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从风险社会理论中，城市管理可以学什么

        2015年初始，慕尼黑大学的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的知识界。《南德意志报》称其为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知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时代周报》将他视作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而《明镜周刊》则花了较长篇幅来讨论他的学术成就，并将他和哈贝马斯并且为德国仅剩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哈氏年事已高近年来甚少发表新作，故贝氏的突然离世可能导致德国批判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事实上，以“风险社会”理论闻名的贝克教授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巨大的影响。邀请他担任长期讲座教授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悼文中提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独创和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学说深入影响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包括城市研究和城市管理等。

        巧合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悼文中也提到，贝克教授原定今年2月所作的讲座正是“世界城市的蜕变”的主题。很遗憾，我们已无法听到他本人对这个话题的论述，但回顾他的理论学说，对城市管理或治理具有颇多启发。

        风险社会、世界主义与反思性政治

        贝克教授在1980年代开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从字面意义上，读者也许就可大概猜出其所指，即，当时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整个欧洲都陷入一种对科技发展的焦虑中，现代社会处于一种随时可能面临未知风险的状态。在《风险社会》一书的德文原版中，有一个清晰的副标题是“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不知何故，中文版的翻译只保留了其主标题，故而容易使人忽略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实际上，贝克把科技看作现代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在所谓现代理性的推动下，后工业社会将会发生越来越多的不可预期或不可控制的制度性风险，包括生态破坏、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等。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并非偶然，哪怕是自然灾害，往往也与人类自身的活动影响有关。所以风险的本质是，制度发展到了人无法掌握的地步，这也是现代性（Moderne）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克继承了马克思、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思想传统，延续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然而，贝克的理论分析并未仅停留在批判层面。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现代性风险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会对全体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所以，在风险社会的世界，我们不能把全球化（Globalisierung）看作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成的系统，而是一个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的人类共同体。他主张，政治和社会科学都应改变其认识论的基础，我们不应局限于某一个单独的国家、文化或社会的范围，而应将人类的问题整体性地考虑在一起。

        贝克的很多研究集中在全球化和政治分析领域。他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秩序，已不再建立在经济分配的基础上，而是由风险分配的机制决定的。所以，风险社会中的政治比商业具有更重大的责任。政治必须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同时要具有反思性的能力，不断地对制度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调节，才能摆脱僵化的体制束缚，从而规避制度性风险的发生。

        在风险社会中，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

        正因贝克对现代人类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整体性反思，他的学说才被各个不同的领域重视，启发了很多社会研究和实践项目。在城市管理的理论和经验中，已有很多人提到风险意识的问题。而灾害危机的防控和处理，也成为了城市管理专业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根据贝克的理论思想，后工业时代的风险显然并不能等同于灾害。笔者认为，贝氏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些更为深远而艰巨的挑战：

        1. 公共风险分配为导向的城市管理理念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现代城市管理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一般而言，城市管理者重视的是城市的良性发展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都依赖于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所以，传统的城市管理都是以公共资源分配为基础的。

        但是，正如贝克指出的，风险分配机制决定了风险社会的社会秩序，而且政治比商业具有更重大的责任。原有的资本主义市场固然有市场的风险分配和惩罚机制，然而，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效应使得风险的破坏性被无限扩大，灾害一旦发生，其后果往往不可逆，市场和民众也无法承担，比如核泄漏事故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食品安全对公共健康的伤害等。所以，公共管理者在风险社会中的责任巨大，必须在制度安排上防止风险发生。因此，城市管理不能仅以公共资源分配为基础，还必须以公共风险分配为导向，在规划和日常管理的理念中充分考虑风险的分配机制。

        2. 城市管理的思考尺度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社会分工的细化，而无论在怎样的政治体制之中，城市管理者在实务操作中，也越来越发辖区化和职能化。但是，上文已提到，风险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基础。今天，城市中发生的风险，可能不是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全球气候变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事实上，2014年的全球气候大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国家首脑会晤之外又召开了一个全球市长会议，他们试图在城市之间达成一个协商共识，展现共同解决全球暖化问题的决心。

        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突破，今后可能会有更多在城市层面的国际合作，因为地球上很多城市发生的问题是互联互通、相互影响的，需要灵活的地方管理者共同携手面对。所以，风险社会要求城市管理者改变其工作思考的尺度。

        思考尺度的改变包含两个面向。

        第一，是贝克提到的“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城市管理者不能仅从自己的工作职责，或自己所属的政党、信仰、国家和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主动地去学习、交流和理解“他者”的知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思考城市的问题。

        第二，是改变城市管理在时间轴上的尺度，即城市要解决的并不是短期内的风险，而是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已有了不少的成果，笔者不在此赘述。总之，今天的城市，面对的是一个在人口、商品、资金和信息等方面流动性很高的地球村，城市要面临的风险很可能是外来因素导致的。因此，城市管理者在工作中要处理的是本城市的问题，但必须具有扩散的思考尺度。

        3. 弹性的城市管理机制

        “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最显著的特征，而且，贝克很明确地指出，这种无法确定的风险发生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制度发展到了人们无法掌握的地步。因此，城市管理的机制设计中必须保持一定弹性，以应付潜在的未知风险。

        具体说来，在现代城市管理中需要考虑：1）利用智能化的信息数据的分析和交流渠道，包括日趋成熟的大数据的系统，掌握动态信息，而非在固有的经验之中进行决策；2）在按照职能划分的传统科层制基础上，建立跨部门的项目制管理的机制，这样才能在重大事件或灾害发生时，形成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3）引入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模式，这不仅因城市管理服务的对象最终是民众，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开放的系统之中才更有可能发现和规避潜在的风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城市管理者的智力和能力都有限，只有引入包括市场和社会在内的多种力量，才能完善制度在城市生活中的运行效率。

        其实，按照贝克的理论，“不确定性”也许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困境，只有增加城市管理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才有可能快速有效地化解风险。

        4. 增加城市管理中的“反思性”

        正如笔者上文强调的，“风险社会”理论，其实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贯穿贝氏学说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后工业社会中的“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社会思想家，很多人都对现代理性的悖论产生过焦虑，即越是追求合理高效的社会制度，制度反过来会禁锢甚至阻碍人类的发展。贝克指出的一个方向是，人们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这种反思包含了关于科技、伦理、价值和制度等各方面，这样才能提高对风险的敏感度，并完善人类自身的发展。

        所以，以上三点挑战，最终都直指“反思性”的要求。城市管理者肩负着维护城市社会发展的重任，若要避免风险的发生，就必须提高对于城市整体发展的理解，并建立持续性的自我反思的意识。

        [作者系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城市研究（社会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