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查理，可以吗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面对面却相互仇恨。

        查理杂志社袭击案使这种距离的存在，突然间显示出来，刺疼人们的眼。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恩怨故事可上溯千年，从来不缺乏相互屠杀的情景。但是，除了边缘地带的交叉争夺，比如君士坦丁堡之围、十字军东征或摩尔人格林纳达的陷落，两大文明基本上各安于地中海之一侧，自成体系。如同大土耳其苏丹给欧洲国王的一封信里所说：“本苏丹对欧洲两头猪之间的争端不感兴趣”。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鄙视也罢、憎恨也好，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太遥远了，远的不值得放下手里的生计。

        今天的情势则大不相同。笔者八年前曾在德国南部一个小城学习，只记得满街的土耳其移民，路边到处是土耳其水烟店和Döner（一种土耳其肉夹馍）店。其实整个西欧都是如此，许多穆斯林移居基督教的老家，在法国和德国各占约5%和10%的人口。穆斯林和基督徒朝夕相处，两颗心的距离，忽然变得无比重要。

        惨案发生后，关于言论自由、文化多元、移民政策、伊斯兰国等的讨论井喷。这些讨论都涉及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但都无法解答事情为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在此时此地——两教的冲突已经上千年、穆斯林大量移民欧洲已上百年、巴以冲突已60多年，为何仇恨的这次爆发却在这一年？正如集体心理学、现代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等研究视角可以解释集中营、大屠杀、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的某些方面，却回答不了为何它们都集中发生于20世纪以降。

        人们习惯于从微观层面来理解问题，但是世界常常需要结构性的理解。

断想刀笔

        作为对袭击的抗议，欧美民众举着笔哀悼受难者。笔的特写成了一种符号，象征言论自由、民事力量、观念宽容，令曾经作为杂志编辑的我亦颇为动容。但是任何符号都有着定向的意蕴表达，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从起点上就已经违背了宽容与反思的精神原则。

        笔从来不代表单向度的价值。“武人之刀，文人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明代李渔如是说。笔能起钟鼓礼乐的功能，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笔也能乱是非，力量甚于挖掘机，故北齐魏伯起说“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即使在今天的西方，笔的危害也引起人们的警惕。人们熟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却未必知道诸多州宪法都特意加上了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条款。德国宪法个人权利的第一条不是言论自由，而是人格尊严不可侵犯。明白人都知道，言论是武器，有时更甚于枪。

        经历过“印刷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战，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似乎更应对笔的价值保持敏感。因为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笔在多数时候依附于权力和金钱。所谓历史的书写，往往将受侮辱、受损害的隐于晦暗的幕后。这比暴力的统治来得“高明”，因为它总是以一种高尚、普遍和进步的道德姿态出现，却像卡夫卡的“城堡”一般似近却远，像唐吉诃德的风车一般令人欲搏无门。

        于是，葛兰西发明了一个概念，“文化霸权”——在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当人们如何思考都被驯化以后，他们就失去了反思和反抗的机会，余下的只有任人摆布的命运。所谓言论自由，在国家立法和暴力机器面前，在资本的豢养和赎买之下，无非只是帮凶或遮羞布。而在无权无钱者眼里，它是无所不在的霸权。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异类帝国苏联的解体，文化霸权也覆盖了全球。

        反抗者，无论是罗马帝国压迫下的不列颠王子，还是今天山河破碎的中东人民，既无法抵抗强大的军事机器和经济体系，更没有用笔来辩驳的能力——须知笔的“火药”十分昂贵，它由金钱、意识形态霸权和信息垄断打造而成。

        不久前，笔者听了美国国安委前官员莱弗里特博士夫妇的演讲。他们讲到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就在沙特秘密培训武装分子，并投送到阿富汗去诱发苏联的入侵；讲到美国在伊朗追求独立的路上处处为难；讲到美国为了保证石油美元结算、给自己和盟国获得廉价石油而扶持沙特石油家族，长期压制某些穆斯林派别。生活在中东的人们，眼看国家被拆散重组，政府被颠覆扶植，教派被分而治之，经济被制裁剥削，他们要么附着权力，操一口流利的殖民话语，要么无声地埋没在由笔定义的历史中无人知晓，一切的爱和痛都成为人类文明的边角废料。

