能会挑战传统社区单纯依赖于物理空间的界定。因此，社区的空间边界也许不再一成不变，不同时期，不同人群构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出行行为模式等，会不断更新我们对社区的理解。

当前的数字社区，更多是基于被动感知系统，缺少主动感知系统。未来新的数字社区形态应该会更多介入主动感知，例如一些传感器或用户APP的使用。同时，隐私计算将成为主流，尽量少用原始个体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将城市计算在个人终端完成一次封装，来保证个体用户隐私数据不被泄露，却又获得群体算力。这将使得数字社区能更快速响应瞬时需求。当中，政府也许不再总是主导，而是参与者之一——或许不存在主导方，而是各方通过各种社区交互的协议共同参与治理和建设中。

数字社区需要多学科参与，而并非一个学科的义务或专长。此外，数字社区也会影响传统的规划设计，改变传统的空间设计语境，比如，非空间的超链接会使得空间设计的叙事性重构。面对新的对象和新的叙事结构，原先较为静态、低频的规划设计会转向新的、数字化的、动态高频的规划设计。

2021年1月，上海商业街。

刘洋（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讲师）：我近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增强的城市决策支持系统。我认为当前智慧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方法和与之配套的工具，来创造一个高性能的城市系统，以应对人口增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等多方面挑战。当今的城市基础设施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决策过程，却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决定着城市发展命运的决策形成过程，缺乏数据和实证支撑，而这些数据和实证是预测城市性能和复杂的人的活动的关键。当前的“数字城市”和“智慧社区”物联网技术关注对现有系统的优化，而非足以应对上述挑战的颠覆性的新策略。我所参与的Cityscope城市视景平台就提供了在新策略新工具方向的探索。

刘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智慧社区分实验中心负责人 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主要致力于智能可持续的建成环境研究与设计。数字社区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西海岸出现到现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合、从ICT基础设施实施到社区全维度管理的发展与演变。提升网络基础设施赋能社区效率，创造高品质生活、生态环境、创新机制，发挥以个人与组织联动的优势是数字社区的全维目标。就目前看，线下空间的重要性不会马上消失，人们仍对活动、交往有需求。公共活动空间会凸显更多元的线上、线下融合的使用价值。

尽管数字化为社区赋能方便居民生活，但数字化对社区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有时它严重压缩了人的亲子、家庭、社交的时间与空间。数字社区核心不在于信息技术应用本身，而在于技术成为方法来提升社区经济与社会活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讨论参与人：

刘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党委书记；景观学系 教授；上海市地理学会常务理事

王桢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党委副书记；建筑系 教授

张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青年教师联谊会 理事长；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赫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刘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刘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讲师

沈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助理教授

邵钰涵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 副教授

杨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晏龙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助理教授

赵蔚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翟宇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 副教授

记录人：刘泽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