        《查理杂志》的编辑不是霸权者。也许，他们本身就是用嘲笑来抗议这个霸权的一群顽童。不幸的是，他们终究被（误）绑在了霸权者的战车上，成为牺牲品。

反省结构

        惨案背后，存在着结构性根源，即世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而高明的笔，总是善于用表象掩盖实质，比如亨廷顿的如椽大笔，将世界冲突化妆成文明的冲突。更多的西方思想大咖，则重复着制度决定论的腐朽神话。可怜的是，霸权之下，受压迫的人们大多也相信这些神话。

        现代世界体系始于美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终结了“自然国家”的历史，开创了宪政国家的时代（参见笔者发表于《东方早报》2013年6月21日文章）。其立国精神之一，是《独立宣言》中所说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到，杰斐逊笔下的这个“平等”指的是群体的平等，即作为群体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建立平等的国家的权利。但是在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最晚到林肯的笔下，它被解构为个人的平等。

        美国的宪政发展，是以抛弃杰斐逊的启蒙观为前提的。从杰斐逊到小布什，完成了一个从人道普遍主义到霸权普适主义的封闭回路。基于普适性的自然法观念，美、英、法建立了一个文明高地，特别是美国，自诩为“上帝的圣城”。但是高地一旦建立，就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别的地区要么靠拢而成为“文明”，为宗主国输送经济供养和政治忠诚；要么自甘“野蛮人”身份，成为被消灭、改造的对象。

        这造成一个结构性矛盾——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国内较好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和福利，是以在世界上造成系统性的不平等为代价的。纵观美国历史，美国外交和战争手段的主要对象就是各种形式的“独立性”，即任何民族、国家或宗教、文化群体，如果想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下追求独立性，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正如一位拉美独立领袖所叹：华盛顿、杰斐逊开创的美国亲手扼杀了拉丁美洲的华盛顿和杰斐逊。

        德国思想最早显示了这个矛盾带来的身份焦虑：从歌德、席勒、赫尔德、斯宾格勒到康德、黑格尔，一方面羡慕启蒙主义的光明，一方面忌恨普适主义的霸道。德国道路、俄国革命、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和左翼政权、伊朗的宗教共和国以及今天的所谓“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都是这个逻辑之藤上结出的果。无论这些果是甜是苦，是善是恶，它们多少有着共同的味道：追求独立自主。因而它们也遭遇了共同的命运，遏制和围剿。它们面对的除了枪炮，还有意识形态，和笔。

        面对意识形态霸权，能怎么做？大体上，反抗者有两种手段：一是“粗暴地讲道理”，像马克思那样，把世界的真相残酷地掀开；二是动粗。今天的世界“先知”——西方思想——握有最精良的武器，你服从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你背离他，就会过的很惨，甚至被先知的武器所消灭。那么，中东宗教极端主义的各种先知们，既然没有讲道理的资格和机会，那么动粗拼命就不是稀有的选择了。

        这里无意为恐怖主义洗白——动粗也要有底线，“查理周刊事件”无疑逾越人道的底线。恐怖主义必须打击，没错，但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于“恐怖主义即对全人类宣战”（且不说谁能够代表全人类），而我们的反应也仅仅是树立“暴力和言论自由”的二元对立，那么我们只会离问题的解决更远——因为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太多元，而是多元太受扼杀。

        历史上的宗教边界已经不存在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已经相互渗透、犬牙交错。不可能再有下一次十字军，如果有，只能是短兵相接的悲剧。倘若要避开这悲剧，则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应该警醒霸权和文化霸权的诱惑和危害，既要反对枪的屠杀，也要反对笔的蛮横（再次强调，并非特指《查理周刊》）。

        最后，申明一下：我不是查理，也不是恐怖主义同情者。这样，可以吗？